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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何看待瞿秋白的“自我剖析”
诸多论者称颂《多余的话》对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进行了犀利的不计身后名声的“自我剖析”，在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中空前绝后。这只有部分的道理，部分地符合事实。这一部分的道理，由于出现在“求生图存”的文本中，也因扭曲而大打折扣。
这里要讨论的“自我剖析”，不是指那些言过其实、不计身后名声的自轻自贱，而是其从理论源头到思想深处对自己的清算。
瞿秋白是创世纪的人物，从苏俄取回“火种”，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现实、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都“不得不”由他“开始尝试”。甚至《国际歌》的传唱，也“不得不”经他校译传入国内。他追逐着革命，为革命潮流推动，推向顶端，又被打入低谷，深知革命之艰险。当他感知或许就要告别革命、告别人生的时候，他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自我追思，对于共产主义与自由世界、无产阶级专政和民权国家的朦胧猜度，对于阶级意识改造未能最终完成的发掘，是深刻的，也是悲壮的，完全是属于瞿秋白自己的深层思考。即使在今天，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如何把握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当代共产党人面对的重大课题。问题是，这样的追思和剖析，在《多余的话》中，非但没有成为继续革命的理由，反而成其为退出革命的根据，成为不配做党员、做领袖、做烈士、做战士的理论铺垫。“自我剖析”变成了“自我解体”。我们可以将此认作被“求生意念”扭曲，也可以认作为了求生图存，“自我剖析”的指向，本来就是要“自我解体”。为了求生，他不能把自己变得更坚定、更强大。
瞿秋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剖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高手。在正常情况下，瞿秋白如果追思历史，解剖自己，当比《鲁迅杂感集序言》更加高屋建瓴，气势恢宏。瞿秋白的困难在于，他不能同时做成两件事，一方面在目标上“委屈求生”，一方面在骨子里“铁骨铮铮”，这在当时，他很难做成两篇文章，当他将两者“合二为一”的时候，就出现了“两相抵牾”的上述状况。
中国革命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探险过程，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都给革命带来严重损失，又都以宝贵的教训给最后胜利作出贡献。事实上，在当时情况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终极理想，更需坚信不疑，难求深思熟虑，因为当时的中心任务是战争，是夺取政权，没有时间和条件进行充分的理论准备。而没有充分理论准备，对于夺取战争的胜利没有直接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多余的话》对于自己的清算，并非完全切题，因其不足以解释他何以堪当大任，主持八七会议，挽救了中国革命；不足以解释他何以英勇赴死，慷慨就义；甚至不足以解释他何以错判形势，犯有“左”倾盲动错误。政治上的成败，战争中的胜负，政治集团的博弈，与政治领袖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大有关系，但又不是那样简单直接，尤其在党的幼年，在共产国际左右中国革命的那个历史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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