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臻
[摘要]1948年，毛澤東從檢討糾正土地改革等工作中的錯誤傾向入手，對黨的政策和策略問題進行了深入探索。毛澤東首先為開展土地改革制定了一系列的具體政策和策略。隨后，他又對政策和經驗的關系以及政策界限問題展開探討，並在此基礎上，推動黨內深入開展政策檢討。通過總結這段工作，毛澤東作出一個重要論斷，即“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並完整地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和總政策。毛澤東對黨的政策和策略問題的總結和思考，以及從不同層面提高廣大黨員干部政策和策略水平的努力，極大地增進了黨在政治上的成熟和統一，為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勝利、順利建立新中國政權提供了可靠保障。
政策和策略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革命戰爭年代，它武裝了全黨，對於廣大黨員干部認清客觀形勢變化，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有針對性地開展工作，推動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起到關鍵指導作用。
1948年前后，解放戰爭進入戰略反攻階段。在中國革命取得全國規模勝利的道路上，黨的政策和策略問題成為了一個關鍵的問題。毛澤東指出：解放戰爭向前推進，靠軍事和政策兩個方面，“政策對，任何地方可以站住腳，能擴大軍事勝利效果”（轉引自李明華：《部署奪取全國勝利的一次重要會議：城南庄會議述評》，《黨的文獻》1991年第5期。）。為加速中國革命勝利進程，毛澤東1948年對黨的政策和策略問題展開深入探索，形成一系列重要成果。
探索在政治上的重要起點：土改糾“左”和中央十二月會議
1947年前后，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中國農村的土地改革運動也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它的深入推進對於中國革命取得最終勝利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中國共產黨來說，領導這樣一場徹底的反封建革命運動，及時排除“左”和右的偏向的干擾，使之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澤東 1948年對黨的政策和策略問題的探索，就是從土改糾“左”的經驗總結中逐步深入下去的。
當時土改中的“左”的錯誤傾向在一些地方發展到很嚴重的地步。例如提出“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的錯誤口號﹔亂定成分﹔在干部中搞唯成分論﹔排斥打擊“三三制”中的黨外人士﹔個別地區土改的打擊面高達25%。在新解放的城市中，這一傾向呈現蔓延的態勢，有農民把清算惡霸地主的斗爭方式帶進城﹔有的地方違反工商業政策，沒收商人財物，把稅率定得過高﹔有的地方職工運動過激導致生產停滯。
1947年底這些嚴重的情況陸續反映到黨中央來，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他清楚地認識到，若是任由錯誤傾向發展蔓延，將會遲滯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因此他向全黨表示，如果“現在不嚴重地注意到這一點，我們就將在政治上犯錯誤”（《毛澤東文集》第 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頁。），同時尖銳地指出：“不怕蔣介石有美援，隻怕蔣介石有‘左’援。”（《劉伯承軍事文選》，戰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547頁。）
如何才能有效克服“左”的錯誤傾向？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毛澤東在米脂縣楊家溝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也稱“十二月會議”），從政治高度旗幟鮮明地指出：關於這個問題，“黨的經驗是痛苦的，與資產階級合作時，主要是右的危險，與資產階級分裂時，主要是‘左’的危險”（陳毅傳達毛澤東在十二月會議上的講話，1948年 2月 21日。）。他強調：“當‘左’傾成為一種潮流的時候，共產黨員要反對這個潮流。”（《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5頁。）會議在研究部署“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各項舉措的同時，“著重討論了中農、中小資產、黨外人士、知識分子、打人殺人等項問題，研究了如何分析階級，主要目的是糾正‘左’的偏向”（《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67頁。）。
毛澤東提交會議的書面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被確定為“整個打倒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建立新民主主義中國的時期內，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帶綱領性的文件”（《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3頁。）。針對報告裡的一個核心觀點——“中國新民主主義的革命要勝利，沒有一個包括全民族絕大多數人口的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57頁。），毛澤東隨后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作了全面闡述。報告將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進一步具體化，明確了這一時期黨對待各主要社會階級的基本政治態度和政策原則，從全局和戰略高度闡明了新形勢下糾“左”的必要性。
會議糾“左”的成果，集中體現在 1948年1月18日毛澤東根據會議討論情況——“當時黨內的傾向問題以及土地改革和群眾運動中的幾個具體政策問題”（《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44頁。）而起草的中共中央決定草案（簡稱《一月決定》）裡。決定圍繞“黨內反對錯誤傾向”的文件主旨，在部署各項具體政策的同時，還使用了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其中說：“如果我們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問題上，不採取謹慎態度，不講究斗爭藝術，不集中全力作戰，不注意爭取一切應當爭取的同盟者……我們就要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67—1268頁。）危險性的嚴重提法，充分反映出中央堅定的政治立場，對於當時迅速遏制錯誤傾向發展蔓延的勢頭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這樣一個提法卻也給《一月決定》隨后一波三折的走向埋下了伏筆（1948年3月17日，毛澤東在給劉少奇的電報裡正式確認“不發表一月決定草案”。新中國成立后，該決定經整理后被編入《毛澤東選集》第4卷。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下卷，第296頁。）。對決定征求意見的過程，更加印証了毛澤東已有的觀點——反“左”和反右必須結合起來看待。1948年1月間，他同陳毅談到：“今天反‘左’，與過去土地會議反右，要合起來看，不能對立起來看。一月決定遲遲未發表，要各地多醞釀，以免反‘左’潑了冷水，又恢復了右。 ”（陳毅傳達1948年1月毛澤東的一些談話，1948年2月21日。）另外，“左”的出現在當時也有著客觀形勢方面的原因。毛澤東后來回顧道：“這一時期，是中國人民和國民黨反動派雙方斗爭最緊張最殘酷的時期。土地改革中發生偏差，也以這一時期為最多……發生這些現象的原因，主要是由於當時緊張的政治形勢和軍事形勢，同時，也由於我們的大多數農村工作人員沒有土地改革的經驗。”（《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348頁。）因為有了這樣一些考慮，毛澤東開始思考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就是陳毅所說的“現在，反傾向是必須的，但反傾向就又出亂子，問題是如何又反了傾向，又不出亂子”（中央工委會議記錄，1948年3月14日至24日。）。這是毛澤東隨后選擇從政策策略層面剖析錯誤問題本質進而檢討全黨工作的一個很重要的背景。
十二月會議的成功召開，成為1948年黨對政策和策略問題深入探索在政治上的一個重要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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