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生态环境面临严峻形势。为尽快改善国土绿化状况，邓小平不仅号召“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而且还从战略高度提出了绿化祖国的思想，主要包括：发挥重大林业生态工程在绿化祖国中的关键性作用；搞好绿化工作与发展经济相结合；探索有利于尽快提高我国森林覆盖率的多样化途径；以城市绿化防治城市污染、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以法律和制度保护森林草原、规范绿化活动。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的绿化事业取得巨大成就，邓小平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生态环境问题不容乐观。当时的森林面积约18亿亩，森林覆盖率仅12.5%。（参见《中国统计年鉴1981》，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过低的森林覆盖率，不仅严重影响了祖国山河的秀美，而且导致了水灾旱灾频繁、生物物种减少等严重的生态后果。为了遏制森林面积进一步缩小的趋势，尽快改善国土绿化状况，邓小平号召“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页。），并从战略高度对绿化祖国作出许多重要阐述。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的绿化事业取得巨大成就，邓小平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充分重视发挥重大林业生态工程在绿化祖国中的作用
从世界各国绿化工作的成功经验来看，在森林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实施重大林业工程有利于国土的迅速绿化。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世界上先后出现过美国的“罗斯福工程”、苏联的“斯大林改造大自然计划”、北非五国的“绿色坝工程”以及日本的“治山计划”等林业工程，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生态效益。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邓小平充分重视重大林业生态工程在绿化祖国中的重要性，积极策划和努力推动了一些相关工程的实施，并为一些后续林业工程打下了基础。
一是高度重视占一半国土面积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我国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一半多。经过长期的过度开垦与频繁的战乱破坏，在改革开放初期，三北地区的森林植被已急剧减少，森林覆盖率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失去森林的生态保障后，三北地区出现了沙尘暴频繁、水土流失严重的现象，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面对这种严峻情况，1978年，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关于在我国北方地区建设大型防护林带的建议》上作出重要批示，支持在三北地区开展防护林建设。这一工程被称为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它以“防风固沙，蓄水保土”为建设宗旨，规划用70年时间造林5.35亿亩，在我国北方构筑一道坚实的绿色屏障。工程开展以后，邓小平始终关心其进展情况。1988年该工程开展10年时，已取得可喜成就。为此，邓小平为该工程写下“绿色长城”的题字，对工程建设给予高度评价。2010年工程第四期完成时，三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已经由1977年的5.05%提高到12.4%，水土保持取得明显成效，风沙治理实现了由“沙进人退”向“人进沙退”的根本性转变。
二是从重视荒地、坡地的生态环境功能出发，推动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自清朝乾隆年间人口爆发式增长以来，为了解决粮食不足问题，我国长期大量垦荒造地，造成大片绿地消失，水土流失严重，干旱洪涝频仍。这一现象引起邓小平的思考。
在评价北大荒开垦问题时，邓小平提出了对大面积开荒问题的批评。从20世纪中叶开始，在几万人经过几十年持续不断的开荒之后，黑龙江三江平原的大片荒原变成一个年产数百万吨粮食的粮仓，但也导致了湿地的大面积消失。1978年9月视察黑龙江省期间，邓小平从接受美国友人韩丁对我国大面积开荒提出的不同意见切入，并且联系一些国家因开荒导致自然环境恶劣的教训，明确指出：“搞大面积开荒得不偿失，很危险”，提出了“开荒要非常慎重”的要求。（《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1999年，北大荒开始实施退耕还林还湿政策，体现了我国长期以来在垦荒问题政策思路上的重大转变。
1980年7月，邓小平在游览四川峨眉山时，亲眼目睹了有人在坡地上砍树种玉米的情景，十分痛心。为了解决由此造成的水土流失问题，他当即建议：“不要种粮食，种树吧，种黄连也可以。”这是邓小平首次明确建议用退耕还林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四川省委制定出了一个在本省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的新政策。邓小平完全同意这个既有利于绿化工作又能惠民的政策，并鼓励四川省负责同志解放思想，“大胆地放手干”。（《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52页。）邓小平的退耕还林建议，虽在其生前未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但对后来中央实施全国性退耕还林政策具有积极影响。1998年，我国长江发生了全流域性大洪水。洪灾过后，在制定灾后重建方针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强调了“封山植树，退耕还林”的内容。从1999年开始，退耕还林工程先后在全国25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展开，其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82%。这一工程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生态建设工程，在绿化国土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二、强调搞好绿化工作与发展经济相结合
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人们对森林、草原的生态功能与经济价值的科学认识不足，往往忽视绿化事业，结果造成了生态环境的破坏。面对这一局面，邓小平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在搞好绿化的基础上，用森林、草原的生态功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环境保障，充分开发利用其经济价值。
首先，针对西北的生态现状，提出了在搞好国土绿化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的主张。我国西北五省区幅员辽阔，面积300余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近1/3。其中，面积达62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大部分处于这一地区。据考古发现，历史上黄土高原“森林繁茂，采集、狩猎及采伐林木都较便利”（桑广书：《黄土高原历史时期植被变化》，《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4期。）。但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及人为破坏，到20世纪80年代，这里已经草木稀少，水土流失严重。1980年4月，在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谈长期规划问题时，邓小平把西北绿化问题作为西北地区发展的首要任务。他指出：“西北就是要走发展畜牧业的道路，种草造林”，“农村要鼓励种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16页。）1982年11月，在会见美国客人伦纳德·伍德科克时，他向对方十分详尽地介绍了西北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的自然环境状况和我国政府关于绿化西北的设想。他告诉客人，在我国西北面积达几十万平方公里的黄土高原上，有的地方“连草都不长，水土流失严重”，黄河变黄，也是由于这个地方的水土流失所造成的。因此，“我们计划在那个地方先种草后种树，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868页。）在邓小平看来，在生态环境恶劣的西北地区大量植树种草，才能打下经济发展的基础，实现生态与经济的良性循环。之后，西北各省都将绿化工作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在党和人民的不懈努力下，西北地区的绿化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其次，要求加强旅游风景区的绿化工作，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一些著名风景区对保护树木重视不够，甚至有的景区内还种粮食。这不仅影响景区的美观，造成水土流失，还降低了景区的吸引力，不利于增加旅游收入。对此，邓小平积极提倡在搞好风景区绿化的基础上发展旅游业，始终要求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紧密结合起来，既不破坏风景区的绿化又要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1978年10月，在与中国旅行游览事业管理总局、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等的负责人谈话时，邓小平提出，旅游业很值得搞并特别谈到了要搞好云南石林风景区的绿化工作，使其环境更加美丽。他说：“石林要整理一下，要种些树，让风景更优美一点，现在太荒凉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97页。）
1979年7月，在听取安徽省委负责人汇报时，邓小平批评了在黄山风景区内种粮食的做法，认为既破坏了生态环境，经济效益也不行。他说：“现在这里有好多秃山，种玉米干什么，既影响水土保持，收入又少。”他强调要想办法禁止破坏景区的绿化：“粮食少，用别的办法解决。要有些办法，禁止破坏山林。”邓小平认为，黄山风景区应该采用专业队进行治理、开发，增加其价值：“在这里，我们的资本就是山。要搞些专业队治山。”怎么解决粮食少、收入少的问题呢？他建议，黄山景区的居民应该多利用本地竹木资源，生产销售精美竹编工艺品、精包装茶叶等旅游纪念品，“游客带回去送人，表示他到过黄山”。（《邓小平论旅游》，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邓小平的这些主张，不仅会使风景区变得更加美丽、更具旅游价值，也可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情况下改善景区居民经济收入，实现旅游开发与环境绿化的有机统一。
1983年2月，在视察苏州、杭州等地时，邓小平多次明确指示要搞好当地旅游景区的绿化。在苏州，他要求当地干部，“苏州作为风景旅游城市，一定要重视绿化工作”，并且提出了制定绿化规划、发动干部群众义务植树等具体建议。在杭州，他建议风景区多种植水杉树、泡桐树等“既经济，又绿化了环境”的经济林木，他还充分肯定了该地的绿化工作对发展旅游业的特殊贡献：“杭州的绿化不错，给美丽的西湖风景添了色。”（《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87、889页。）
在改革开放后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中，邓小平关于将搞好旅游区绿化工作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思想得到了贯彻，并成为旅游法律法规中的一个重要内容。201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明确规定：“旅游业发展应当遵循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该法还规定，在旅游开发中，“对自然资源和文物等人文资源进行旅游利用，必须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资源、生态保护和文物安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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