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領導新中國初期反腐倡廉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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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初期，處在兩大革命階段交替的歷史轉折關頭，社會矛盾特別復雜，國民經濟亟待恢復，除舊布新的各項任務非常繁重，稍有不慎就會處理失當遭受重大損失。同時，共產黨自身隨著地位和環境的變化，也很容易因為革命勝利和手中有了權，從而發生歷史上屢見不鮮的蛻化變質問題。可是，李自成、洪秀全之類的悲劇沒有重演，相反卻是譜寫了改天換地的新篇章。在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領導集體正確指引下，僅僅用了3年時間，不僅順利完成了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等艱巨復雜的社會改革，粉碎了美帝國主義的顛覆陰謀，徹底摧毀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社會基礎，而且自力更生地重建家園，使舊中國瀕於崩潰的工農業生產和交通運輸，迅速恢復或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這個歷史奇跡的出現，除了堅決貫徹《共同綱領》這個臨時憲法所規定的一整套正確方針政策外，很重要的經驗在於高度重視並切實搞好黨政干部的自身建設。

防患未然，清醒預見“可能腐敗”的極大危險

（一）未雨綢繆，警鐘長鳴

任何政黨或政治集團在取得執政地位以后，能不能拒腐防變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嚴峻考驗。早在抗日戰爭勝利前一年，毛澤東就高瞻遠矚地意識到了這個問題。1944年正值農歷甲申年，也是明朝末年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攻進元朝大都北京后由勝利走向失敗的第300個年頭。這年3月，著名歷史學家郭沫若寫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發表在重慶《新華日報》上。文章著重總結了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由勝利迅速轉為失敗的教訓，深刻揭示了驕傲會導致失敗、腐敗會導致覆滅的歷史規律。毛澤東在延安看到郭沫若的這個文章后，倍加贊賞，認為對已經取得很大勝利的中國共產黨有著重要意義。

同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號召學習郭沫若寫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說：“我黨歷史上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以為戒﹔最近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以為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隨后又把《甲申三百年祭》作為整風文件印發黨內學習，還在延安《解放日報》全文轉載，新華社全文轉發，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八路軍總政治部也聯合發出學習通知。

1945年7月4日，毛澤東在同來延安訪問的民主人士黃炎培交流中，又明確提出要走一條民主監督來治腐防變的新路。當時，毛澤東問黃炎培這幾天的參觀訪問有什麼感想？黃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毛澤東對他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尤其是當民主革命即將在全國取得勝利的前夕，中央領導集體更是清醒地預見到形勢變化可能對黨的隊伍產生的負面影響。1948年12月，劉少奇在《對馬列學院第一班學員的講話》，及時地從如何保住來之不易的革命勝利成果的角度，著重講了拒腐防變問題。他尖銳地指出：“很多人擔心，我們未得天下時艱苦奮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國民黨一樣腐化。”他認為：“這種擔心有點理由。”“在中國這樣落后的農業國家，一個村長，一個縣委書記，可以稱王稱霸。勝利后，一定會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搞得不好，別人也能推翻我們的。”因此，他提出現在就要注意到這一點，加強思想教育，提高紀律性。緊接著，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在確定新中國一系列基本方針政策的同時，認真研究了在新形勢下加強黨的建設問題。毛澤東在會上的報告提醒全黨要高度警惕：“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並且指出資產階級的捧場“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一定要預防在“糖衣裹著炮彈”攻擊面前“打敗仗”。為此，他明確提出全黨同志要做到兩個“務必”，即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和“艱苦奮斗的作風”。隨后，在中央機關從西柏坡去北平的途中，毛澤東又一次提起李自成。他說：“進京‘趕考’去……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