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臻
运用“分清界限”方法，推动党内深入开展政策检讨
在给刘少奇的“寅鱼电”里，毛泽东还运用“分清界限”方法全面地检讨了党的工作。之所以未能明确分清工作中应有的政策界限，他分析道：首先，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再次，是政策本身就错了，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最后，是领导方法上有错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参见《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 74—75页。）这四个方面的原因，正是毛泽东从政策角度对前期“左”倾错误问题作出的一个全面检讨。
探讨政策问题的同时，毛泽东也在着手谋划党内同志在适当的场合检讨前段“左”倾错误问题。3月2日起，应他此前2月 20日电报的提议，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东三个中央局的主要负责同志抵达河北平山，参加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工委会议。会议最初拟定了三项议题：听取陈毅传达十二月会议精神；讨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合并组建华北中央局；交换对《划分阶级草案》的意见。（参见《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页。）随着毛泽东从政策角度思考的深入，他开始对会议提出新的要求。
会前2月27日，他在《保护工商业指示》里补充要求道：“中工委此次召集的邯郸、五台、华东各局的负责同志会议，除讨论组织问题外，必须讨论政策问题，尤其是工商业政策问题。”
毛泽东在“寅鱼电”里，又对此次会议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他首先从“分清界限”角度出发，得出前期发生“左”倾错误那四个方面的原因，同时又结合这些原因检讨了从中央到基层各不同主体的责任，系统地梳理了党的整个工作流程。在领导者方面，毛泽东指出：“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说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这种责任。最近三个多月，我们即就各项政策，努力研究，展开说明，以补此项缺失。”而各中央局作为其下属的领导者，“在这方面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在被领导者方面，他指出：出现各种“错误的政策”，许多下级党部不请示不报告是一个原因，“例如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错误的也不少。例如晋绥分局，对于在订成分上侵犯中农，对于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对于抛弃开明绅士，都是自己犯了错误的”。这里，毛泽东不仅承担了领导责任，同时也从领导者、被领导者两个方面均郑重指出各中央局的责任，他强调“这类‘左’倾错误犯得比较严重的似乎还不是晋绥而是华北华东华中各区”，建议刘少奇将上述各点“向参加中工委会议的各同志正式提出，并展开讨论一次”。（《毛泽东文集》第 5卷，第74—75页。）因此可以说“寅鱼电”既是对当时政策环节的剖析，又是一份为工委会议认真准备的检讨提纲。毛泽东希望借此次会议之机，促使与会同志彻底检讨以往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电报从政策角度对党的工作及错误问题本质所作出的深刻剖析，无疑为与会者彻底检讨问题打开了思路。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带头承担了责任，并突出强调问题的严重性，他衷心希望同志们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工委会议在讨论完成《划分阶级草案》后，3月14日转入新的议题——“由三个中央局负责同志检讨自日本投降以来的政策问题，着重点是放在纠正‘左’倾的偏向上”（《刘少奇年谱》下卷，第 140—141页。），直至 26日完成总结。14日当天，毛泽东还向党内转发了邓小平的一份综合报告，这份报告深刻检讨了大别山新区土改等斗争中的“‘左’倾冒险的急性病”，列举出六个方面的表现。报告的发出可谓恰到好处，其着重从策略角度去检讨工作，和毛泽东此刻从政策角度的剖析，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他于是在转发该报告的批语里，开始将“政策”和“策略”两个词连起来，使用了“全般的策略观点与政策观点”的说法，凸显出策略问题的重要性。此外报告中邓小平“负责任的自我检讨”的态度，也得到毛泽东在党内的充分肯定。（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下卷，第 295—296页；《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第 723页。）
有了这些充分的准备，本轮工委会议开得深入而彻底，与会同志均从自身工作实际出发，认真反省缺点错误，主动承担有关责任，深刻总结经验教训，许多认识结论都很宝贵。会议末尾，刘少奇连续两天作报告，他结合二十几天来的会议情况，从八个方面回顾总结了抗战胜利以来党在土改等工作中的成绩缺点，并坦陈：“这一时期‘左’的错误之产生，领导上负主要的责任，我们负主要责任。”他援引了毛泽东对错误原因从政策角度的分析，并要求：现在有了规定，各地回去要系统说明，应着重宣传中央最近的指示文件，并且从正面提出办法来，批评“左”右倾错误。（参见中央工委会议记录，1948年3月 25日至 26日。）
3月10日至31日东北局也在召开省委书记联席会议，以讨论《划分阶级草案》为核心，着重总结检查各地的土改工作。如果联系到十二月会议期间西北局、晋绥分局等有关同志的检讨，及邓小平就大别山新区土改等问题提交中央的系列报告，就意味着 1948年3月底各解放区春耕以前，在包括各中央局、分局主要负责同志的党内中高级领导干部中间，事实上已经开展完成了一场深入透彻的针对土改等工作的政策检讨活动。有了如此严肃认真、全面彻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所期待的全党统一思想、改进工作、走上正轨的目标，便有了较为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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