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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老杨根本不是什么“教友”，而是一名秘密地下交通员。就见他把袖口拆开几针，撕开一个小缝，从里面取出一个折好的细长纸条，递给黄长老，低沉地说：“黄长老，这是一个密写的药单子，张珍部长让你抓紧采购，尽快运往‘家里’。”
黄长老接过密写的药单子，很淡定却又很坚毅地说：“好！我一定按期把药品送到‘家里’。”
黄长老名“宠锡”，单字一个“浩”。他不但是新街口福音堂的长老，还是米市大街中华基督教会青年会董事长，崇慈小学校长和崇实小学、崇慈女中、崇实男中董事。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是一名党领导下的北平地下抗日情报人员。
送走了老杨，黄浩赶紧回到簸箩仓胡同6号家中。这是一所大四合院，前后好几进，他和夫人王佩芝在这儿开办了“宠锡家庭挑补绣花工厂”，生意很红火，产品远销海外。他先到车间看了看挑补绣花工艺品，夸奖了几句女工，然后对王佩芝说：“又来了一批新花样，我们去看看。”
两个人来到后院西北角的卧室，黄浩取出密写的药单子，用碘酒一刷，立马儿上面就出现密密麻麻的黑色小字和符号，原来都是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名字。他脱口而出：“嗬！这次‘胃口’真不小啊！”再仔细一看，黄浩更兴奋了：“消灭鬼子，仗越打越大，‘家里’太缺药了。‘胃口’再大，我们也得想法子满足。再说，这可是白求恩大夫开的单子。”
比照药单子的内容，夫妇俩屈指一算，除了香港、上海过几天秘密发来的一批药品外，还缺一部分药品，必须立刻筹措经费，启动地工组成员，马上购买，刻不容缓。
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为八路军买药品，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要冒极大的危险。
黄浩把购药安排藏在自行车的车把套内，叫来女儿黄曙鸣，让她骑车送信儿。别看黄曙鸣（又名黄鹂）只有十几岁，但她在爸爸、妈妈的培养下，已经成为地工组的小骨干，秘密工作经验很丰富。她骑上自行车，出簸箩仓胡同不远，回头观察，发现有个人似乎在跟踪她。于是，她车骑得越来越快，到了北海附近恭俭胡同口，突然拐了进去。在小胡同里七拐八拐，就把这个人给甩掉了，顺利地完成了送信的任务。
接到任务，地工组成员立刻行动起来。
王佩芝和黄浩的秘书吴又居到北平汇丰银行，将黄浩从广东潮汕、香港等地同乡、亲友筹集来的巨额经费，以进货的名义，取出一些作为买药的资金。
地工组成员李庆丰是协和医院宗教交际部主任，他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以搞赈灾、为教会医院生产为名，利用医院的设备，在医院礼堂组织爱国职工做消毒急救包（主要有刀子、纱布、小药品等）、裁剪绷带。他还把原材料拿回家里，全家总动员，老岳母、夫人于淑敏和子女李寿康、李寿英都动手制作消毒急救包。因为协和医院是美国人开设的，日本人也奈何不得。在日本人占领下的北平，如此大规模地为八路军秘密生产急救包，堪称一绝。
地工组成员刘仁术是平津硝皮厂老板、一个大富商，还是日本人办的北平制革统一联合会的要员。凭着这些身份，他和夫人费路路通过“发国难财”的汉奸，从王府井大街“陆军御用达”药店，买到了所缺的西药。
两天后，香港、上海的药到了。黄浩来到新街口丁字街南边的邮局“提货”，随后王佩芝“取货”回家。一会儿，两辆人力车停在簸箩仓胡同6号门前。因为工厂常进料，也经常通过新街口邮局往天津、上海、北戴河、新加坡等地发货，街坊四邻对这场景都习以为常了。看到王佩芝又“进货”了，邻居夸奖道：“黄太太，您好能干呀！进料、寄货都自己动手！”她一口潮州腔微笑着说：“过奖了！过奖了！大家一起发财。”
王佩芝坦然地踩了两下自家人力车的车铃，女工姚文清（地工组成员）闻声跑出来，和她一起将车斗里的三个包裹搬进院子。工厂的女孩子们围上来问：“老太太，是不是又寄来新样品了？”她们哪里知道，这批“货”就是给白求恩大夫购买的药品。
夜深人静时分，女工们都睡了，黄浩夫妇带领姚文清和女儿黄曙鸣，在四合院后院将药品、器材分类包装。为避免受潮，王佩芝先用蜡纸把粉剂和片剂（奎宁粉、磺胺消炎粉等）包好，再用黄色土油布包严。最后，用布包裹好，分别打包或装入柳条箱。
药准备好了，怎么运出日本人戒备森严的北平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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