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臻
運用“分清界限”方法，推動黨內深入開展政策檢討
在給劉少奇的“寅魚電”裡，毛澤東還運用“分清界限”方法全面地檢討了黨的工作。之所以未能明確分清工作中應有的政策界限，他分析道：首先，是由於領導者自己對於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經驗，或者對於他人的經驗不重視，或者由於不應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於領導者雖然知道劃分政策的界限，但隻作了簡單的說明，沒有作系統的說明﹔再次，是政策本身就錯了，許多下級黨部擅自決定其自以為正確其實是錯誤的政策，不但不請示中央甚至也不請示中央局﹔最后，是領導方法上有錯誤，上下聯系不夠，未能迅速糾正下面的錯誤。（參見《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 74—75頁。）這四個方面的原因，正是毛澤東從政策角度對前期“左”傾錯誤問題作出的一個全面檢討。
探討政策問題的同時，毛澤東也在著手謀劃黨內同志在適當的場合檢討前段“左”傾錯誤問題。3月2日起，應他此前2月 20日電報的提議，晉察冀、晉冀魯豫、華東三個中央局的主要負責同志抵達河北平山，參加由劉少奇主持召開的中央工委會議。會議最初擬定了三項議題：聽取陳毅傳達十二月會議精神﹔討論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區合並組建華北中央局﹔交換對《劃分階級草案》的意見。（參見《劉少奇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頁。）隨著毛澤東從政策角度思考的深入，他開始對會議提出新的要求。
會前2月27日，他在《保護工商業指示》裡補充要求道：“中工委此次召集的邯鄲、五台、華東各局的負責同志會議，除討論組織問題外，必須討論政策問題，尤其是工商業政策問題。”
毛澤東在“寅魚電”裡，又對此次會議提出進一步的要求。他首先從“分清界限”角度出發，得出前期發生“左”傾錯誤那四個方面的原因，同時又結合這些原因檢討了從中央到基層各不同主體的責任，系統地梳理了黨的整個工作流程。在領導者方面，毛澤東指出：“我們過去有許多工作，既未能公開地（此點很重要，即是說在報紙上發表，使廣大人們知道）明確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統的說明，不能專責備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這種責任。最近三個多月，我們即就各項政策，努力研究，展開說明，以補此項缺失。”而各中央局作為其下屬的領導者，“在這方面自然有他們自己的責任”。在被領導者方面，他指出：出現各種“錯誤的政策”，許多下級黨部不請示不報告是一個原因，“例如很多地方的亂打亂殺，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錯誤的也不少。例如晉綏分局，對於在訂成分上侵犯中農，對於征收毀滅性的工商業稅，對於拋棄開明紳士，都是自己犯了錯誤的”。這裡，毛澤東不僅承擔了領導責任，同時也從領導者、被領導者兩個方面均鄭重指出各中央局的責任，他強調“這類‘左’傾錯誤犯得比較嚴重的似乎還不是晉綏而是華北華東華中各區”，建議劉少奇將上述各點“向參加中工委會議的各同志正式提出，並展開討論一次”。（《毛澤東文集》第 5卷，第74—75頁。）因此可以說“寅魚電”既是對當時政策環節的剖析，又是一份為工委會議認真准備的檢討提綱。毛澤東希望借此次會議之機，促使與會同志徹底檢討以往工作中的缺點錯誤。電報從政策角度對黨的工作及錯誤問題本質所作出的深刻剖析，無疑為與會者徹底檢討問題打開了思路。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帶頭承擔了責任，並突出強調問題的嚴重性，他衷心希望同志們能夠從錯誤中吸取教訓。
在毛澤東的推動下，工委會議在討論完成《劃分階級草案》后，3月14日轉入新的議題——“由三個中央局負責同志檢討自日本投降以來的政策問題，著重點是放在糾正‘左’傾的偏向上”（《劉少奇年譜》下卷，第 140—141頁。），直至 26日完成總結。14日當天，毛澤東還向黨內轉發了鄧小平的一份綜合報告，這份報告深刻檢討了大別山新區土改等斗爭中的“‘左’傾冒險的急性病”，列舉出六個方面的表現。報告的發出可謂恰到好處，其著重從策略角度去檢討工作，和毛澤東此刻從政策角度的剖析，互為補充，相得益彰。他於是在轉發該報告的批語裡，開始將“政策”和“策略”兩個詞連起來，使用了“全般的策略觀點與政策觀點”的說法，凸顯出策略問題的重要性。此外報告中鄧小平“負責任的自我檢討”的態度，也得到毛澤東在黨內的充分肯定。（參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下卷，第 295—296頁﹔《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9年版，第 723頁。）
有了這些充分的准備，本輪工委會議開得深入而徹底，與會同志均從自身工作實際出發，認真反省缺點錯誤，主動承擔有關責任，深刻總結經驗教訓，許多認識結論都很寶貴。會議末尾，劉少奇連續兩天作報告，他結合二十幾天來的會議情況，從八個方面回顧總結了抗戰勝利以來黨在土改等工作中的成績缺點，並坦陳：“這一時期‘左’的錯誤之產生，領導上負主要的責任，我們負主要責任。”他援引了毛澤東對錯誤原因從政策角度的分析，並要求：現在有了規定，各地回去要系統說明，應著重宣傳中央最近的指示文件，並且從正面提出辦法來，批評“左”右傾錯誤。（參見中央工委會議記錄，1948年3月 25日至 26日。）
3月10日至31日東北局也在召開省委書記聯席會議，以討論《劃分階級草案》為核心，著重總結檢查各地的土改工作。如果聯系到十二月會議期間西北局、晉綏分局等有關同志的檢討，及鄧小平就大別山新區土改等問題提交中央的系列報告，就意味著 1948年3月底各解放區春耕以前，在包括各中央局、分局主要負責同志的黨內中高級領導干部中間，事實上已經開展完成了一場深入透徹的針對土改等工作的政策檢討活動。有了如此嚴肅認真、全面徹底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毛澤東所期待的全黨統一思想、改進工作、走上正軌的目標，便有了較為扎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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