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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何看待瞿秋白的 “大义凛然”和“委屈求生”
“大义凛然”和“委屈求生”，同时出现在瞿秋白身上，以致成为解读瞿秋白的一个“死结”。最极端的例证是“绝不慷慨激昂而死”而又“慷慨激昂而死”。最鲜明的对比是，《多余的话》的委屈求生与对国民党劝降所进行的严词痛斥，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段。如《多余的话》说，不配做领袖，做党员，把自己的历史撕得粉碎。而对劝降者的痛斥则是“头可断，胆不可破，志不可屈”；是“我比鸟爱惜自己的羽毛更爱惜自己的历史”。
《多余的话》自然会被送交国民党最高当局，对于劝降者的痛斥同样会被送交国民党最高当局，这样自相矛盾，让他们相信哪一个呢？既然委屈求生，又何必严词痛斥？既然严词痛斥，又何必那样自污自贬，自轻自贱，答应放下武器，不再革命？
现在看来，只有一个解释——一如前面所说，瞿秋白盘点了全部事态敌情，希图居于国共两党之上，在一个更大的空间里与国民党最高当局对话。为了求生，他在《多余的话》中做出最大让步。除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尊严和党中央的团结统一，他把自己贬到最低。如果蒋介石有识，有胆，有意成全，《多余的话》足可成为“台阶”。瞿秋白的生命已经被逼到尽头，人格已经被逼到极限，敌人休想再逼他半分，逼他交出灵魂。不破底线，他委曲求全；踏破底线，他大义凛然。“自度必死”，他坚定无比；希有“余年”，他委屈求生。在当时情势下，委屈求生是其真实思想，监狱斥敌是其必然逻辑；大义凛然是其骨魂，委屈求全是其周旋和拖延。蒋介石正是看到他的骨魂，下令“就地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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