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永泰
[摘要] 党外人士座谈会是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政权建设中的新鲜创造，其历史经验可总结为：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党外人士座谈会应定期举行，制度化；要虚心接受党外人士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要发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党外人士座谈会要与谈心、个别协商等民主形式结合起来。抗战时期召开的一系列党外人士座谈会，为后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党外人士座谈会，最初称为士绅座谈会，是一种会议性质的民主形式，始于抗战时期的抗日根据地，现在中央和地方每年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即源于此。1944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解放日报》发表了《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意见》的社论，指出党外人士座谈会是“三三制”政权的补充形式的一种，各地应高度重视并举行此种会议。抗战时期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根据当时的报纸和档案资料，试作分析和总结如下。
一、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中提出“三三制”政策，为执行这个政策，又提出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政策和原则。毛泽东指出：“必须教育担任政权工作的党员，克服他们不愿和不惯同党外人士合作的狭隘性，提倡民主作风，遇事先和党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同时，尽量地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并倾听他们的意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743页。）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讲道：“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后来他又向全党强调：“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对于共产党人来讲，同党外人士长期合作，就一定要学会打开大门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方法，一定要学会善于同他们商量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就是一个好办法。毛泽东在《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中指出：“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必须有计划地召集党员与党外人员联合一起的干部会议及座谈会，与党外人员共同讨论各项抗日政策，并征求党外人员对党的意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8页。）在《关于宪政问题》中，他又指出：“各根据地亦可于适当时机举行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借以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下。”（《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他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的演说中讲道：“共产党人必须和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谈，多开会，务使打通隔阂，去掉误会，改正相互关系上的不良现象，以便协同进行政府工作与各项社会事业。”（《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39页。）
党外人士座谈会起初在抗日根据地的个别县或市举行，1943年后在边区一级、分区一级和县一级等均有举行，中共中央也曾召集过。座谈会主要由各级党委或政府召集，也有党政联合召集、军政联合召集和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召集的，还有群众团体召集的，党委和政府的部门召集的，等等。（如，1942年6月中共中央派王若飞、杨尚昆和晋西北区党委书记林枫等在边区政府交际处邀请晋西北士绅参观团举行座谈会；1943年1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召集了党外人士座谈会；1944年、1945年陕甘宁边区的分区一级、县一级党外人士座谈会由专署、县府召集；1943年2月山东滨海区士绅座谈会由党政军民领导机关召集；1942年8月靖边县委与县政府召开士绅座谈会；1941年6月平汉纵队司令范子侠与武安、沙河县政府联合召开士绅座谈会；1941年10月，山东妇救会召开名流士绅座谈会；1944年1月西北局办公厅召集党外人士座谈会；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召集士绅座谈会。）座谈会一般在地方参议会会议、政府委员会会议、党的重要会议召开之前或之后举行。（如，滨海区士绅座谈会在一届参议会第二次议员大会前召开；1945年1月太行边区政府指示各专区县在边区参议会、县参议会未成立前召开士绅会；1943年1月西北局党外人士座谈会在高干会结束后召开。区和沦陷区来的士绅。）参加者人数不限，少则数人、十几人，多则百余人。被邀参加座谈会的不仅有在政权机关工作的党外人士，也有未参加政权机关工作的党外人士，甚至还有从敌占（如，平汉纵队司令部召开的士绅座谈会，到会士绅157人，其中有60人是从敌占区乔装偷过敌人封锁线走来的（参见《解放日报》1941年6月30日）；晋西北八分区士绅座谈会，沦陷区士绅和知识分子派代表多人躲过敌人的监视赶来参加（参见《解放日报》1945年6月7日）。）座谈会会期一般不长，多为一天、两天，当然，也有三五天的，最长的十一天。座谈会议题不定，根据当地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有征求对政府制定各种政策的意见，有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和监督，也可以提出各种建议，以及讨论政治形势等。例如，延属分区党外人士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是听取党外人士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民关系等各方面的意见，会议精神主要是揭发批评缺点以切实改进政府工作，目的是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得更好。会议对加强党与广大党外人士的团结、更广泛地发扬民主精神、教育干部、改进工作等都有很大帮助，奠定了陕甘宁边区的稳固基础。“这样的座谈会，目的明确，议题集中，会期短，收效大，比起定期召开的各级参议会具有诸多的优越性。”（宋寿金、李忠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0页。）
实践证明，通过党外人士座谈会，我们党广泛地团结了中间分子，亦即开明士绅、中小地主、商人、资本家，以及国民党中主张抗日与民主的分子，使“三三制”在政权机关以外得到补充和发展，这是各抗日根据地在政权建设中的创造。《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意见》指出：“各地所进行的党外人士座谈会，毫无疑义的又供给我们一个新的经验，这就是说，巩固和加强三三制政权，巩固和加强各阶层的团结，还需要定期听取党外人士对政权工作的批评与意见。”（《党外人士座谈会的意见》，《解放日报》1944年8月21日。）林伯渠总结说：“各界人士开诚协商的座谈会，此种方式也很有益处，今后值得推广。”（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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