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以法律和制度保护森林草原、规范绿化活动
在生态环境建设中如果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不仅不利于增强人们从事绿化祖国事业的责任感，而且难以有效制止对森林、草原的破坏行为。邓小平将法制化、规范化作为绿化事业的重要制度保障，推动制定森林法、草原法等重要法律法规。
首先，在推动法制化的进程中要求尽快制定森林法、草原法等重要法律。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强调了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的问题，还具体列出了十来个应该集中力量制定的重要法律，其中就包括了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等与绿化事业密切相关的法律。（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之后，相关立法工作驶上快车道，仅1979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等法律。其后，《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森林和发展林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法规也相继颁布，迅速形成了一个保障绿化事业发展的法律体系。
其次，提出用法律法规与制度加强绿化工作的规范性。绿化事业能够给社会提供公益性的生态产品，但却难以为从事绿化工作的单位与个人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在缺乏法律与制度约束的情况下，绿化工作等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落实就有极大的难度。为了实现绿化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邓小平积极探索绿化事业的制度创新问题。1981年，为了使全国的义务植树活动收到实效，邓小平特别强调，在义务植树活动中，应该制定必要的法律与制度，规定每人每年种树的数量，严格考核，“多种者受奖，无故不履行此项义务者受罚”（《新时期环境保护重要文献选编》，第27页。）。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全国人大很快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的决议》，确定了全国各地开展植树造林活动的具体制度与措施，为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绿化祖国的活动提供了基本的制度依据。此后，邓小平始终重视在法律与制度的框架下搞好绿化工作。1982年12月，林业部负责人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情况的报告。邓小平很快对报告作出批示：“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页。）这个批示体现了邓小平对绿化工作制度保障的极端重视。
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上来，全国人民正努力投身到经济建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邓小平能够冷静地看到盲目、单一地追求经济发展可能会导致环境破坏，进而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并提出绿化祖国、保护环境的若干思想和举措，是十分富有远见的。在当时民众普遍缺乏生态意识的情况下，邓小平绿化祖国思想，以及他对绿化事业方方面面的工作所提出的一系列切合实际的具体政策思路、工作方法，对社会各界重视绿化问题并改善绿化状况，起到了重要作用。2015年，我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1.63%，比1978年高出了9个百分点，增长率达73.2%。“十三五”规划提出了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的要求。（参见《人民日报》2016年3月18日。）深刻领会邓小平绿化祖国思想，对于今天推动绿化事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建设美丽中国，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邓小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为15XKS002。作者李学林，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胡广宇，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四川成都6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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