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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上，彭真發表了長篇講話。這是他接手修改憲法的工作以來，了解各方面情況，看到、聽到各種不同意見后，第一次系統地發表了自己對修憲工作的意見。他說：
一是，要從中國實際出發。修改憲法的根據，不是美國、日本，也不是新加坡。實際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現實的實際，一是歷史的實際。講歷史，從本世紀以來，我國至少有四件大事是劃時代的：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推翻三大敵人、建立新中國﹔廢除了幾千年的剝削制度﹔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他在講完這四個重大歷史事件后說：這四件大事值得提出，要在憲法中表現和反映。二是，憲法隻能寫現在能夠定下來的、最根本的、最需要的東西。憲法不能太簡單，太簡單了，遠不能適應當前和今后的實際需要，要盡可能比較完備一些。能定下來的有兩類，一類是實踐已經檢驗過了的﹔一類是有可能和必須實現的方面。三是，憲法本身，先考慮內容，搞清實際，研究提出意見。內容定了，再仔細斟酌文字。意要稱實，文要逮意。
講話最后，彭真強調了在修憲中發揚民主的問題。他說：“我們約定，不管誰說的話，又算數又不算數，對的算數，不對的不算數﹔大家同意的算數，不同意的不算數，最后要經過憲法修改委員會修改，全國人大會議通過才算數。當然，個人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在討論中，要暢所欲言，知無不言。自己的、別人的、聽到的、從報刊材料上看到的，黨內外的、國內外的，都可以在會上講，然后把大家認為對的意見集中起來，定型化，寫進憲法修改草案。這樣，才能有一個真正廣泛的民主的基礎，和在民主基礎上較為正確的集中。”
10月5日，彭真進駐玉泉山八號樓。修憲工作班子也一齊進駐。當天，彭真即主持開會，安排了分工和工作日程。
修憲工作一啟動，“序言”就是一個有爭論的問題。一是要不要寫“序言”，從憲法修改委員會內部到各方面都有不同意見。這些材料彭真都看了。彭真是堅持寫“序言”的，並就這個問題同工作班子多次討論。看到不要寫“序言”的意見后，彭真說，這個觀點要不得，現在要盡快明確一條：憲法還是要寫“序言”。為什麼要寫“序言”，他在不同場合多次講過自己的意見。他說：就中國的歷史和現實而言，有一些重要內容需要在憲法中表述出來，但又不適宜在憲法的條文中表述。比如，中國的歷史，四項基本原則，國家的任務，統一戰線，民族政策，對台灣的政策，國家的外交方針等，就需要通過“序言”表述。
為了實現這樣一個目標，彭真主持“序言”的起草，經歷了一個反復推敲、修改的過程。如何敘述中國的歷史，開始時意見不完全一致。有人主張詳細些，有人主張簡略些。工作班子起草的敘述歷史的那一部分，先后有幾種寫法，不斷地調整修改。彭真在仔細研究了不同的寫法后，提出了一個原則：憲法要寫歷史上的大事，不能事無巨細，要把重點放在近代以來。
與敘述歷史密切相關的，是如何在“序言”中寫四項基本原則。從憲法修改委員會收到的意見中，對這個問題有三種主張：一是四項基本原則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張，不應寫入憲法。二是四項基本原則不但應寫入憲法，而且應當寫入憲法條文。三是社會主義制度和人民民主專政應該寫入條文，黨的領導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則不宜寫入條文，寫入“序言”比較合適。
當時，確有相當多的人不贊成把黨的領導寫入憲法條文。彭真是堅決主張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寫入憲法的。11月12日，他在玉泉山與胡繩、王漢斌、顧明等研究起草“序言”時，集中地講了他的意見。他說：1954年黨的威信很高，黨、團員在群眾中真正起模范作用，那時黨的領導要怎麼寫就怎麼寫。現在不同，北京選舉時，有的學校學生以非黨員做競選綱領，這在1954年、1964年不可能發生。理論工作務虛會時，小平講“四個堅持”，有些文藝界負責同志一直到魯迅紀念會前，不講“四個堅持”。你講社會主義優越，他講三個小老虎（台灣、新加坡、南朝鮮）比你收入多，比你發展快。這個問題要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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