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永泰
五、党外人士座谈会要与谈心、个别协商等民主形式结合起来
中共在提出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的同时，又提出同党外人士进行谈心、个别协商等民主形式，将此三者结合起来。谢觉哉说：“毛主席提倡谈心，谈心者谈心里的话也。谈心一名扯谈，又叫拉话。从这扯到那，从无拉到有，是一种消遣，也是一种学习。”（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9辑，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367页。）鉴于陕甘宁边区一度出现的不尊重党外人士职权的现象，边区政府党组提出要与党外人士“平日多接近，多谈心，多交换意见”。李维汉回忆说：“1945年1月，边区政府动员检查工作。我采取个别谈心或二三人谈话方式，征求和听取几个党外人士的意见。在此期间，我和李鼎铭有过多次谈心，和贺连城、霍子乐等也有过多次谈心。”林伯渠也说：“无论对什么事，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也应该说。发生争论，也是民主政治中的健康现象。以后希望常谈心，可以会上谈，更可以个别谈。大家表示同意。”（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23—524页。）毛泽东得悉情况后，赞成他们和党外人士谈心的方法。他说：“议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说党包办，总是有原因的，我们要研究解决。凡是对的意见，我们都要研究解决。”（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525页。）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指出：“对这些党外干部，将来我们各地的领导机关、组织部门要有调查研究，要有一些办法，教育的办法，团结的办法，比如开座谈会、谈心等等办法，对他们进行帮助和培养。”（《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49页。）
在共产党员同党外人士的关系中，出现意见分歧或党外人士发生过失是正常的，也是难以避免的。毛泽东指出，出现以后，解决的方法之一就是采取协商方式。“在党外人员担负行政领导责任的部门中，该地或该部门的党组织及党员对行政工作有不同意见时，应取适当方式，与党外人员协商解决，不得直接处理。”（《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6页。）如果出现“与我党共事的党外人员在工作中发生过失时，有关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加以慎重考虑，采取适当方式，以诤友的态度，适时地诚恳地告诉他以所犯过失的真确事实及正当理由，并与他协商改正的办法，帮助他改正过失”（《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97—398页。）。如果共产党人同党外人士之间发生政策上或政治上的严重的原则分歧，而在“个人协商方式”下不能求得一致时，就应该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通过政府会议和民意机关去解决，避免共产党人同非党人士之间的个人的对立。（参见罗迈：《关于政权的三三制》，《共产党人》1940年第11期。）
在议事和作决定方面，由于党外人士，尤其是中间人士，不习惯于在正式会议上讨论问题，尤其不习惯于在会议上争论问题。因此，“一切重要问题，全靠至少主要靠会前会后经过个别协商或座谈方式决定，提到正式会议上，只是取得合法手续而已。这经验，在边区的实践中已充分证明。……总之，重大问题，预先交换意见，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然后提到会议作决定。遇有原则分歧，争论不能避免时，也要尽量使用会外谈话方式求得解决。这样做，不但易于解决分歧，而且能减少分歧”。（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第119页。）周恩来也曾总结说：“新民主主义议事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前经过多方协商和酝酿，使大家都对要讨论决定的东西事先有个认识和了解，然后再拿到会议上去讨论决定，达成共同的协议。”“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134页。）
此外，党外人士希望各级中共党委和政府能经常接近他们，与他们密切保持联系、信件往来，允许他们参加党的会议、阅读党的文件等。在这些方面，陕甘宁边区做得比较好。例如，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在开幕和闭幕时，在讨论政府工作及财政经济工作时，均邀请了政府和财经机关的党外负责人士参加。（参见《李副主席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赞扬大会财经政策》，《解放日报》1943年1月31日。）毛泽东在会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时，边区政府及参议会中的非党民主人士出席了会议。（参见宋寿金、李忠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第249页。）在讨论研究整风的24个文件时，吴堡县委和县政府欢迎党外人士参加研究，互相学习，党外人士亦认为这是成人成己的事。（参见《成人成己共同进步，党外人士参加文件研究，吴堡县级干部学习动员》，《解放日报》1942年5月25日。）中共七大召开后，延安士绅要求学习《论联合政府》的内容，市委宣传部发给文件，并准备组织座谈会。（参见《延市士绅要求学习“论联合政府”》，《解放日报》1945年8月2日。）而有些地方的党外人士反映：党的负责同志很少找他们谈过话，在生活上很少与他们接近；另外看到的文件很少，不能参加一定的会议。这样就使得他们在政治上的进步不够快，所以他们希望能多参加一定的会议，定期召开座谈会，多与党的负责同志谈些问题，党多给他们一些帮助，并希望“在党委负责的干部与党外人士私人之间除经常的接近外，还应建立一种经常通信的机关，以通过这些座谈，接近与信件往来，和他们交换关于政策上与工作上的意见，在有意无意当中即可把党的决定对他们进行教育，主动地争取他们对党的决定的赞成与拥护”。在这些问题上，胶东区党委的经验是：各级党委的负责干部应该与他们建立一种私人间政治上的亲密的友谊关系，在参议会工作的党员干部应能经常接近党外人士。“在不妨碍党的秘密的原则下，某些党的会议，应吸收某些政治上可靠追随我党历史较久的党外人士参加。同时一定的党的文件也应该让他们看，藉以加强对党外人士之政治教育，从政治上去更好的团结他们。”党外人士座谈会不应集中在各级政权领导机关中，“社会性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也应举行。（《关于党外人士座谈会的经验介绍》（1945年2月23日），《斗争》第43期。）
总之，抗战时期党外人士座谈会是为了搞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的关系而召开的，是一种有效的沟通协商方式，为后来中央和地方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2014年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科研计划项目“陕甘宁边区党外人士座谈会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4JZ065。作者贺永泰，延安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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