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智大勇

艱難曲折的國共和談

1937年2月9日，顧祝同到達西安。當天，周恩來即與顧祝同會面。顧祝同告知，蔣介石原定10日與周恩來的杭州談判推遲了，要他先和周恩來談判。這樣，以顧祝同、張沖、賀衷寒為一方的國民黨代表和以周恩來、葉劍英、潘漢年這一方的共產黨代表開始了正式談判。

這次談判適逢國民黨正准備召開五屆三中全會。為了推動國民黨向抗日的立場轉變，中共中央於2月10日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了著名的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証。

西安談判一開始，雙方就直接進入實質問題的談判。周恩來以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電報精神為依據，陳述了中國共產黨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基本意見。雙方就中共在適當時刻公開、蘇區政府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擴大民主、分期釋放在獄的共產黨員等問題達成了初步的協議。

2月15日，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西安談判暫停下。在三中全會上，國民黨內就抗日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會議通過了《根絕赤禍案》，決定“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徹底取消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停止“赤化宣傳”，停止其階級斗爭等。這些話表面上是老調重彈，但正如周恩來后來在中共七大會議上所言：“這個東西是雙關的，因為紅軍改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紅軍，但紅軍還存在﹔蘇區改了名稱，也可以說是取消蘇區，但蘇區還存在，所謂停止階級斗爭，停止赤化宣傳，就是不許我們在國民黨統治區有政治活動。”這些表明，國民黨的政策已開始向著抗日的方向轉變。

2月26日和27日，周恩來同參加國民黨三中全會后回到西安的張沖繼續會談，談判的焦點集中在紅軍改編上。

周恩來提出紅軍改編后人數至少六七萬，共6個師，每師3個團。張沖堅持紅軍最多隻能編4個師共4萬人。周恩來表示不能接受。張沖坦率承認，蔣介石、顧祝同並非輕視紅軍，而是怕紅軍迅速壯大。兩天會談沒有結果。

經過3月1日和2日的反復磋商，雙方既有堅持也有讓步，意見逐漸接近。3月8日，雙方認為意見大體一致，決定為1個月來的談判做一總結，由周恩來寫成條文，以便電告蔣介石做最后決定。這便是史學界所稱的“三八協議”，國共第一次談判取得的成果。

不料，兩天后，國民黨方面又橫生枝節，就紅軍的編制和領導權問題向中共代表團發難。3月11日，賀衷寒突然提出一個修改方案，對“三八協議”做了重大改動。如紅軍改編后隻能有3個師，每個師隻能有1萬人，要服從南京中央一切命令，政訓人員、輔佐由南京派遣等等。其實質就是要裁減紅軍，改變共產黨對紅軍的獨立領導。

周恩來堅決拒絕這種無理的條件，並向中央建議，關於民主政治與紅軍獨立領導問題，不是與顧祝同、賀衷寒可以解決得了的。中共中央完全同意周恩來的意見。

3月12日晚，周恩來緊急約見張沖，指出賀衷寒橫生枝節，一切都有根本動搖的可能。要他以原提條文電告蔣介石，否則隻有請張沖回南京見蔣。同時，周恩來表示：“我黨只是不承認賀案，對於兩黨團結救國和擁護蔣委員長的根本方針，並不因賀案而動搖。”且強調所發生的爭執問題是根本性的問題，在西安已無法再談，隻能到南京同蔣介石直接談判解決。

3月15日，張沖面見周恩來，說明賀案作廢，改以“三八協議”作為談判基礎。周恩來再次強調要迅速面見蔣介石談判。

3月下旬的杭州，空氣清新，艷桃李濃，花雲如織。脫去鋼架背心的蔣介石渾身輕鬆。這時，周恩來在潘漢年陪同下到達杭州，直接和蔣介石會談。

問候之后，周恩來直奔主題：“中共為國家民族利益計，才謀求同蔣先生和國民黨合作，但不能接受所謂‘改編’、‘投誠’之類的用語。”蔣介石嘴邊挂著難以捉摸的微笑：“我承認中共有民族意識、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幾個月的和平運動影響很好。由於國共分家，致使10年來革命失敗，造成軍閥割據和帝國主義者佔領中國的局面，我們都應反省過去的錯誤。你們不必說同國民黨合作，只是同我個人合作之間的事。希望中共這次改變政策后，與我永久合作，即使我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內亂造成英、日聯合瓜分中國。因此，要商量一個永久合作的辦法。”

周恩來順勢將中共的幾點具體要求陳述出來：“一、陝甘寧邊區須成為整個行政區，不能分割﹔二、紅軍改編后的人數須達4萬余人﹔三、3個師以上必須設總部﹔四、副佐及政訓人員不能派遣﹔五、紅軍學校必須辦完本期﹔六、紅軍防地須增加……”

蔣介石變得少有的寬容，立即表示：“這些都是小節，容易解決。中共在幾個月后可以參加國民大會、國防會議﹔行政區可以是整個的，但須由中共推薦一個南京方面的人來做正的，以應付各方，副的以下均歸中共，並由中共自己干，我不來干涉。軍隊人數不同中共爭，總的司令部可以設，我決不來破壞紅軍部隊，只是聯絡而已。糧食接濟定額設法解決﹔即使永久合作的辦法尚未肯定，我也決不再打。”

蔣介石這次的表示確實很爽快，但周恩來對蔣介石有著多年的了解，一下就看透了他“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謀略。蔣介石的意圖是承認他為領袖，其他具體問題自可放鬆一些。

3月30日，周恩來攜帶同蔣介石聯系所用的密碼飛抵西安。4月初，返回延安。中央對杭州談判很滿意，決定由周恩來起草民族統一戰線綱領，並具體研究兩黨合作的形式。

4月7日和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兩次召開會議，認真研究民族統一戰線綱領問題。在討論時，周恩來說：整個統一戰線的原則，第一，要有共同的綱領。第二，要有聯合的組織，才能行動。第三，在承認我們綱領的條件下，可以承認蔣為領袖。周恩來又強調，要堅持3個原則：第一是組織的獨立性，無論如何不能混合﹔第二是國際性，不能斷絕同國際的關系﹔第三是階級性，是代表無產階級的。這些原則必須在統一戰線中得到承認。聯合組織的名稱，周恩來認為最好用民族統一聯盟。

4月25日早飯后，一輛敞篷卡車從延安南門外紅軍總供給部大院開出，駛上了依山筑成的黃土公路，向西安方向駛去。

這是一輛軍用卡車。在卡車的駕駛室裡，坐著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車廂裡坐著的是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副參謀長張雲逸，周恩來的隨從副官、延安衛戍司令部參謀長陳友才，機要譯電員曾洪才，記者吳濤和4名警衛員。除此而外，就是擔任這次護送任務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保衛局特務隊副隊長陳國橋，以及陳國橋率領的一個班的紅軍戰士。還有與他們同行的，原陝北紅軍獨立師政治部主任、時任中央軍委一局參謀孔石泉。一行共25人。

周恩來這次離延安出行，是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同國民黨的代表就國共合作、聯合抗日等問題進一步舉行會談。卡車在山間公路上疾馳著，車后揚起一股灰黃的煙塵。坐在車廂裡的干部、戰士，說說笑笑都很興奮。他們當中大多數都爬過雪山，走過草地，行軍、打仗全靠兩條腿，坐汽車長途行軍這還是頭一次，特別是去西安這樣全國屈指可數的大城市，自然興奮異常。

在干部、戰士們的說笑中，卡車過了三十裡鋪，進入了勞山。路彎彎拐拐，顛顛簸簸，黃土彌天，卡車更加難開。

慢慢地，卡車駛上了勞山北麓的坡路。“砰！”突然傳來一聲像是槍又像是鞭炮的聲響——原來遭到當地土匪伏擊，一二百個土匪從正前方公路上挖的工事裡，從后面的小山包和左邊的樹林中同時沖擊，形成三面包圍的態勢。密集的子彈射來，有些隨從人員在車上就犧牲了。周恩來不等汽車停住，立刻喊道：快下來，散開，還擊！他跳下車來，一面還擊，一面指揮人員向右邊的密林深處轉移。在激烈的戰斗中，陳友才、陳國橋等11人犧牲。

匪徒們一窩蜂似的沖向卡車，搜檢財物。誰知車上既無銀元，也無煙土，更無其他值錢的東西，隻有兩隻上了鎖的鐵皮箱子。一個拿鬼頭刀的匪徒，則對周恩來丟下的那條花毛毯亂砍亂剁。匪徒開始對犧牲的戰士一個個搜檢，當他們搜到陳友才時，不由一震。他們見他相貌堂堂，兜裡又裝著一張周恩來的名片，以為他就是周恩來，頓時慌了手腳，便抬上那兩隻鐵皮箱子，倉皇而逃。其實，這名片是陳友才為了在西安聯絡工作方便，帶在身上的。他們原以為箱子裡會有金銀財寶和煙土，結果抬到十幾裡以外的一個山坳裡，打開一看傻眼了，裡面全是中外文書籍和文件。狗咬尿泡，空歡喜一場。

當附近的紅軍聞聲趕來時，周恩來、張雲逸等已突圍脫險。 當時，周恩來一行遭到伏擊的消息傳到延安后，延安上上下下都很震驚。毛澤東手裡夾根紙煙，也不吸，只是不停地走來走去，顯得焦躁不安，急切地期待著周恩來安全歸來。

周恩來等脫險歸來，從三十裡鋪騎馬還未到延安南門，就遠遠地看到南門外廣場上聚集了很多人，沖他們來的方向翹望。顯然，在期望他能安全歸來。臨近廣場，周恩來翻身下馬，向大家揮手致意。大家立刻報以熱烈的掌聲，經久不息。在掌聲中，人們自動閃出一條通路，毛澤東大步迎上來，伸開雙臂，周恩來也緊走幾步迎上去，兩雙巨手緊緊握在一起，兩雙眼睛深情地對望著……

延安周圍的土匪，在剿匪部隊大力進剿下，很快就被肅清了。襲擊周恩來一行卡車的作惡多端的土匪頭子李清伍，也沒有逃脫人民的懲罰。

1937年4月26日，顧祝同派飛機接周恩來到西安。周恩來見到顧祝同、張沖后，把准備和蔣介石會談的內容同他們先交換意見，並和顧祝同商議發放本月份經費與寒衣問題、河西問題以及派人到鄂豫皖等蘇區去等問題。

5月下旬，周恩來飛抵上海，在上海、南京停留幾天，同各方面人士洽談，爭取共產黨的公開合法地位，並醞釀籌辦公開刊物。

5月27日，蔣介石和宋美齡乘坐專機由南京飛抵廬山腳下的十裡鋪機場。同行的還有侍衛長錢大鈞和經委會委員王世杰。廬山成了蔣宋每夏必到的“夏宮”，他們固定的住處是牯嶺長沖河東路12號別墅。這幢掩隱在一片綠蔭深處的英國券廓式別墅，蔣介石取名為“美廬”。

6月4日，周恩來在張沖的陪同下到達九江。廬山北麓的蓮花洞前，已經備好幾乘轎子，張沖指了指轎門，請周恩來入轎。周恩來擺擺手：“用不著！我們步行上山吧，順便還可游山逛景。”轎夫們為難地互相看了看，握住轎杆不知所措。周恩來回頭笑笑：“你們就跟著走，腳錢我會照付的。”

周恩來被安排在牯嶺鎮長沖河東路94號仙岩飯店。這個住處在南昌起義前，李立三、鄧中夏、張太雷與蘇聯顧問鮑羅廷等人都住過。周恩來在這個房間走動了一遭，想起10年前的八一南昌起義，心裡不免百感交集。不久，張沖從蔣介石那裡回來，告訴周恩來：“委員長要接待來廬山的許多要員，要你稍等幾天。”周恩來對蔣介石的怠慢，隻在齒間咬了咬，沒有多說。

6月8日晚上，周恩來由張沖和戴笠陪同，來到蔣介石下榻的12號別墅。周恩來先提交中共中央提出的《關於御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接著向蔣介石申述來此以前所准備的各項意見。

蔣介石這次給談判設下許多新的障礙。本來是他提出要中國共產黨先商量提出一個合作的綱領來，這次他卻完全撇開周恩來帶來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另外提出一個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的主張來。這個同盟會由國共雙方同等數量的人員組成，蔣為主席，有最后決定權。兩黨一切對外行動及宣傳，統由同盟會討論決定，然后執行。同盟會如進行順利，將來視情況許可擴大為國共兩黨合組之黨。這個辦法，顯然是要在“國民革命同盟會”的名義下，從組織上把共產黨融化在國民黨內。

對國共合作中急需解決的具體問題，蔣介石也態度一變，推倒在杭州時的許多承諾。他提出紅軍改編，由中共發表聲明，政府即發表3個師的番號，共12個團，45000人。3個師之上仍隻設政治訓練處，政府委派參謀長、政工人員及輔佐。蔣介石公然提出要毛澤東、朱德出洋，南方游擊隊由中共派人聯絡，經調查后實行編遣，但是首領須離開。

對陝甘寧邊區主席，蔣介石認為應由政府委派，中共推薦，副的由中共自己推舉。政府釋放在獄中的政治犯。中共可派240人參加國民大會，但不能以中共名義。召開國防會議時，可容中共干部參加。

周恩來對蔣介石態度的變化，早有思想准備。當即表示：有關國民革命同盟會的組織，事關重大，必須請示中共中央后定﹔有關紅軍指揮機關和邊區人事安排等問題，不能同意﹔並嚴詞駁斥要朱德、毛澤東“出洋”的安排。雙方爭執很久，以后經宋子文、宋美齡、張沖往返磋商，問題仍無法解決。

6月15日，周恩來又同蔣介石進行了會談。由於蔣介石堅持己見，周恩來也不讓步，談判進入了僵持狀態。

6月18日，周恩來回到延安。毛澤東的窯洞裡又是煙霧騰騰，中央中央書記處在這裡開會討論。為了推進統一戰線的建立，打破談判的僵局，及早實現兩黨合作，中共決定再做讓步。首先，在兩黨合作形式上，同意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但是先確定共同綱領，這是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組織上，同意蔣介石依據共同綱領有最后之決定權。對於目前具體問題，擬於7月份發表宣言，指定周恩來起草﹔如蔣同意設立總的軍事指揮部，紅軍待其名義發表后改編，退一步可以用政治機關名義指揮部隊，但必須有等於指揮機關的組織和職能，爭取朱德為政治機關的主任，否則即於8月1日自行宣布改編。力爭朱德為紅軍改編后的指揮人，原則上毛澤東不拒絕出外做事，但非至適當時機不去。

期間，毛澤東拿出一頂剛剛得到的國民革命軍的軍帽，戴在頭上試了試，說笑起來：“我看蔣介石是一定要我們戴他做好的帽子，我們就不妨戴一戴吧。反正腿還在我們身上，不行就走嘛！”話畢，大家哄堂大笑。

6月26日，南京方面電邀周恩來再上廬山，繼續談判。7月初，周恩來起草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的草案。7月4日，他偕同博古、林伯渠到西安。7日，到達上海。

就在他們到達上海的當天晚間，震驚世界的盧溝橋事變發生了。

延安的反應是迅速的。7月8日，中國共產黨通電全國，大聲疾呼：“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生路！”號召全國同胞、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筑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驅逐日寇出中國，為保衛國土流最后一滴血。

7月11日，駐在陝西省涇陽縣雲陽鎮的紅軍前敵總指揮部電請中共中央先派先遣師東開河北，援助駐守在平津一帶的二十九軍抗戰。13日，毛澤東、朱德召開延安市共產黨員和各機關工作人員緊急會議，號召准備“隨時出動到抗戰前線”去。

在上海期間，周恩來同博古、林伯渠在上海會見為中共中央擔任聯絡工作的潘漢年和准備擔任江蘇省委書記的劉曉。周恩來對他們說：“要注意局勢的變化。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面侵略和我國的全面抗戰勢在必行，不可避免。”並強調：“不管形勢怎麼變化，統戰工作要大力開展，群眾工作要穩扎穩打，黨要隱蔽。要從長遠打算，不能隻看一時現象。”

7月中旬，周恩來和博古、林伯渠前往廬山，隨即向蔣介石遞交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蔣介石對中共送來的宣言不感興趣，動手改了兩句，又扣住不發。將革命同盟會一事擱置不提，綱領的問題也無從談起。

14日，中共中央向南京國民黨政府表示：“願在蔣指揮下努力抗敵，紅軍主力准備隨時出動抗日，已令各軍10天內准備完畢，待令出動，同意擔任平綏線國防。”

15日，周恩來致函蔣介石，要求盡早公布宣言，指出：“現在華北炮火正濃，國內問題更應迅速解決，其最急者為蘇區改制與紅軍改編之具體實施。”而張沖所轉達的條件同6月廬山談判所談變化極大，告訴周恩來：要求紅軍改編后各師直屬行營，政治機關隻管聯絡，無權指揮。周恩來不能不在第二天寫信給蔣介石指出：“此與來（周恩來自稱）上次在廬所面聆及歸陝向黨中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僅事難做通，且使來一再失信於黨中同志，恐礙此后各事之進行。”

17日，蔣介石、汪精衛在廬山召開座談會，卻不准周恩來出席，旨在表示中共不合法。

座談會后，周恩來、博古、林伯渠才見到遲遲露面的蔣介石，並與他及國民黨談判代表邵力子、張沖舉行兩黨會談。談判中，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紅軍改編的指揮和人事問題。

同一天，洛甫、毛澤東致電在廬山的周恩來、博古、林伯渠，提出：“為大局計，可承認平時指揮人事等之政治處制度，請要求設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戰時不能不設指揮部，以資統率。”

18日，周恩來將急需確定的具體問題寫成12條，其中包括洛甫、毛澤東的上述意見，通過宋美齡交給蔣介石，但蔣介石仍堅持紅軍在改編后不設統一的軍事指揮機關，3個師的管理直屬行營﹔3個師的參謀長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隻能轉達人事、指揮，可以周恩來為主任、毛澤東為副主任。周恩來當即嚴正表示：蔣對紅軍改編后指揮與人事的意見，我黨決不能接受。

由於談判已陷於僵局，周恩來等隨即離開廬山，飛往上海。洛甫、毛澤東在20日致電周恩來、博古、林伯渠：“日軍進攻之形勢已成，抗戰有實現之可能……我們決採取蔣不讓步、不再與談之方針。”次日，周恩來等電告朱德、彭德懷等紅軍將領，建議不管形勢如何變化，須“立即自行改編3個方面軍、6個單位的統一組織，每個方面軍編足15000人，獨立軍、師都編入，加強干部，使各方面軍都能獨立工作”。

27日，蔣鼎文向周恩來轉告蔣介石的話：紅軍迅速改編，出動抗日。28日，周恩來一行返回延安，與中共中央書記處商議紅軍改編出動抗日事宜，決定主力紅軍集中在三原迅速改編，3個師以上設總指揮部，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

這時，蔣介石由廬山返回南京。28日至30日，北平、天津相繼失陷。蔣介石再也坐不住了，於31日發表了《告抗戰全體將士書》。

8月1日，蔣介石密邀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去南京共商國防問題。密電的消息在中共高層不脛而走，延安這山坳裡悄悄傳遞著興奮。從國共合作到國共破裂，已有10余個年頭。長達10年的千裡追殺、重兵“圍剿”，甚至懸賞幾十萬大洋捉拿的“朱毛”和周恩來，現在又要成為蔣介石的座上賓，怎能叫人不高興？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蔣介石調轉槍口，一致對外，聯合中共和全國民眾抗日，這不能不說是中華民族的幸事。這既是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巨大成果，同時也顯示了北方山坳裡的一群精英的政治氣度。但在中央考慮派代表赴南京的具體事宜時，也不能不有所警惕。

畢竟中共與國民黨存在著一層隔閡，畢竟“朱毛”與蔣介石是10年的“宿敵”，畢竟還有一個對蔣介石個人品行信譽的了解。前不久，西安事變的發起人張學良送蔣返回南京，反被蔣介石扣押軟禁。對此，大家記憶猶新。

“毛主席和朱總司令可以不去，我同劍英同志代行。”周恩來說。聽后，朱德說：“毛主席不能去。你不僅是軍事領導人，更重要的是黨的領導。蔣介石要研究的是國防問題，是一個軍事會議，我不能不去。這叫‘兵對兵將對將’！”朱德用平靜的目光征詢大家。他一方面是穩住毛澤東不要一時性急，一方面也為自己去尋找理由。

周恩來手拿電報，稍思片刻，強調說：“按電報上點名的3個人一同去的確不合適，我看，是開國防會議，還是我同朱總司令、劍英去為好。”於是就這樣確定下來，朱德為爭得此行，心裡十分高興。

8月6日，周恩來和朱德從雲陽乘汽車到西安。 抵達西安后，會同已在西安的葉劍英在9日同機飛抵南京。一下飛機，周恩來一行就感覺南京機場戒備森嚴，很快被車輛接走。

8月11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步入蔣介石侍從室時，蔣介石緩步走過來，一一問好，伸出手與朱德相握時說：“玉階先生，多年不見了，國難當頭，熱烈歡迎你參與這次軍政會議，共商抗日大計。”朱德謙遜有禮地答道：“好嘍，謝謝委員長！”

當日，周恩來一行出席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會議。盡管這次會議是秘密的，但中共高層代表的到會還是受到與會人員的注意。這是中共代表第一次參加國民黨的正式重大會議，也是共產黨第一次在國民黨首府取得公開活動的合法地位。

會前，周恩來一行見到了馮玉祥、白崇禧、劉湘、龍雲等地方實力派將領。周恩來一行抓住這難得的機會宣傳中共主張。

周恩來在南京國防會議上發言時，指出：“當前戰爭中，必須培養出可以獨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頓於一線及數線的陣地，而應當由陣地戰轉為平原與山地的擴大運動戰。另一方面，則要採取游擊戰。”

在會上，朱德操著濃重的四川口音，系統地論述了抗日戰爭的戰略戰術。接著，他陳述了中共的主張：“在抗戰中應該加強政治工作，發動民眾甚為重要，在戰區應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地把民眾組織起來。游擊戰是抗戰中的重要因素。游擊隊在敵后積極活動，敵人就不得不派兵守衛其后方，這就牽制了它的大量兵力……”

周恩來和朱德的發言引起很大反響。不僅使各方面人士進一步了解了中國共產黨，而且對國民黨政府制定全國抗戰戰略方針產生了積極影響。

會談中，蔣介石一面侈談“隻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一面通過德國駐華大使和日本密談，在和共產黨談判中，他仍提出向紅軍派參謀長、政治部副主任。

8月13日，日本侵略軍突然發動對上海的大規模進攻，戰火燃燒到南京政府統治的心臟地區。在蔣介石看來，中日之間的全面戰爭再難避免，迫切需要紅軍開赴抗日前線共同作戰。於是，國共談判長期拖延不決的狀況隨之急轉直下地得到改變。18日，在全國人民抗日高潮的壓力下，蔣介石同意發表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僵持已久的紅軍改編后的指揮和人事問題終於獲得解決。22日，南京政府正式宣布紅軍改編成八路軍，設總指揮部，下轄3個師，東渡黃河，奔赴抗日前線。

但是，周恩來起草的《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遲遲沒有發布。《宣言》首先闡述了“國難極端嚴重”，在民族生死存亡絕續之時建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共赴國難的重要性，然后宣布中共的政治主張：發動民族抗日戰爭﹔實現民權政治﹔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且重申了中共的4項保証。

蔣介石將《宣言》從廬山帶回南京后，交國民黨中宣部部長邵力子和頑固反共分子康澤看。康澤提出要將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全部刪去，隻留下前面共赴國難一段，以盡量縮小中共的政治影響，壓低中共地位。這理所當然遭到周恩來等代表的拒絕，表示：寧可暫不發表，也不能接受康澤提案。

8月中旬，為參加洛川會議，朱德、周恩來回到陝西。葉劍英留在南京繼續和國民黨當局交涉。

洛川會議結束后，周恩來原來准備和博古、彭德懷一起去南京同國民黨繼續談判，並籌建長江沿岸委員會。8月29日，他到西安。這時，八路軍一一五師已根據周恩來向中共中央的提議而作為先遣部隊開始進入山西。30日、31日，毛澤東兩次急電西安：“周宜即赴太原、大同晤閻（指閻錫山），商好紅軍入晉后各事。”於是，周恩來便折往山西。為此，南京的談判工作由博古和葉劍英繼續進行。

9月3日晚，周恩來和彭德懷、聶榮臻、徐向前、蕭克、程子華等乘火車從西安出發，第二天到達潼關，換乘木船渡過濁浪滔滔的黃河。在黃河對岸的風陵渡，搭乘閻錫山派來的由兩節車廂組成的專列小火車開往太原，周恩來等在5日下午到達太原。

這時，擔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的閻錫山已前往雁門關附近的代縣太和嶺口前線指揮部指揮晉北軍事。周恩來和彭德懷、徐向前在7日凌晨趕到太和嶺口。

閻錫山滿臉堆笑，在他的司令部院子裡迎候周恩來一行。閻錫山與周恩來雖是初見，卻不能不對他的這位客人刮目相看。他知道：早在20年代，蔣介石任黃埔軍校校長的時候，二十幾歲的周恩來就擔任了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多少年來，周恩來一直是聲名赫赫的共產黨領袖人物之一。這樣的談判對手，閻錫山不敢等閑視之。

對閻錫山當時表示的“聯共”態度和“守土抗戰”主張，周恩來等給予積極評價，希望他履行諾言，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戰到底。周恩來說：“我們共產黨主張建立各黨各派各軍各界人士的共同聯盟，要使山西同胞不當亡國奴，隻有聯合起來，發動民眾，共同抗戰。”

經過反復商談，最后商定成立“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由中共、犧盟會和其他群眾團體共同組成，第二戰區高級參謀續范亭任主任委員，並由中共主持擬出工作綱領，經閻錫山同意后實行。

談判中，周恩來機智靈活，侃侃而談，說得閻錫山時而口服心服，時而難以答對。談判完畢，閻錫山送出周恩來一行。望著周恩來的背影，閻錫山點了點頭，自言自語地說：“周先生的確是個大人才！國民黨裡沒有這樣的人才的！”

幾天后，周恩來派南漢宸與續范亭一起，帶著由自己草擬好的“戰區動委會”工作綱領，到太和嶺口見了閻錫山。閻錫山親筆對綱領做了幾點修改后，批准了這個綱領。此后不久，“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總動員委員會”在太原正式成立，南漢宸、程子華、武新宇等共產黨代表均在其中擔任了重要職務。

9月16日至19日，周恩來同彭德懷到河北省的保定、石家庄，會見國民黨在第一戰區指揮作戰的徐永昌、程潛、劉峙、馮治安等人，商談八路軍准備進入河北境內阜平等縣作戰的有關事宜。

這時，華北的時局轉瞬即變。日本侵略軍繼續兵分兩路，從北面和東面以大迂回的姿態夾攻山西。於是，毛澤東發出改變八路軍部署的電報，指示我軍於適當時機實行部署上的戰略展開，分別開進晉東南、晉西南、晉西北等地創建抗日根據地。在山西境內做這樣的事情不通過閻錫山是行不通的。為此，21日傍晚，周恩來同朱德一起，再次前往太和嶺口見閻錫山。

談判首先由八路軍的使用問題開始。閻錫山顯然想用我軍打正面。他的如意算盤是：我軍在正面迎著敵人拼上去，既打擊了日寇的進攻，又消耗了我軍兵力，一箭雙雕。對此，中共中央在洛川會議上已有預料。

周恩來嚴肅地指出：“閻先生，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是我軍不可動搖的基本作戰原則。我們要深入敵后，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讓敵人前邊佔，后邊丟，永遠擺脫不了后顧之憂，使敵人既沒有一個安全的后方，又沒有一條保險的后方運輸線。我們這樣做，比那種不顧主客觀條件，在陣地上與敵人拼消耗的做法更有利於抗戰，更有利於友軍，也更有利於敵后的人民群眾。”

閻錫山無言以對，沉默了一下，他說：“目前日軍已經逼近內長城防線，希望我們雙方的軍隊緊密配合，在這裡阻住敵人。”

通過談判，閻錫山同意八路軍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還商談了八路軍的游擊地區、軍隊駐扎和兵力使用等問題。周恩來、朱德也同意在有利條件下配合友軍進行運動戰。

談判結束后，周恩來、朱德婉辭了閻錫山的宴請，當即乘車趕赴五台山八路軍總部部署作戰。當汽車沿著土路揚起一股塵煙時，閻錫山依然若有所思地站在路邊，面對這兩位滴酒不沾、來去匆匆的共產黨領導人似乎對一些問題找到了答案。他對身邊的人員發出感嘆：“怪不得蔣介石幾十萬大軍剿滅不了這支幾萬人的游擊隊呢！”

23日，八路軍總部向一一五師下達了進行平型關戰役的作戰命令。一二○師也於次日啟程，趕赴晉西北神池地區。此后不久，八路軍各部即在山西戰場上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

26日，南京的中央電台搶先播發了平型關大捷的消息，接著全國各大報刊都以大幅標題予以報道。捷報傳出，舉國歡騰。向八路軍致敬和慰問的電報、函件從全國各地雪片似的飛向八路軍總部、中共中央駐地延安以及八路軍駐各地的辦事機構。

蔣介石很久沒有聽到捷報了，當日即電賀八路軍總部：“朱總司令彭副總司令勛鑒：25日電悉。25日一戰，殲寇如麻。足征官兵如命，深堪嘉尉。尚希益勵所部，繼續努力，是所致盼。”

9月中旬，博古到達南京和葉劍英一起同蔣介石、張沖、康澤舉行第二次南京談判。談判時，中共代表敦促國民黨盡早發布《宣言》。康澤頑固地堅持前議，為此，博古同他發生激烈的爭執。

由於博古、葉劍英的據理力爭，同時華北各城紛紛失守，蔣介石需要中共和八路軍的支持。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布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講話，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說：“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証……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諸點，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斗，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

經過半年多的艱難曲折談判，終於達成了國共合作，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周恩來審時度勢、機智果敢的高超談判藝術盡顯每一個環節！

平型關戰役后，由於戰局南移，閻錫山離開太和嶺口，在10月1日回到太原。同日，他下令其部隊從內長城防線全線撤退。

6日中午，閻錫山在太原召集黃紹竑、衛立煌、傅作義商討忻口戰役的作戰部署問題，周恩來應邀出席會議。

忻口戰役前后，關於軍事問題，周恩來曾向閻錫山等提出過大量建議：下令平漢退軍轉側面作戰，發展游擊戰﹔立即派軍增援娘子關，與八路軍靠近﹔轉變作戰方式，實行機動側擊﹔保衛太原須背靠山地在野戰中求得勝利﹔從速部署山西全省持久戰局。

閻錫山沒有、也不可能全部接受周恩來的這些軍事建議。結果導致進攻忻口的日軍主力受挫之后，日本侵略者轉而加強了沿正太鐵路向晉東的進攻。在日本侵略軍的強大攻勢下，接連失利，致10月10日石家庄失守，28日娘子關失守。面對急轉直下的戰局，閻錫山生怕在忻口作戰的部隊被包抄，於是下令退出忻口。11月2日，忻口守軍一退，從忻口南下的日本侵略軍很快便逼近了太原。

忻口失守后，閻錫山命傅作義部死守太原城，自己卻悄悄溜出了太原。這時，周恩來仍同彭雪楓、邊章五等一起從容地堅持在太原危城中。11月5日晚上，也就是太原失陷前3天，他才和八路軍駐晉辦事處最后一批人員撤出太原。這時，閻錫山等早已撤離，四面城門也已緊閉，隻能從預留的道路口搬開沙包出城。一出城，就看到汾河橋梁被國民黨的軍用汽車堵塞，逃難人群的狀況混亂而淒慘。周恩來又轉身回城，到太原城防司令部找到參謀長，向他提出掩護逃難群眾撤退的措施。然后才重新出城，步行過橋，乘坐預先停在汾河對面的八路軍駐晉辦事處的運輸汽車，先過汾陽，再轉到臨汾。

此后，戰局的發展，果然不出周恩來所料，11月8日夜間，傅作義雖然指揮守城部隊與日軍展開了殊死拼殺，終於不支，隻好將太原放棄，把山西這一軍事重鎮丟給日寇。

閻錫山退出太原后留在石口鎮、隰縣，不去臨汾，准備再敗就退過黃河以西，而把戰事的主持推給黃紹竑、衛立煌。周恩來到臨汾后，同黃紹竑、衛立煌會晤，研究堅持華北游擊戰爭的問題。衛立煌一見到他，就說：“山西這幾仗沒有打好，實在可惜。現在許多地方被日本佔去了，我們的軍隊損失慘重，沒法反攻，而且日軍一定要南下，恐怕晉南也保守不住，最后隻有依賴黃河天險來阻止敵人了。”周恩來向他耐心地解釋：“目前我們的確有極大危險。日軍希望在壓迫中國軍隊退到黃河南岸以后，就以黃河為界，將華北數省拼湊一個號稱‘華北自治’的傀儡政權。”周恩來列舉了七八條理由，向衛立煌詳細分析了堅持華北抗戰的有利條件和發展前途，說：“即使敵人繼續前進到風陵渡，我們也有辦法在山西進行持久戰，使日軍無法結束戰爭。”衛立煌仔細聽了周恩來的分析，覺得很有道理，解除了許多顧慮，大大增強他留在山西堅持抗戰的決心，也開始改變他對共產黨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