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臻
为土改制定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和策略
纠“左”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就是制定完善土改具体政策和策略。1947年整个冬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除指挥作战外，主要的精力都在研究这件事情。
土改中“左”倾错误的许多表现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侵犯中农的问题。有两种情况当时较为普遍：一是抬高错划成分，把中农划为富农，毛泽东用了“惊心动魄”四个字来形容其危险性；另一种情况是“为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而侵犯中农利益”，把“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方针错误理解成“绝对平均主义”，把本不该动的中农的土地也给动了，毛泽东把这比作“挖肉补疮”，“得不偿失”。（陈毅传达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2月21日。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谈到：一个村“九十九户中弄出十多户地主富农，不要中农参加农民代表会，我看了惊心动魄”。）这些行为在政治上极端危险。当时在晋绥、陕甘宁等老解放区新旧中农约占农村人口半数左右（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关于这一比例，1948年1月 8日至 10日任弼时和刘少奇在电报中进行过详细沟通。参见《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95页。），贫雇农占少数，把大批中农错划为富农，加之在政治上经济上排斥中农的某些做法，不仅会把这些被错划的人推到革命的对立面，且势必会引起中农的整体性恐慌，有导致党在农村丧失多数、陷入孤立的危险。
以兴县蔡家崖行政村为例，该村划出的地主富农占总户数比例高达22.46%，比一般估计的8%高出近两倍（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第13页。）。毛泽东指出这不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其他地方“像蔡家崖那样定错阶级成分的，或者差不多那样的，肯定地说必定不少”。他强调，这个例子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他告诫道：“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1页。）对侵犯中农的行为，1948年初毛泽东将其定性为“反马列主义的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第265页。），他后来甚至严厉地批评道：“对中农问题，不是什么冒险主义”，而是“流氓主义，违反一切共产主义原则的”（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9月10日。），足见对此深恶痛绝的程度。他再三强调“中农是自家的人”，是“我们永久的同盟者”（陈毅传达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的讲话，1948年2月21日。），土改想成功要遵循两条原则，其中一条就是“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51页。）。
为什么会大量出现错划成分的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没有制定出统一的农村阶级成分划分规定。地方党组织便根据各自理解盲目开展工作。例如1947年太行区颁布的《关于农村阶级划分标准与具体划分的规定》（参见《人民日报》1947年1月24日。）便是当地自行制定的。毛泽东后来细致研究过这份规定，在3100字的文件上，他批注了24段话500多字，直指其主要问题——阶级划分标准不明确。例如规定里同时有四个划阶级标准“是错误的”，而应当“只有一个标准”；以政治上统治“一村”“数村”为标准划分大中小地主也不恰当，而应当“依其占有土地的数量质量而定”；有些标准则是“重复的”，“混淆不清”的。正确的应该是“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第16页。）。
政策规定里含混模糊的说法，在现实中很容易引起理解上的混乱，造成工作中出现问题，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危害甚大。1948年2月当新的划分阶级规定下发讨论后，基层就有这样的情况反馈：“易县北棋村贫农团委员会根据新标准试定几户之后，在贫农团和贫农小组中讨论后，有的说，这一回划阶级问题根据劳动和剥削，这算找着正根了，如果像以前那样，谁东西多，就弄谁，不但中农恐慌，就是咱们贫农里边，也有些人感到像坐着没底的轿一样。”（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划成分新标准实行后的反映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48年2月16日。）可见划分阶级的标准如果混乱不一，结果是严重的，甚至可能会是农民整体性的恐慌。
在这种情况下，1947年冬，毛泽东决定起草一个全面系统的阶级成分划分文件。这个名为《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简称《划分阶级草案》）的文件，毛泽东强调其意义在于，“纠正党内广泛地存在着的关于在观察及划分阶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补足在土改中缺乏对各阶级阶层人们的具体明确政策的缺点”（《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64页。）。
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受中央委托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相比于《划分阶级草案》里全面系统的规定，任弼时报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充分突出重点，着重探讨“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农村阶级”“应该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对地主富农斗争的方法”“对工商业政策”“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问题”“打人杀人问题”六个方面问题，而“不是土地改革的文件起草有个过程，但现实需要又很迫切。中央1947年11月29日于是采取一个过渡性办法——重发1933年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文件。1948年2月16日近三万字的《划分阶级草案》正式发给党内征求意见。然而这个费力完成的文件，由于种种原因却没能公开发表。但这一改变却映衬出本来作为过渡性手段发出的1933年文件的价值所在。5月25日中央决定将两个1933年文件“作为正式文件，重新发给各级党委应用”。于是两个1933年文件一跃成为土改划分阶级的正式指导性文件。全般问题”，成为土改纠“左”的一篇重要报告。毛泽东很重视这个报告，作过许多修改补充（参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1—14页。），后来把它作为指导土改工作的正式文件下发全党。
针对侵犯中农的另一种情况——“为了满足贫雇农的要求而侵犯中农利益”，把本不该动的中农的土地也给动了的问题，在深入克服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影响的同时，中央决定分别情况采取不同土改策略，尽量采取抽补方式分配土地，缩小运动的波及面。1月4日习仲勋建议老解放区“最好以抽补办法解决少数无地或少地农民的问题为有利”。毛泽东批示说：“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的意见。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习仲勋关于土改问题给西北局并中央的信及毛泽东的批示，1948年1月4日。）2月3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土地法的实施，应当分三种地区，采取不同策略”（三种地区指老区、半老区和新区。参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7—1278页。）的整体构想。随后中央继续细化这一策略想法。毛泽东首先提出将新区土改两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细分为几个具体步骤，同时将新区分为巩固区和游击区，要求只在巩固区逐步进行土改。周恩来在中央指示里将所有老区半老区细分为三类，强调只有在第三类地区，即“土地改革很不彻底的地区”，才适合“平分土地”。毛泽东随后提出“新解放区农村工作的策略问题有全盘考虑之必要”，要求“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而“不是立即实行分浮财、分土地的社会改革政策”。5月 2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指示里正式设定三项条件，要求只有条件都具备的地区，才可划入当年土改范围（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5册，第 86—87、165—167、313、316页。）。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分地区分情况有步骤有重点开展土改斗争的策略安排，那些条件不成熟的地方大规模平分土地的行为也相应地被叫停了。
此外毛泽东还精心选择了崞县（如何平分土地）、平山县（如何在农村中进行整党工作）、绥德县（如何在老区调剂土地）三个土改典型材料在报纸上发表。他特意写下按语，指出：“这三个经验，值得印成一个小册子，发给每个乡村的工作干部”，“这种叙述典型经验的小册子，比我们领导机关发出的决议案和指示文件，要生动丰富得多，能够使缺乏经验的同志们得到下手的方法”。（《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第206页。）有了这一系列具体政策策略的准备，土改纠“左”就牢牢掌握了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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