許沖
三、歷史省思：“斯科比危險的可能性尚未過去”
1945年 8月 11日，毛澤東在其親自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日本投降后我黨任務的指示》中指出：中國“斯科比危險的可能性尚未過去”（《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2冊，第 608頁。）。以此告誡全黨，即使在取得抗日戰爭勝利這樣的時刻，仍然需要對斯科比性質的事件保持清醒認識和高度警惕。這個防范於未然的警告，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七大以后中共對美政策乃至新中國外交政策的走向，而且對今天應對國際關系領域中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新干涉主義仍有警示意義。
縱觀“斯科比事件”發生前后的史實可以發現：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曾多次向美方傳達善意的告誡，借以尋求建立與美的合作關系，並警示美方切莫干涉中國內政。如 1944年 8月，毛澤東在與謝偉思的談話中，就表達了中共的期待：希望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與美進行戰時及戰后合作，尤其是在軍事和經濟層面上。“（美國）無須擔心我們不給予合作。我們應當合作。”（《1944年 8月 27日的報告》，《亞美文件：中國大變動的線索》，美國國會 1970年，第 787頁。)11月 8日，毛澤東在同赫爾利的談話中也提出：“希望經過赫爾利將軍的努力幫助，中國局勢能有一個轉機”，就是“從破壞團結、破壞戰斗力、破壞民主、和同盟國關系搞不好的方向”上面徹底地轉變過來。（《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1冊，第 601頁。）即便赫爾利採取了更傾向於蔣介石的做法，毛澤東和周恩來也不忘告訴美方：“我們毫無與美方決裂之意”，但也“希望美方朋友不要硬拉我們”去做違背中共原則立場之事，即“犧牲聯合政府，犧牲民主原則，去幾個人到重慶做官，這種廉價出賣人民的勾當”。（《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1冊，第 648頁。）及至 12月 15日，毛澤東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務》講話中，仍然將配合美軍登陸中國沿海作戰、“配合同盟國打倒日本侵略者”，作為 1945年“我們唯一的任務”。（《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1冊，第 657頁。）在謝偉思回國之前，即 1945年 3至 4月間，毛澤東在與其交談中再次論及兩點：一是如果中國真的爆發內戰，希望美國奉行不插手政策，對國共兩黨中任何一方都應如此﹔二是表達中共仍願與美國開展長期合作，哪怕是得不到一槍一彈的援助亦可。（參見〔美〕約瑟夫·W·埃謝裡克編著《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報告》，第 337頁。）然而，毛澤東和中共的上述誠意表達，美國方面置若罔聞，在雅爾塔會議之后迅速調整對華政策，進一步強化對中國內政的干預，將其作為“決不會退讓”（《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第 603頁。）的既定方針。
在此后一段時間內，國際國內局勢又發生了若干重大變動。《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日本宣布投降，蔣介石要求和談，美國則不斷介入中國內政和軍事，並於 1945年 9月至 11月間與中共發生多起沖突。這些都進一步影響了中共對美外交政策的調整。中共先是強調對美“極宜謹慎”，堅持“避免與美軍沖突”的方針﹔又提出以“歡迎友好態度”對待美軍在中國沿海登陸，但“如有反我行動”，則速告中央以採取對策﹔接著，“強硬拒絕”美軍登陸，並“採取強硬態度”“壓制美軍的無理干涉”﹔最后，則是視美方是否尊重我方利益，決定對其或歡迎合作或拒絕制止。11月 28日，“以減少我們一時或某一種程度的困難”的“中立美國”政策終於出台，即“對美採取不挑舋的政策，以減少美國尋隙借口”，但對美國政府的“帝國主義政策”，“應持堅定的立場，嚴正的批評和堅強的抵抗以反對之”。（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2冊，第670、707、716、770、826、870頁等。） 1946年 6月 14日，美國國務卿向國會提交了《軍事援華法案》，選擇支持蔣介石政府，露出“東方斯科比”的政治面目。一周以后，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聲明中對此進行了嚴厲譴責，直陳“美國實行所謂軍事援助，實際上只是武裝干涉中國內政”（《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314頁。），中國人民堅決拒絕、堅決反對。中共與美國關系再一次轉向，中國內戰也在時年 7月全面爆發。毛澤東感慨地指出：“在黨的七大時我們就估計到，在日本投降以后，如果不克服蔣介石的陰謀和中國出斯科比的危險，中國的內戰就不可避免。……后來証明七大的估計還是正確的。”（《毛澤東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196頁。）
至此，中共對美國和蔣介石“幻想的時期已經過去”，當務之急就是要解決中共“能否勝利與如何取得勝利”的中心問題了。（《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34頁。）而現實的局勢異常復雜，既有美國全力支持下的蔣介石發動的直接戰爭威脅，又有美蘇兩國的爭奪與對抗，更有國內的懼美之聲以及各種錯誤、模糊的思想認識。為此，從 1946年起，毛澤東通過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及其他系列文章，提出了著名的“中間地帶”理論和“兩大陣營”理論，一方面回答了美國發動反蘇戰爭的可能性及其爭奪“中間地帶”的真實意圖，另一方面區分了世界反帝國主義陣營和帝國主義陣營，並將中國人民革命力量納入了“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在具體的對美政策方針上，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進展，中共中央發布對美外交斗爭策略指示，強調既要克服不敢斗爭的右傾思想，也要克服盲目斗爭的“左”傾思想，還要動員全國人民反對美國援助蔣介石。進入 1949年后，中國內戰形勢已然明朗，中共對美政策的中心變為防御美國直接干涉與實施“內部破壞”政策。此時，毛澤東一方面提醒全黨要做好軍事上和思想上的反干預准備，另一方面又強調對外關系的發展“不應急於去解決”（《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55頁。）。4月 30日，也就是南京解放一周后，毛澤東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聲明中提出：願意考慮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同各國建立外交關系。此時，中美外交關系似乎又出現了轉機。然而，在司徒雷登與中共的接觸中，中美雙方的巨大分歧、意識形態的鴻溝以及美國不願立即承認新中國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最終使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表達了鮮明的外交關系立場：“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在國際上是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誼的援助隻能向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國主義戰線一方面去找”。（《毛澤東選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1473、1475頁。）可見，經由抗戰以來的“中美合作”到“中立美國”，直至新中國“一邊倒”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中共與美國的關系走了一段曲折而又復雜的歷程。而在整個過程之中，“斯科比事件”成為中共審視對美外交政策的重要坐標。
綜上所述，毛澤東對“斯科比事件”的論 析既是歷史的，也是現實的，更是客觀而謹慎的。它猶如一面歷史的棱鏡，在折射出中共七大前后毛澤東和中共對美態度、政策和策略重要轉向的同時，也映照出美國對華政策乃至中美、中蘇之間大國關系的深刻調整。“斯科比事件”發生距今雖已逾70 載，但其歷史鏡鑒價值卻是歷久彌新。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前蘇聯經典教科書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話語建構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為14CDJ005）
〔作者許沖，華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廣東廣州 5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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