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沖
二、政策應對：“如果發生了，就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方針”
既然如此，一旦在中國真正發生“斯科比事件”，中共應該如何具體應對呢？事實上，在長期領導中國民主革命和民族戰爭的歷程中，毛澤東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統戰思想和斗爭經驗，能夠審慎而務實地應對“東方斯科比”的出現。
堅持三條基本原則。即以毛澤東所稱的“老子主義”“晉文公主義”和“孔夫子主義”，來應對美國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其中，第一條原則取自《老子》“不為天下先”的思想，就是不打第一槍，採取“我們不先發制人，而是后發制人”的策略﹔第二條原則是“退避三舍”，主要借鑒晉文公在城濮之戰所運用的政策，既不主動與人相爭，但也不懼怕與人相爭﹔第三條原則是“禮尚往來”，取自《禮記》“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亦非禮也”的思想，言下之意是，人不犯我則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則我必犯人。不僅如此，毛澤東還特別強調一點：“不打第一槍這個原則我們要謹記，從一個時期來看好像不一定有利，但從長遠來看則是很有利的。當然到了該打的時候，就要堅決、徹底、干淨、全部消滅之。”唯有如此，才能妥善應對“東方斯科比”的危險，以及蔣介石政府“搞兩面作戰”這一招。總而言之，力求規避沖突的出現，但如果事與願違，“無論斯科比來了也好，蔣介石來了也好，我們都是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自衛原則”。（《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 194—195頁。）
採取四項具體措施。其一是對英美等大國發出警告：“我們要求各同盟國政府，首先是美、英兩國政府，對於中國最廣大人民的呼聲，加以嚴重的注意，不要使他們自己的外交政策違反中國人民的意志，因而損害同中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我們認為任何外國政府，如果援助中國反動分子而反對中國人民的民主事業，那就將要犯下絕大的錯誤。”（《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 83頁。）其二是借助報刊進行揭露批判。1945年 7月 10日、12日，毛澤東親自為新華社撰寫了《赫爾利與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評赫爾利的政策的危險》兩篇評論，嚴厲譴責美國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在前一篇評論中，毛澤東鄭重指出：赫爾利與蔣介石“是要犧牲中國人民的利益，進一步破壞中國人民的團結，安放下中國大規模內戰的地雷”（《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1年版，第 585頁。）﹔在后一篇評論的開頭和結尾之處，毛澤東更是一針見血地點明：以赫爾利為代表的美國對華政策，“越來越明顯地造成了中國內戰的危機”，這是一種“贊助中國反人民勢力”、以中國人民為敵的政策。（《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2冊，第587、588頁。）其三是暫時中止中共單方面向美軍提供的軍事合作。先是採取限制美方人員活動范圍的防御性舉措，因為在毛澤東看來，“你們的政策是扶蔣反共，我們不放心”，“赫爾利已經公開宣言不同中國共產黨合作，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到我們解放區去亂跑呢”（《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 236頁。）﹔后是拒絕美軍提出的軍事要求，主要包括在解放區建立機場、通訊網，在敵后增加地上救護及氣象工作人員，在晉綏增加氣象台，以及在南泥灣建立對日偵查電台等，以便“警惕其反動陰謀”、“逼迫美國政府重新考慮其政策”（《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2冊，第 582頁。）﹔最后是降低中共向美方提供情報的等級，“隻能給予少數的一般的敵軍情況材料，凡屬機密性的情報停止供給”（《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2冊，第 583頁。）。四是通過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鞏固自身實力。中央明確指示：美國的扶蔣抗日反共政策、蔣介石的內戰方針都是確定的，“因此，我們除擴大武裝、擴大解放區，並派兵建立華南戰略根據地外，在大后方，應著重農村武裝斗爭之積極准備及國民黨軍隊中的工作”（《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 22冊，第 570頁。），以便在復雜的國內國際局勢中進退有據。
要求全黨做好充分思想准備。1945年5月31日，在中共七大的結論報告中，毛澤東圍繞時局問題闡明：未來“兩三年中將是中國情況大變化的關鍵”，因為“日本也許在明年就倒下去”，“把日本侵略者打跑了，可是又來了一個‘特殊繁榮’的美國，它現在控制著國民黨”，“中國可能變成美國的半殖民地，這是一個新的變化”。（《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90、192頁。）對於目前國內外如此復雜的政治局面，毛澤東告誡全黨：我們既要看到光明的和有希望的一面，“但是我們更要准備困難”的局面，特別是真的“出了斯科比，中國變成希臘。這種情況我們要用各種方法來避免，如果發生了，就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方針”。（《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 194頁。）在斗爭中，還需要准備應對一個特別的“困難”，就是“將來如果形勢不好，蔣介石、斯科比兩面夾攻，到處打槍，有些黨員就向后轉開步走，跑掉了，散掉了”。（《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95頁。）對這些，全黨都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備，無論是“前門是日本人守著，后門是蔣介石守著”，還是美國人立於旁邊虎視眈眈，一旦在中國發生“斯科比事件”，都應能夠穩妥應對、進退裕如。此外，毛澤東還特別補充說明了一個問題：未來時局，中共有可能是“暫時吃虧，最終勝利”，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堅信的“原則”﹔“此處失敗，彼處勝利”，這是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造成的，但“我們總是有路的”﹔“今天有一些人跑了，明天有一些不怕困難的人又來了”。（《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第198頁。）這些論述揭示了東方“斯科比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實事求是地預計了在這個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不利情況，並指明了“最終勝利”的光明前景，為全黨應對東方“科斯比事件”統一了認識，做好了思想准備。
可以說，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所確立的應對中國“斯科比事件”的舉措，既堅持了政治上的原則性，又具有策略上的靈活性，為中共應對時局變化以及制定對外政策積累了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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