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以1954年憲法為基礎進行修改
從1980年9月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到1982年12月4日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修改后的憲法，歷時兩年零三個月。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提出修改草案（1980年9月至1982年2月）﹔第二階段是全民討論（1982年4月至10月）﹔第三階段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1982年11月底至12月初）。
提出修改草案花費的時間比較長。這一期間，彭真正忙於“兩案”（“兩案”，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的簡稱。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時，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雖然是以一案提起公訴的，但“兩案”的簡稱一直沿用下來。）審判工作並主持中央政法委工作。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處成立后，修憲的起草工作是由胡喬木具體負責的。此后的8個月中，在胡喬木主持下，秘書處一面著手調查研究，一面著手搭建憲法框架、起草條文。秘書處把1954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分發中央各部門、各地方、各界人士，請他們就這兩部憲法如何修改，包括哪些留，哪些刪，哪些改，哪些加，提出意見。之后，又召開了一系列座談會，直接聽取意見。從1980年9月到1981年6月，秘書處先后邀請北京和外地一些專家、學者和有關部門負責人開了13次座談會，就修改憲法問題進行座談討論﹔並委托中央黨、政、軍機關和省級人大常委會協助征求意見﹔此外，還收集、研究了35個國家的憲法以及國民黨的中華民國憲法。到1981年2月，秘書處完成了憲法修改草案的討論稿（第一稿）﹔又幾經修改，到5月份形成了新討論稿（第五稿）。這些都是秘書處內部稿，對外一直沒有拿出一個正式草稿。
彭真一直關注修改憲法工作的進展。修憲工作一啟動，他就布置身邊工作人員關注修憲工作的進展和動態，隨時向他報告有關情況，並抽出時間，多次聽取匯報。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彭真出席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會上，胡耀邦問彭真，憲法修改草案9月份能不能搞出來？不搞出來，明年工作不好安排。彭真於6月29日上午即向王漢斌等人傳達胡耀邦的意見，同時提出了一個設想：修改憲法要以1954年憲法為基礎，搞第二方案。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歷史問題決議之后，胡喬木病倒，需要休養，便向鄧小平建議延遲修改憲法的時間。鄧小平認為修改憲法必須抓緊，不能推遲，即與彭真談話，委托彭真直接主持憲法修改起草工作。這樣，從1981年7月開始，彭真具體主持了憲法的修改工作。
彭真對前一段修憲的情況是了解的。他看到各方面積極參與、各抒己見，提出了不少好的見解和建議。對這種民主氣氛，他感到滿意。同時他也注意到，修憲討論中，由於對一些重大問題存在意見分歧，沒有形成基本共識，以致8個月過去了，還沒有拿出一份各方面都能大體接受的修憲草稿來。他感到，修憲首先要有明確的基礎和依據。
關於修憲的基礎，指的是以哪一部憲法為修改的基礎。在通常情況下，修憲應當以前一部憲法即以1978年憲法為基礎。彭真在研究比較了以往的三部憲法后提出，修憲應當以1954年憲法為基礎。為什麼要以1954年憲法為基礎進行修改呢？彭真主要提了三個理由：
一是，1954年憲法規定的基本原則比較適宜。王漢斌回憶：當時，研究了1954年憲法，認為這部憲法雖然有的條文已經過時，但它所規定的基本原則是比較適宜的。而且這部憲法有106條，比較完善。經過“文化大革命”，人們還是比較懷念1954年憲法。彭真考慮還是以1954年憲法為基礎。他請示鄧小平，鄧小平贊成這個意見，同時指出：從1954年到現在，已有近30年了，新憲法要給人以面貌一新的感覺。
二是，以1954年憲法為基礎修改，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爭論。如一院制還是兩院制，民族區域自治，四大，罷工自由，要不要序言，檢察機關要不要，全國、省人大代表任期四年等。許多問題，1954年憲法都考慮過，要修改，就要提出理由，可改可不改的就不改。
三是，以1954年憲法為基礎修改，有利於盡快完成任務。確定以1954年憲法為基礎，思想路子就可以明確，就有可能搞得快些。
彭真還提出，修改憲法要以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為依據，他說：憲法不可能解決一切爭論的問題。如果把黨內還沒基本一致的問題寫上，必然會帶到群眾中進行辯論，不利於總結經驗，不利於團結一致向前看。若干歷史問題決議是經過中央長期考慮、多次修改，並經過四千人討論的基礎上做出的，是修改憲法的依據，要按決議的內容寫。
在確定以1954年憲法和歷史問題決議為修改憲法的基礎和依據后，彭真強調：修改憲法，“在綱不在目”，“在要不在繁”，“隻管戰略，不管戰役”。要解決最根本的問題，不寫枝節的問題﹔隻規定已成熟了的東西，不寫不成熟的、還在實驗中的東西﹔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總結自己的經驗教訓，參考外國有益的經驗，但不能照搬外國的做法﹔修改憲法的過程，要充分發揚民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