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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假”是为“求生”
瞿秋白被俘后，一直没有放弃“求生”的努力，先是化名林祺祥，希望得到上海营救。后是写长篇“供词”，不想与国民党彻底闹翻。再后来是写《多余的话》，承诺不再革命。如不求生，何必将《多余的话》交给敌人？（1936年5月17日瞿秋白开始写《多余的话》，22日写成后交参谋，后交参谋长，后又交36师师长宋希濂。参见王铁仙主编《瞿秋白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29—431页。）如不求生，何必在送给敌人的材料中，揭穿自己的假面，解剖自己的灵魂，说自己早就不想革命，早就应该被认为是叛徒的一种，如有余年做些不革命的事，如无余年也绝不冒充烈士？
瞿秋白不仅将《多余的话》交给了国民党，而且希望将其公之于众。我们大可这样推断：瞿秋白之所以这样做，一可告知国民党当局，他所说的都是实话，不是谎骗；二可告知共产党中央，他已陷虎穴，避免国民党惯用的“秘密处死”；三可开启讨价还价的空间，为中央营救赢得时间（在这之前，瞿已发信求救上海）；四可顺应国民党可能实施的“缓兵之计”，放下武器，或可求生。如果蒋有胆识，容忍一个放下武器的反对党“党魁”存活于自己的股掌之中，比杀掉一个放下武器的瞿秋白影响要大得多。
既然如此，为什么没有指名道姓地写给国民党 ，直截了当地提出求生要求呢？这是因为，瞿秋白的求生图存有两个前提，一是不再革命，一是决不变节。这种既要保全生命，又要保持气节的努力，需要给自己设定一个身份，如果不能两全，这个身份还可以保证他进行第二次选择，这个身份就是《多余的话》所说的“二元人物”。如果指名道姓地直接送交国民党，瞿秋白就只能将自己设定在“阶下囚”的位置上，失去“二元人物”特有的独立、尊严和空间，成为“一元人物”，那就“开弓没有回头箭了”。瞿秋白在写给国民党的长篇“供词”中，称颂中央苏区的成就，肯定共产党中央的成熟和正确，谴责了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结尾处写了这样两句话：“我不会随声附和骂几句‘共匪’，更不会装腔作势扮成共产党的烈士——因为反正一样是死，何必自欺欺人呢？！”由此可见瞿秋白“在不投降变节的前提下求生图存”的思路，在“供词”中已经大体形成。如要变节投降，何必对共产党歌功颂德；如不想“求生图存”，何必说后面那两句话？
《多余的话》所说的“二元人物”是指，在对待“革命”的态度上，是“不革命”，不想再革命了，但也不会反革命；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是从无政府主义角度接受马克思主义，难免杂有机会主义，早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了；在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上，是不配做领袖，做党员，政治上已经死灭，应该被认为是“叛徒的一种”；在阶级意识上，是始终不能够克服“绅士意识”，“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在对待国共两党的态度上，对于两个党都承担历史责任，不骂国民党，也不骂共产党。对于1927年的国民党叛变革命，瞿秋白给出的台阶是，“1927年3月底，英美日帝国主义炮轰南京威胁国民党反共”。总之是，不反党，也不反国民党；不革命，也不干反革命；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也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生不配做党员，死不配做烈士，与共产党切割得一干二净。瞿秋白剑走偏锋，把自己降格成一个“中性”的，脱离了政治干系、阶级干系的人，希图在这个“边缘”上，脱离虎口。
按照一般逻辑，在这个边缘上是没有活路的，如不叛党投敌，只有死路一条，这是一个“死扣”。使“死扣变活”的是宋希濂的出现，蒋瞿之间出现了一个桥梁。蒋可通过宋劝降，瞿可通过宋求生。
在遭受了几个月的酷暑、病痛和屈辱的俘虏生活之后，瞿秋白遇见了他在黄埔军校的学生宋希濂。蒋介石将瞿秋白关押在宋希濂的36师。宋希濂在中学时读过瞿秋白的文章，在黄埔听过瞿秋白的演讲，曾经是瞿秋白的崇拜者，对瞿秋白执学生礼。宋以下全体官兵，一律称瞿为先生。宋希濂给瞿秋白解除镣铐，更衣换装，供奉纸笔，任其作诗填词，白天不设看守，允其自由散步，指定专人照料生活，治疗疾病，伙食标准同36师最高官长。可谓尊崇有加。
宋乃蒋之嫡系，宋之态度有无蒋之意图？如果蒋有松动，宋能成全，不也是个机会？值得关注的是，军统、中统、宋希濂轮番劝降给出的条件——党国爱惜人才，可以不公开反党，做一些学术研究工作。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对《多余的话》的投合呼应，也可以看作是《多余的话》对于蒋氏心理的一种准确揣度。不公开反党，不等于不反党不叛党，瞿秋白关于“二元人物”的设计、已经成为“叛徒的一种”、 如有余年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并据此开出一个研读书目等等，恰恰是与国民党劝降的一种“衔接”和“应对”。 这是一场艰苦的高智商的心理角逐，实际上是两个人的战争——蒋介石与瞿秋白，军统、中统、宋希濂的劝降不过是串场。
瞿秋白与蒋介石刚好在个人关系上未曾“交恶”，阴差阳错间，还曾“有恩”于蒋——共产国际派顾问帮助孙中山政治建党、军事建党，以及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过程中，瞿秋白担任苏俄顾问的翻译兼助手，后又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成为驾驭当时潮流，影响国共关系的一人。国民党一大期间，瞿秋白参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起草，是唯一的共产党身份的起草成员，后经孙中山提议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瞿秋白盛赞国民党一大是“中国革命史之新篇章”。对于蒋介石发动的中山舰事件、四?一二大屠杀等，瞿秋白都尊重共产国际维护大局的指示，未曾表态，未与蒋介石翻脸。相反，在资助、培植蒋介石军事力量，以及蒋介石举兵北伐方面，尽管党内有不同意见，瞿秋白照样尊重共产国际的意见，表示支持。《多余的话》希图居于国共两党之上，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求得“生存空间”。
这当然不能改变蒋瞿之间在政治版图上的对峙关系，在这一“党魁级”生死博弈中，瞿秋白不仅要严守共产党人的底线和尊严，还要放下身段，切合党内斗争和自身实际，讲一些文人从政、气败神伤、厌倦革命的话，所谓“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
事实上，瞿秋白求生图存的努力，并不是毫无效果。由《多余的话》引起的轮番劝降，几次推迟处决瞿秋白的时间。蒋介石曾经召开过包括蔡元培、戴季陶参加的大范围会议，研究瞿秋白的去留。瞿秋白希图在“二元人物”上脱离虎口，终又在“二元人物”上遇难，因其不肯变节投降，不能成为国民党所希望的忠于他们的“一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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