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臻
转换角度：对政策问题本身进行探讨
毛泽东并未满足于所取得的以上探索成果，他随后深入到政策问题本身，主要从政策和经验的关系以及政策界限两个角度展开讨论。
关于政策和经验的关系。1948年2月27日，毛泽东在他起草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保护工商业问题的指示》（简称《保护工商业指示》）里讨论了政策和经验的关系。他首先从违反政策的错误说起，接着从工商业政策延展开来，提出“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与杀人五个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因此“必须全面掌握正确政策，并随时纠正下面的错误”。这里毛泽东没有再从反对错误倾向而是从政策层面来剖析此前错误发生的原因，转换了探讨问题的角度。末尾，他充分阐明了政策和经验的关系：“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及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所谓经验，就是实行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及正确与错误的程度。但是人们的实践，特别是革命政党与革命群众的实践，没有不和这种或那种政策联系的。因此，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及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否则，党员与群众就会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编《一九四八年以来政策汇编》，中共中央华北局 1949年印，第153—155页。）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角度讲，政策的正误要到实践中检验，因而经验（实践）具有第一性，这是无疑义的。毛泽东却指出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如果从“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及归宿”来看，人们的实践“没有不和这种或那种政策联系的”，必然受其约束，因此政策的重要性绝对不容忽视。他这种阐释角度，有利于人们把思想从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认识中解放出来，去充分思考政策问题真正的含义。
这段剖析立刻引起党内的思考。3月4日罗荣桓在东北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不能满足于群众的自发，只依靠群众的自发很容易产生偏向”，“以往我们部队的诉苦运动激发了战士的阶级仇恨，提高了战士的勇气，但有的还没有提高到党的政策的水平。因而发生了破坏城市工商业的现象”。我们部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应该是：“以阶级教育为基本内容，在集中领导下普遍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以群众自己的经验来教育群众，又要把群众的水平提高到党的政策水平。”（《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405—406页。）
毛泽东通过剖析政策和经验的关系，强调发挥革命的主观能动性，来突出政策问题的重要性，在现实和历史两方面都有着很充分的根据。由于1948年前后土改等工作中“有大法，而无详细说明、分析和具体规定，下面就没有办法”（《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第460—461页。），致使党员群众“脱离我们政策的领导而盲目行动，执行错误的政策”（《一九四八年以来政策汇编》，第154页。）。这一现实的教训，教育了人们必须要充分重视政策问题。同时，我们党在经历二十几年革命烈火的千锤百炼后，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已经有了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指导，“许多东西都经过了考验，许多东西摸着底了”，“我们党到现在是完全成熟的，老练的”（《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523页。），“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完全成熟了的，能够领导革命走向彻底的胜利”（《罗荣桓军事文选》，第397页。）。此刻党中央领导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能够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其正确性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反复验证。有了这一根本的前提，在夺取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道路上，能否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充分肯定政策环节的关键作用，把党中央的成熟领导透过政策环节转化为全党上下自觉统一的行动，就显得十分迫切且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了。
关于政策界限。3月6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也称“寅鱼电”（“寅鱼电”这一说法，见刘少奇1948年3月19日给毛泽东的电报。参见《西柏坡档案》第 1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12年版，第214页。））里把问题进一步展开，提出要注意分清政策界限。他首先重复了此前对政策和经验关系的说法，接着又指出：“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74页。）这是一段时间以来毛泽东对土改等工作中“左”倾错误表现及本质的结论性认识。
在《保护工商业指示》里，毛泽东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举了1947年12月10日朱德关于军事民主及职工待遇问题给中央的信、1948年2月19日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的通报（参见《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第79—81、160—164页。）、2月22日华东方面关于渤海地区羊角沟工商业被破坏问题给中央的信（信中说：“此间对城市工作与工商业，过去均持毁灭政策。羊角沟的工商业，由于去年六、七月完全用农村斗争方法，全部没收分配，几已全部垮台，盐产大大缩小，羊角沟已成死城，很难恢复。现已下令禁止在一切城市及大镇进行土地改革，并不准没收和分配任何工商业。”参见《一九四八年以来政策汇编》，第153页。）里提到的三方面的例子。经过认真比较后，他指出这些问题的发生有着一定的共性，不是斗争方法本身错了，而是用错了地方、超出了界限，即“没有预先防止将农村中斗争地富、消灭封建的办法错误地应用于城市，未将消灭地富之封建剥削与保护地富经营之工商业严格区别，未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与片面的、狭隘的、实际上破坏工商业的、妨碍工人与人民革命事业持久的、所谓拥护工人福利的救济方针严格区别”（《一九四八年以来政策汇编》，第153—154页。这段话里的两处“严格区别”在毛泽东手稿中均为“分清界限”。这里及后来的版本对此作了规范。因此，最早提出“分清界限”概念和方法的地方，应当是在《保护工商业指示》里。）。“要纠正和避免这类错误仅由领导提出批评是不行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19页。），毛泽东强调“必须从领导方针和领导方法两方面去检讨”。就此毛泽东得出一项结论：“在每一行动之前，必须向党员及群众讲明我们按情况规定的政策。”（《一九四八年以来政策汇编》，第153、155页。）在“寅鱼电”里他进一步指出：“无论做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要注意“分清政策的界限”。（《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74页。）随后他又在《关于情况的通报》里使用了“政策界限”（《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97页。）的概念。
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强调过要在“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4页。），但他在1948年提出要注意分清政策界限，则更为准确地切中了要害，点透了各类错误问题的本质，也就找到了根本解决问题的路子——“使这种区别成为党内公认的风气”（《一九四八年以来政策汇编》，第154页。）。周恩来充分肯定了这一提法的积极意义：“这种新精神很有助于你们澄清干部中认识问题模糊、不懂得区别情况、不能掌握具体政策的混乱思想。”（《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1页。）
至此，毛泽东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把土改等工作中“左”倾错误的原因分析透彻，即政策缺乏明确性；二是把所谓政策的明确性定位为界限分明——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分清界限。政策是革命政党领导群众改造客观世界的核心环节，它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革命行动的成败。衡量这一点，关键是要看所制定出的政策是否准确反映了客观事物本身的矛盾或差别，让政策更加符合实际和有针对性；而从执行政策的角度来看，就是要把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分清界限，让政策更加具体明确和可操作。
分清界限的概念和方法一经提出即见实效。例如当时土改等工作中，对工商业到底应取何种态度，在具体操作上难以把握，特别是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有不少是把原有土地变卖后投资经营的，因此在农民挖地财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没收破坏，有的地方还征收了毁灭性的工商业税，生产力遭到破坏，不利于革命事业发展。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在2月27日《保护工商业指示》里明确提出在农村土改中对待工商业，一律要予以保护。他还在3月1日《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指示里，深入阐述了党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所应采取的正确政治态度。这样，前后不过两三天时间，毛泽东就在接连两份指示中运用分清界限的概念和方法，一方面把土改中的工商业问题——这个在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始终难以严格区分，容易引起混淆、发生错误的过渡性环节，在政策上明确下来，解决了困扰各地具体工作的一个现实性问题；另一方面，也为下一步彻底分清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工商业中的团结对象——民族资产阶级和主要敌人——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政策界限，打下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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