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畫傳》

　　1936年暑假，為便於地下活動，任仲夷化名任所之，搬出中國大學校外住進西單太仆寺街德權公寓西座二樓。公寓裡租住的都是在北平讀書的外地學生，任仲夷閑暇時常坐在長廊欄杆邊拉二胡。有6個女學生住在公寓東座一樓，與他隔院相對，常被他的琴聲吸引。她們喜歡唱《畢業歌》《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唱得最多的是《鬆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脫離了我的家鄉，拋棄那無盡的寶藏，流浪！流浪！整日價在關內，流浪”她們哀怨的歌聲，深深打動了任仲夷。他了解到，她們都是東北大學學生，從關外流亡到關內讀書。他注意到，其中有個叫王杰（王玄曾用名）的姑娘比較突出，身材高挑，皮膚白皙，活潑而不失沉穩。他對她產生了好感。

　　1962年 11月下旬，任仲夷到廣州開會，看到廣州文化公園的花卉展繁花似錦，彩燈璀璨，人如潮涌。他心想，廣州搞花展、花市，有其獨特的地理優勢和氣候條件，而哈爾濱冬天除了冰就是雪，老百姓習慣成天待在家裡“貓冬”。國家處於經濟困難時期，群眾物資生活匱乏，精神生活極其單調，公園沒人去，成了“半年閑”。用什麼方式才能在寒冬裡搞出“文化公園”來呢？我們做領導的，有什麼辦法使群眾走出戶外活動，振作起精神呢？回哈爾濱后， 1963年春節來臨時，他仍未能破解這一難題，哈爾濱人還按“貓冬”方式過了一個枯燥無味的年。 1963年 2月 1日，任仲夷和市長呂其恩到香坊區視察一個農貿市場。他走出市場時，驀然 發現路邊一戶人家門前有兩點微弱亮光，原來一位老太太蹲在路邊，面前擺著兩個用“喂得羅”（上粗下細的水桶）制成的空心冰坨，中間插了根點燃的蠟燭。這種土制冰燈歷史上叫“窮棒子燈”，是過去鬆花江流域一帶農夫或漁民使用的一種簡易省錢的照明方法。有些窮人在元宵夜買不起燈籠，就做這種冰凍燈罩擺在門前尋樂，如今民間已很少有人制作它了。 一瞬間，任仲夷心頭一亮：冰燈，不就是哈爾濱的特產嗎？哈爾濱沒有廣州的鮮花，但寒冷的冬天給哈爾濱帶來的是廣州所沒有的冰雪，為什麼不利用嚴寒搞冰燈展呢？

　　任仲夷毫無畏懼，堅決投入批判“兩個凡是”的戰斗。他認為“兩個凡是”不徹底否定，必然在思想上束縛億萬人民，使黨和國家繼續陷於“文革”錯誤中﹔在組織上使“文革”中受迫害的一大批革命干部和群眾繼續蒙受不白之冤，使中國歷史繼續倒退。 早在 1977年 7月，在遼寧省委召開的宣傳工作會議上，任仲夷就響應鄧小平在同月提出的“要用准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觀點，進行了透徹的分析，矛頭與“兩個凡是”針鋒相對，是地方大員中最早對這一觀點的積極響應者與論述者。他在講話中明確提到“實踐性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証唯物論的最顯著的特點之一”，並強調“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時間早於真理標准公開討論將近一年。可惜他這篇講話未在報刊發表，因而未引起理論界、新聞界的注意，產生的 影響有限。

　　從 1978年 11月 10日至 12月 15日，任仲夷在北京參加了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會議是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作准備的。會上，與會者對於真理標准問題的爭論很激烈。會議簡報刊登了某理論權威的文章，這篇文章實際上是《人民日報》刊登《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以下簡稱《實踐》）的當天晚上，某理論權威打給《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的電話內容。該文章稱，《實踐》犯了方向性的錯誤，理論上是錯誤的，否認真理的相對性，否認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政治上問題更大，要砍倒毛澤東思想這面紅旗，是很壞很壞的。該文章較為系統地闡述了“凡是派”的觀點，可說是“凡是派”對真理標准討論的第一次公開地正式反擊。 在《實踐》等文章發表后，堅持“兩個凡是”的那些人除了下命令禁止支持，以及大扣什麼“思想反動”“方向性錯誤”“分裂黨中央”“矛頭針對毛主席”“砍旗”等帽子外，拿不出任何一篇反駁文章來。此人的一個“電話內容”，竟然鄭重其事地登載在中央工作會議的簡報上，是堅持“兩個凡是”的人試圖通過這篇文章以求最后一搏。 在短兵相接的關鍵時刻，任仲夷再次挺身而出。他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首先指出“這篇東西確實代表了某些同志現在的觀點，代表了一種思潮”。

　　在思想理論戰線上撥亂反正的同時，任仲夷以極大精力抓緊平反“四人幫”及其死黨在遼寧省制造的大量冤假錯案，從組織上反對“兩個凡是”。 1978年 10月 14日，任仲夷在遼寧省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聲討林彪、“四人幫”及其親信死黨在遼寧的罪行：“砸爛了從東北局、省委到基層的各級黨組織和各級領導機關，把一大批革命老干部，特別是各級黨委的主要負責同志打成叛徒、特務、走資派，大搞劃線站隊，把一大批干部和群眾誣蔑為‘當了國民黨兵’﹔在清隊中，大搞法西斯專政，制造了大量的冤案、假案、錯案，全省僅集團性的冤假錯案就有 1200多起，加上個人的冤假錯案，牽連到 10萬多人，死了 2萬多人,把全省 11萬多干部以及民主人士攆到農村，連老弱病殘者也不例外,一切誣蔑不實之詞都要統統推倒，所有的冤假錯案都要徹底平反昭雪。 ” 由於任仲夷和遼寧省委多數領導人對平反冤假錯案的重視，遼寧省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進展相當迅速。

　　當時中央及有關部門將下放給廣東的外貿進出口權收了回去。內地一些省市也把廣東運往各地的許多物資當作走私物品扣壓凍結。廣東的供銷人員到外省市進行業務活動受到冷落，有的還被當作走私分子看待，輕者搜去証件，重者無理扣押。有些省市明確表示不准供銷人員去廣東做生意。廣東的城市一下子由門庭若市變為冷冷清清。這時有人私下勸任仲夷：“都什麼時候啦，你還講改革開放，最近北京的報刊都不講啦。”任仲夷卻說：“中央也沒有不讓講啊。 ” 任仲夷面對的難題是如何向全省傳達貫徹中央關於兩省座談會精神。如果把會上實況全部傳達下去，勢必嚴重打擊廣東干部群眾改革開放的熱情。會上明確指示要查處一批干部，但他堅信廣東的干部除極個別外，絕大多數是清白的。有的中央領導建議，要對存在問題進行大辯論以統一認識。他認為不能這樣搞，一搞大辯論，就會出偏差，弄不好就像過去政治運動一樣，上綱上線，亂抓辮子，亂扣帽子。 回廣東前，任仲夷問胡耀邦：“這次會議沒有一個傳達提綱，回去往下傳達時不可能講這麼多，特別是有些話不宜往下傳達。譬如‘這是資產階級又一次向我們的猖狂進攻’‘寧可讓業務上受損失，也要把這場斗爭進行到底’等。

　　美麗的廣州白天鵝賓館聳立在白鵝潭北岸 廣州白天鵝賓館是廣州市的標志性建筑，由香港愛國人士霍英東於 1979年起開始投資興建。它創造了許多全國第一：我國第一家外商投資的五星級賓館，第一家自行設計、自行建設、自行管理的現代大型中外合作酒店，第一家營業第一年就盈利的酒店，第一家在酒店 內實行與日本、香港三方合作經營日本餐廳的酒店,第一家四門打開對群眾開放的高級酒店，第一家全面實施電腦化管理的酒店，第一家使用信用卡結賬及實行八種外匯付款方式的酒店，第一家被“世界一流酒店組織”接納為其成員的酒店，等等。它被香港媒體稱為“廣州改革開放的第一扇窗”。 然而，當年建白天鵝賓館所遇到的阻力，是霍英東所沒有想到的。賓館需要近 10萬種裝修材料和用品，內地幾乎要什麼沒什麼。更要命的是，進口任何一點東西，都要去十幾個部門蓋一大串紅章。更煩心的是，白天鵝賓館的樓頂因戰備需要竟然架起了高射炮。霍英東愣住了，放個炮擺在這裡，誰還敢在這裡睡覺？他隻好請葉劍英出面干預，高射炮陣地才撤走。他要求賓館服務員穿絲襪被人說是有意識形態問題，女迎送員在賓館門前穿著旗袍迎賓也說是“封資修”，日本餐廳迎送員穿和服更說是“把趕出去的日本鬼子又帶進來，你們搞賣國！”霍英東慨嘆：“搞白天鵝，搞到自己體無完膚！ ”

　　任仲夷始終懷揣人民至上的價值觀，總在考慮人民群眾如何在經濟上更快地富裕起來，在政治上更好地當家作主、擁有更多的民主權利，在文化生活上更自由地享受豐富多彩的精神文明成果。他從政 70年，從不居 功自傲，從不考慮個人利益得失，從不為自己的待遇向組織提要求，即使對制度內的待遇也一讓再讓，堅守克己奉公。 任仲夷在廣州住的那所房子，一直是歷屆省委負責人居住的，幾十年來一直這麼住著，誰也沒提出過改動。任仲夷調到廣東后，了解到省委機關住房比較緊張。盡管自己祖孫三代同住在一起也不算寬敞，但在 1985年臨退下省委第一書記職務前，主動要求把房子和院子改動一下，讓出一半來。省委機關管房子的干部勸他不必改了，機關可以另想辦法解決。但他一再堅持，房子還是被隔成兩套住宅，他隻住其中一套，另一套讓了出去。 機關管房子的干部感慨地說：“一般來說，隨著職務的提升，領導的住房都是越住越大，隻有任書記住的房子越來越小，特別是在退下來之前，不但不多要房 子，還主動退房子，真讓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