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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宪兵没有抓到黄浩，就审讯王佩芝。她镇定地说：“黄长老去天津了。”大人不说，日本宪兵就对孩子下手。
当时在场有6个孩子，大的20岁，小的才2岁。黄浩的二儿子黄悌虽然只有15岁，但他身材魁梧，日本宪兵以为他是老大，就把他推到屋檐下的水沟，用雨水冲头，并举枪威胁毙了他。黄悌按照妈妈的口径说：“昨天爸爸去天津了。”
日本宪兵见黄悌不说，就用黄浩家浇花的大铁壶往他嘴里灌凉水，然后踩他肚子。感染肺结核住院治疗才出院不久的黄悌，很快就晕厥过去。日本宪兵又审问其他的孩子，得到的还是那句话：“昨天爸爸去天津啦。”
看到日本宪兵这样折磨自己的孩子，王佩芝心如刀绞。她心疼孩子，但绝不能说出丈夫的下落。因为她既是孩子们慈爱的母亲，更是一名抗日的地下工作者。
折腾了10个多小时，日本宪兵得到的还是那句话：“昨天爸爸去天津啦。”无奈，日本宪兵留下伪警察“蹲坑”，继续监视，企图“放长线钓大鱼”。
几天后，黄浩身穿刘仁术的浅灰色西装，化名林济时，以从广东来北平逛颐和园为名，搭乘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原委员长、汉奸朱深二女婿齐崧的车顺利逃出北平城，经“贝家花园”、妙峰山情报交通联络站，安全抵达晋察冀边区。同年12月，王佩芝也带着6个孩子撤往上海。
上世纪90年代，有一首京腔京韵的流行歌曲《北京一夜》，那段京剧青衣唱腔，简直是神来之笔，意味深长：
“One night in Beijing，我留下许多情，不敢在午夜问路，怕走到了百花深处。”
“人说百花的深处，住着老情人，缝着绣花鞋，面容安详的老人，依旧等着那出征的归人。”
现如今，百花深处还有不少面容安详的老人。当问到抗战时期这里的地下联络点，老人们大多摇头，表示不知道。狼烟早已散尽，当年那段惊心动魄的秘密斗争，永远沉睡在了“百花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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