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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彭真发表了长篇讲话。这是他接手修改宪法的工作以来，了解各方面情况，看到、听到各种不同意见后，第一次系统地发表了自己对修宪工作的意见。他说：
一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修改宪法的根据，不是美国、日本，也不是新加坡。实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的实际，一是历史的实际。讲历史，从本世纪以来，我国至少有四件大事是划时代的：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推翻三大敌人、建立新中国；废除了几千年的剥削制度；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他在讲完这四个重大历史事件后说：这四件大事值得提出，要在宪法中表现和反映。二是，宪法只能写现在能够定下来的、最根本的、最需要的东西。宪法不能太简单，太简单了，远不能适应当前和今后的实际需要，要尽可能比较完备一些。能定下来的有两类，一类是实践已经检验过了的；一类是有可能和必须实现的方面。三是，宪法本身，先考虑内容，搞清实际，研究提出意见。内容定了，再仔细斟酌文字。意要称实，文要逮意。
讲话最后，彭真强调了在修宪中发扬民主的问题。他说：“我们约定，不管谁说的话，又算数又不算数，对的算数，不对的不算数；大家同意的算数，不同意的不算数，最后要经过宪法修改委员会修改，全国人大会议通过才算数。当然，个人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在讨论中，要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自己的、别人的、听到的、从报刊材料上看到的，党内外的、国内外的，都可以在会上讲，然后把大家认为对的意见集中起来，定型化，写进宪法修改草案。这样，才能有一个真正广泛的民主的基础，和在民主基础上较为正确的集中。”
10月5日，彭真进驻玉泉山八号楼。修宪工作班子也一齐进驻。当天，彭真即主持开会，安排了分工和工作日程。
修宪工作一启动，“序言”就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一是要不要写“序言”，从宪法修改委员会内部到各方面都有不同意见。这些材料彭真都看了。彭真是坚持写“序言”的，并就这个问题同工作班子多次讨论。看到不要写“序言”的意见后，彭真说，这个观点要不得，现在要尽快明确一条：宪法还是要写“序言”。为什么要写“序言”，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讲过自己的意见。他说：就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言，有一些重要内容需要在宪法中表述出来，但又不适宜在宪法的条文中表述。比如，中国的历史，四项基本原则，国家的任务，统一战线，民族政策，对台湾的政策，国家的外交方针等，就需要通过“序言”表述。
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彭真主持“序言”的起草，经历了一个反复推敲、修改的过程。如何叙述中国的历史，开始时意见不完全一致。有人主张详细些，有人主张简略些。工作班子起草的叙述历史的那一部分，先后有几种写法，不断地调整修改。彭真在仔细研究了不同的写法后，提出了一个原则：宪法要写历史上的大事，不能事无巨细，要把重点放在近代以来。
与叙述历史密切相关的，是如何在“序言”中写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修改委员会收到的意见中，对这个问题有三种主张：一是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不应写入宪法。二是四项基本原则不但应写入宪法，而且应当写入宪法条文。三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应该写入条文，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则不宜写入条文，写入“序言”比较合适。
当时，确有相当多的人不赞成把党的领导写入宪法条文。彭真是坚决主张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写入宪法的。11月12日，他在玉泉山与胡绳、王汉斌、顾明等研究起草“序言”时，集中地讲了他的意见。他说：1954年党的威信很高，党、团员在群众中真正起模范作用，那时党的领导要怎么写就怎么写。现在不同，北京选举时，有的学校学生以非党员做竞选纲领，这在1954年、1964年不可能发生。理论工作务虚会时，小平讲“四个坚持”，有些文艺界负责同志一直到鲁迅纪念会前，不讲“四个坚持”。你讲社会主义优越，他讲三个小老虎（台湾、新加坡、南朝鲜）比你收入多，比你发展快。这个问题要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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