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臻
轉換角度：對政策問題本身進行探討
毛澤東並未滿足於所取得的以上探索成果，他隨后深入到政策問題本身，主要從政策和經驗的關系以及政策界限兩個角度展開討論。
關於政策和經驗的關系。1948年2月27日，毛澤東在他起草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保護工商業問題的指示》（簡稱《保護工商業指示》）裡討論了政策和經驗的關系。他首先從違反政策的錯誤說起，接著從工商業政策延展開來，提出“在戰爭、整黨、土地改革、工商業與殺人五個問題中，任何一個問題犯了原則的錯誤，不加改正，我們就會失敗”，因此“必須全面掌握正確政策，並隨時糾正下面的錯誤”。這裡毛澤東沒有再從反對錯誤傾向而是從政策層面來剖析此前錯誤發生的原因，轉換了探討問題的角度。末尾，他充分闡明了政策和經驗的關系：“政策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出發點，並表現於行動的過程及歸宿。一個革命政黨的任何行動都是實行政策，不是實行正確的政策，就是實行錯誤的政策，不是自覺地，就是盲目地實行某種政策。所謂經驗，就是實行的過程和歸宿。政策必須在人民實踐中、也就是經驗才能証明其正確與否及正確與錯誤的程度。但是人們的實踐，特別是革命政黨與革命群眾的實踐，沒有不和這種或那種政策聯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動之前，必須向黨員及群眾講明我們按情況規定的政策。否則，黨員與群眾就會脫離我們政策的領導而盲目行動，執行錯誤的政策。”（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編《一九四八年以來政策匯編》，中共中央華北局 1949年印，第153—155頁。）從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角度講，政策的正誤要到實踐中檢驗，因而經驗（實踐）具有第一性，這是無疑義的。毛澤東卻指出要看到問題的另一面，如果從“政策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出發點，並且表現於行動的過程及歸宿”來看，人們的實踐“沒有不和這種或那種政策聯系的”，必然受其約束，因此政策的重要性絕對不容忽視。他這種闡釋角度，有利於人們把思想從對馬克思主義的一般認識中解放出來，去充分思考政策問題真正的含義。
這段剖析立刻引起黨內的思考。3月4日羅榮桓在東北軍區政治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們不能滿足於群眾的自發，隻依靠群眾的自發很容易產生偏向”，“以往我們部隊的訴苦運動激發了戰士的階級仇恨，提高了戰士的勇氣，但有的還沒有提高到黨的政策的水平。因而發生了破壞城市工商業的現象”。我們部隊政治工作的方針應該是：“以階級教育為基本內容，在集中領導下普遍發揚民主，走群眾路線﹔以群眾自己的經驗來教育群眾，又要把群眾的水平提高到黨的政策水平。”（《羅榮桓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405—406頁。）
毛澤東通過剖析政策和經驗的關系，強調發揮革命的主觀能動性，來突出政策問題的重要性，在現實和歷史兩方面都有著很充分的根據。由於1948年前后土改等工作中“有大法，而無詳細說明、分析和具體規定，下面就沒有辦法”（《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5冊，第460—461頁。），致使黨員群眾“脫離我們政策的領導而盲目行動，執行錯誤的政策”（《一九四八年以來政策匯編》，第154頁。）。這一現實的教訓，教育了人們必須要充分重視政策問題。同時，我們黨在經歷二十幾年革命烈火的千錘百煉后，對於中國革命的規律已經有了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形成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理論指導，“許多東西都經過了考驗，許多東西摸著底了”，“我們黨到現在是完全成熟的，老練的”（《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523頁。），“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是完全成熟了的，能夠領導革命走向徹底的勝利”（《羅榮桓軍事文選》，第397頁。）。此刻黨中央領導制定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能夠符合中國革命的實際，其正確性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已經得到了反復驗証。有了這一根本的前提，在奪取中國革命最終勝利的道路上，能否順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充分肯定政策環節的關鍵作用，把黨中央的成熟領導透過政策環節轉化為全黨上下自覺統一的行動，就顯得十分迫切且是唯一正確的選擇了。
關於政策界限。3月6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電報（也稱“寅魚電”（“寅魚電”這一說法，見劉少奇1948年3月19日給毛澤東的電報。參見《西柏坡檔案》第 1卷，中國檔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214頁。））裡把問題進一步展開，提出要注意分清政策界限。他首先重復了此前對政策和經驗關系的說法，接著又指出：“我感覺各地所犯的許多錯誤，主要的（壞人搗亂一項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於領導機關所規定的政策缺乏明確性，未將許可做的事和不許可做的事公開明確地分清界限。”（《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74頁。）這是一段時間以來毛澤東對土改等工作中“左”傾錯誤表現及本質的結論性認識。
在《保護工商業指示》裡，毛澤東已經討論過這個問題。他舉了1947年12月10日朱德關於軍事民主及職工待遇問題給中央的信、1948年2月19日中央工委關於收復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經驗的通報（參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5冊，第79—81、160—164頁。）、2月22日華東方面關於渤海地區羊角溝工商業被破壞問題給中央的信（信中說：“此間對城市工作與工商業，過去均持毀滅政策。羊角溝的工商業，由於去年六、七月完全用農村斗爭方法，全部沒收分配，幾已全部垮台，鹽產大大縮小，羊角溝已成死城，很難恢復。現已下令禁止在一切城市及大鎮進行土地改革，並不准沒收和分配任何工商業。”參見《一九四八年以來政策匯編》，第153頁。）裡提到的三方面的例子。經過認真比較后，他指出這些問題的發生有著一定的共性，不是斗爭方法本身錯了，而是用錯了地方、超出了界限，即“沒有預先防止將農村中斗爭地富、消滅封建的辦法錯誤地應用於城市，未將消滅地富之封建剝削與保護地富經營之工商業嚴格區別，未將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正確方針與片面的、狹隘的、實際上破壞工商業的、妨礙工人與人民革命事業持久的、所謂擁護工人福利的救濟方針嚴格區別”（《一九四八年以來政策匯編》，第153—154頁。這段話裡的兩處“嚴格區別”在毛澤東手稿中均為“分清界限”。這裡及后來的版本對此作了規范。因此，最早提出“分清界限”概念和方法的地方，應當是在《保護工商業指示》裡。）。“要糾正和避免這類錯誤僅由領導提出批評是不行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9頁。），毛澤東強調“必須從領導方針和領導方法兩方面去檢討”。就此毛澤東得出一項結論：“在每一行動之前，必須向黨員及群眾講明我們按情況規定的政策。”（《一九四八年以來政策匯編》，第153、155頁。）在“寅魚電”裡他進一步指出：“無論做什麼事，凡關涉群眾的，都應有界限分明的政策”，要注意“分清政策的界限”。（《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74頁。）隨后他又在《關於情況的通報》裡使用了“政策界限”（《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97頁。）的概念。
早在抗戰時期，毛澤東就強調過要在“區別上建立我們的政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4頁。），但他在1948年提出要注意分清政策界限，則更為准確地切中了要害，點透了各類錯誤問題的本質，也就找到了根本解決問題的路子——“使這種區別成為黨內公認的風氣”（《一九四八年以來政策匯編》，第154頁。）。周恩來充分肯定了這一提法的積極意義：“這種新精神很有助於你們澄清干部中認識問題模糊、不懂得區別情況、不能掌握具體政策的混亂思想。”（《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1頁。）
至此，毛澤東解決了兩個問題，一是把土改等工作中“左”傾錯誤的原因分析透徹，即政策缺乏明確性﹔二是把所謂政策的明確性定位為界限分明——將許可做的事和不許可做的事公開分清界限。政策是革命政黨領導群眾改造客觀世界的核心環節，它的正確與否直接關系著革命行動的成敗。衡量這一點，關鍵是要看所制定出的政策是否准確反映了客觀事物本身的矛盾或差別，讓政策更加符合實際和有針對性﹔而從執行政策的角度來看，就是要把許可做的事和不許可做的事分清界限，讓政策更加具體明確和可操作。
分清界限的概念和方法一經提出即見實效。例如當時土改等工作中，對工商業到底應取何種態度，在具體操作上難以把握，特別是地主富農經營的工商業，有不少是把原有土地變賣后投資經營的，因此在農民挖地財的過程中，很容易被沒收破壞，有的地方還征收了毀滅性的工商業稅，生產力遭到破壞，不利於革命事業發展。針對這一情況，毛澤東在2月27日《保護工商業指示》裡明確提出在農村土改中對待工商業，一律要予以保護。他還在3月1日《關於民族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指示裡，深入闡述了黨對待民族資產階級所應採取的正確政治態度。這樣，前后不過兩三天時間，毛澤東就在接連兩份指示中運用分清界限的概念和方法，一方面把土改中的工商業問題——這個在農村工作和城市工作、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始終難以嚴格區分，容易引起混淆、發生錯誤的過渡性環節，在政策上明確下來，解決了困擾各地具體工作的一個現實性問題﹔另一方面，也為下一步徹底分清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工商業中的團結對象——民族資產階級和主要敵人——官僚資產階級之間的政策界限，打下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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