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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在不变节投敌的前提下，一个致力于“求生图存”的特殊文本，可以从中看到瞿秋白的生之顽强和智慧。文中并非全是真话，因其不符合他坚决革命的真实经历，也不符合他在狱中最后慷慨赴死的真实表现。《多余的话》是写给敌人看的，其实际意图，就是在守住底线和尊严的前提下，试图脱离虎口。为此，他剥离自己与政治的关系，将自己还原为一个“文人”，对自己进行了严苛的剖析，写下了诸多消沉、伤感和过度自轻自贬的文字。瞿秋白剑走偏锋，在“中性”的边缘与国民党高层展开生死博弈，但终因不肯放弃自己的信仰而遇难。
［关键词］ 瞿秋白；《多余的话》；求生图存
瞿秋白是我党幼年时期的政治领袖，继陈独秀之后的党中央第二任主要负责人，临危受命，功载史册。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本文所引述的《多余的话》内容，均参见《多余的话》（1935年5月17日—22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附录，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则另当别论，另有玄机，人称“言近旨远，归趣难求”，长期困扰着中国思想界。
其实，问题不止于此。一、《多余的话》是否出自瞿秋白之手，至今尚无定论，只有一个倾向性意见，倾向于瞿；二、即使《多余的话》确实出自瞿秋白之手，也还存在第二个层次的问题——《多余的话》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三、中央为瞿秋白平反是政治上的平反，主流评论则是为《多余的话》“平反”。这里有“交叉”也有“误差”，这个“误差”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设定《多余的话》确实出自瞿秋白之手（目前也只能做到这一步），本文着重论证以下几个问题：一、《多余的话》并非全是真话；二、“说假”是为求生；三、“求生”乃革命第一要义，瞿之求生，并非变节；四、权当《多余的话》说的都是真话，也不宜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更不应踩之入地，捧之上天。为行文方便，我们可以先倒过来讨论，权当《多余的话》说的都是真话。
权当是“真话”
1935年5月17——22日，瞿秋白在狱中写成《多余的话》，当即送交关押他的国民党36师。同年8月，《社会新闻》节载。1937年3月，《逸经》全文刊载。
《多余的话》贯穿着这样一个主导思想：他是一个积习未除的“半吊子文人”，阴差阳错地介入历史纠葛，成为“某某党”的政治领袖，是一个误会，一场噩梦。他戴着假面扮演过多种角色，实际上是一个不合格的共产党员，早就应该被认为是“叛徒的一种”，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他的样子。他已经在政治上死灭，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宣传者，不想再革命了，他只要休息。他决不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冒充烈士。如有余年，他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围绕这一基调，《多余的话》从政治素质、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水平等几个方面，对自己进行了“水乳交融”的思想剖析。
《多余的话》面世后，除个别同志和亲人以为《多余的话》是出自敌人篡改外，整个舆论经过沉淀，几乎都将此信以为真，以为《多余的话》确实出自瞿秋白之手，是其“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随着政治变迁，主流评论先后走了两个极端。“文化大革命”中，《多余的话》被诬作“叛党投敌的自白书”；“文化大革命”后，中央为瞿秋白平反，对于《多余的话》的评价日见其高，或曰“白璧微瑕”，或称“千古绝唱”。
权当《多余的话》都是真话，“两个极端”也难成立——《多余的话》没有泄露党的一点机密，没有说党的一句坏话，只说自己不合格，何来叛党自白？反过来，既然厌倦革命，不再革命，对于这样的“灵魂剖析”，何以给予那么高的正面评价？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不革命；不是为了前进，而是为了不前进，这样的思想剖析，从总体上说，对于共产党人是不足取的。
在我们完成这次讨论时，会进一步认定，“叛党自白”说，自然是恶意中伤，给予《多余的话》过高的正面评价，则可能是“善意伤害”，因为《多余的话》并非全是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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