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臻
贯穿始终的一条思想主线：关于政治和政策的关系
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里把总路线和总政策并列，把政策问题提高到政治路线的高度加以强调，这一提法使得政治和政策的内在联系——政治对政策的根本指导以及政策对政治的关键支撑作用，充分彰显出来了。
十二月会议期间，毛泽东曾结合党的历史全面审视了政策问题的重要性。他使用“政策适当”四个字指明了党在1947年迎来战略转折点的政治原因，从正反两个方面讲清楚了政策对政治的关键支撑作用——政策适当可以团结朋友孤立敌人，政策错误不仅孤立不了敌人反而会孤立了自己。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继续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够迎来革命的转折点，一方面由于蒋介石是代表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压迫人民的，残酷的统治导致了他的孤立，“但是，还有另一方面的真理，就是我们政策的正确”，“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那就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会由越来越多变成越来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毛泽东文集》第 5卷，第 22—23页。）1948年前后毛泽东反复强调这一观点，对于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充分重视政策问题，推动中国革命走向最终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思想引导作用。
时隔十多年后，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毛泽东再一次谈到该问题，说：“我们打了二十二年，曾经吃过大败仗，三十万军队剩下了二万多，后来转变了，这主要是个政策问题，与其说我们打的是军事战，还不如说打的是政治战。因而，注意政策问题很必要。这里，重要的是如何团结自己、争取多数、瓦解敌人的问题。我们过去的政策是打击面只有5%，一般不超过8%……这样做，团结面就比较广，打击面就比较小，同情我们的人就会增多。”（《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会谈的时间1960年9月30日，恰逢《毛泽东选集》第4卷正式发行。（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56—457页。）此刻毛泽东再一次谈到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不是历史的巧合。“政治战”作为一个形象的说法，精辟地概括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大因素。
这里，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用他一生丰富的革命实践，诠释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学说，不仅讲清了政治战的实质——团结自己、争取多数、瓦解敌人，而且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把它胜负成败的关键定位为——注意政策问题很必要，把政策对政治极端重要的支撑作用充分彰显出来，接着又指明了政策问题的要害——扩大团结面、缩小打击面。这一系列论点正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总路线和总政策论述的精神实质，同时又是贯穿于1948年党的政策策略探索历程的一条思想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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