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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进行修改
从1980年9月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到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修改后的宪法，历时两年零三个月。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提出修改草案（1980年9月至1982年2月）；第二阶段是全民讨论（1982年4月至10月）；第三阶段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1982年11月底至12月初）。
提出修改草案花费的时间比较长。这一期间，彭真正忙于“两案”（“两案”，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简称。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时，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虽然是以一案提起公诉的，但“两案”的简称一直沿用下来。）审判工作并主持中央政法委工作。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成立后，修宪的起草工作是由胡乔木具体负责的。此后的8个月中，在胡乔木主持下，秘书处一面着手调查研究，一面着手搭建宪法框架、起草条文。秘书处把1954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分发中央各部门、各地方、各界人士，请他们就这两部宪法如何修改，包括哪些留，哪些删，哪些改，哪些加，提出意见。之后，又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直接听取意见。从1980年9月到1981年6月，秘书处先后邀请北京和外地一些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了13次座谈会，就修改宪法问题进行座谈讨论；并委托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省级人大常委会协助征求意见；此外，还收集、研究了35个国家的宪法以及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宪法。到1981年2月，秘书处完成了宪法修改草案的讨论稿（第一稿）；又几经修改，到5月份形成了新讨论稿（第五稿）。这些都是秘书处内部稿，对外一直没有拿出一个正式草稿。
彭真一直关注修改宪法工作的进展。修宪工作一启动，他就布置身边工作人员关注修宪工作的进展和动态，随时向他报告有关情况，并抽出时间，多次听取汇报。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彭真出席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会上，胡耀邦问彭真，宪法修改草案9月份能不能搞出来？不搞出来，明年工作不好安排。彭真于6月29日上午即向王汉斌等人传达胡耀邦的意见，同时提出了一个设想：修改宪法要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搞第二方案。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问题决议之后，胡乔木病倒，需要休养，便向邓小平建议延迟修改宪法的时间。邓小平认为修改宪法必须抓紧，不能推迟，即与彭真谈话，委托彭真直接主持宪法修改起草工作。这样，从1981年7月开始，彭真具体主持了宪法的修改工作。
彭真对前一段修宪的情况是了解的。他看到各方面积极参与、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好的见解和建议。对这种民主气氛，他感到满意。同时他也注意到，修宪讨论中，由于对一些重大问题存在意见分歧，没有形成基本共识，以致8个月过去了，还没有拿出一份各方面都能大体接受的修宪草稿来。他感到，修宪首先要有明确的基础和依据。
关于修宪的基础，指的是以哪一部宪法为修改的基础。在通常情况下，修宪应当以前一部宪法即以1978年宪法为基础。彭真在研究比较了以往的三部宪法后提出，修宪应当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为什么要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进行修改呢？彭真主要提了三个理由：
一是，1954年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比较适宜。王汉斌回忆：当时，研究了1954年宪法，认为这部宪法虽然有的条文已经过时，但它所规定的基本原则是比较适宜的。而且这部宪法有106条，比较完善。经过“文化大革命”，人们还是比较怀念1954年宪法。彭真考虑还是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他请示邓小平，邓小平赞成这个意见，同时指出：从1954年到现在，已有近30年了，新宪法要给人以面貌一新的感觉。
二是，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修改，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论。如一院制还是两院制，民族区域自治，四大，罢工自由，要不要序言，检察机关要不要，全国、省人大代表任期四年等。许多问题，1954年宪法都考虑过，要修改，就要提出理由，可改可不改的就不改。
三是，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修改，有利于尽快完成任务。确定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思想路子就可以明确，就有可能搞得快些。
彭真还提出，修改宪法要以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他说：宪法不可能解决一切争论的问题。如果把党内还没基本一致的问题写上，必然会带到群众中进行辩论，不利于总结经验，不利于团结一致向前看。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是经过中央长期考虑、多次修改，并经过四千人讨论的基础上做出的，是修改宪法的依据，要按决议的内容写。
在确定以1954年宪法和历史问题决议为修改宪法的基础和依据后，彭真强调：修改宪法，“在纲不在目”，“在要不在繁”，“只管战略，不管战役”。要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不写枝节的问题；只规定已成熟了的东西，不写不成熟的、还在实验中的东西；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参考外国有益的经验，但不能照搬外国的做法；修改宪法的过程，要充分发扬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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