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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并非全是“真话”
《多余的话》并非全是真话，根据有三：一、不符合历史事实；二、不符合关押期间瞿秋白对于国民党劝降所进行的批驳；三、不符合二十几天后，瞿秋白的英勇就义，壮烈牺牲。
《多余的话》说，对于政治，“1927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事实是，1927年国民党叛变革命后，瞿秋白激流勇进，临危受命，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紧急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方针，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重要启动者，是“工农武装割据”理论的重要奠基人，是八七会议两大决策的理论支撑者。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党内受到非议，而瞿秋白给予高度评价，力主出版单行本，亲写序言，称毛泽东为“农民运动之王”。在这期间，瞿秋白的问题是过于激进，而不是对政治“减少兴趣”。
《多余的话》说，“1931年初就开始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事实是，1931年初瞿秋白被“左”倾路线排挤出中央政治局后，转而投身左翼文化运动，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与鲁迅一起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称其为“大家”、“名手”，“煌煌大论”，“举世无双”，引为知己。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集序言》博大精深，激情四射，堪称经典，岂是政治思想消极者所为。
《多余的话》没说国民党一句坏话，还说对国民党也承担责任。但在关押期间反驳国民党的劝降时，瞿秋白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清道夫，蒋介石是清道夫的总头子。面对劝降者的各种威胁利诱，瞿秋白语锋犀利，坚贞不屈，一扫《多余的话》的消沉、灰暗和伤感。
《多余的话》说，他绝不“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冒充烈士”。事实是，二十几天后，瞿秋白唱着《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英勇赴死，慷慨就义。 其实，如果我们不拘泥于细节，而是展开历史大视野，实事求是地正视其历史功绩，心悦诚服地感念其英勇就义，我们还能把《多余的话》中那个消极灰暗的“主导思想”信以为真吗？如果瞿秋白也被认为是“不合格”，“是叛徒的一种”，党内还有几人“合格”，党还称之为党吗？
《多余的话》并非全是真话，并不排除其中也有真话，有真情实感，这与其求生图存，希图以假乱真，令人“真假难辨”有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要涉及。问题也就出在这里，如果不能以假乱真，敌人会一眼看穿；如果真的是“真假难辨”，同志亲人将何以堪？这就是为什么《多余的话》会被认为出于敌人篡改，会有那样一个题记——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何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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