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智大勇

要求共產國際驅逐李德

周恩來在蘇聯密切關注國際形勢和有關中國情況的報道，讀了許多東西，其中包括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文件，還會見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人員。由於他的成功交涉，使遭到康生誣陷而被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逮捕的李立三獲釋出獄。

周恩來出院后和王稼祥一起多次會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的工作人員，商談干部問題，並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起草關於中國共產黨工作的報告。報告詳細介紹了邊區政府的工作，八路軍、新四軍的作戰和國共統一戰線的情況。報告指出，抗戰兩年半以來，特別是汪精衛投靠日本以后，國民黨領導層投降情緒加重。同時，主張打反共內戰的勢力越來越大，國民黨精銳部隊胡宗南正在封鎖邊區，華中的新四軍和山東的游擊隊都被武裝攻擊等等。

周恩來曾幾次會見季米特洛夫，打消了共產國際一些領導人的顧慮——他們擔心中國共產黨會因為把工作重點從城市轉到農村而遠離工人階級。周恩來講述了在城市中開展工作的困難，介紹了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在農民中間成功開展工作的傳統，並向他們保証說，中國共產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正在一步步無產階級化。周恩來還參加了共產國際對李德問題的審查，了解了共產國際各支部的工作情況，會見了共產國際一些著名的活動家，並在高級黨校講課。

12月29日，周恩來為共產國際撰寫的長達116頁的《中國問題備忘錄》完稿，全文共5.5萬字。《備忘錄》詳細介紹了中國抗日戰爭的現狀，說目前中共遇到一系列困難，主要是國民黨的反共、投降活動和腐化，加上日本侵略者的誘降、英法的妥協，致使投降與分裂成為主要危險。還系統介紹了兩年半來的抗日戰爭中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情況。《備忘錄》送交共產國際領導人，並且做了口頭報告，使他們了解中國情況和中國黨的策略。

1940年1月8日，周恩來在青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做關於中國青年運動的報告。1月28日，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托致信斯大林，信中指出，由於國民黨內投降、分裂傾向加劇，國共統一戰線正面臨危險。

周恩來在蘇聯共待了6個月，他一系列的活動，其實是在醫治共產國際的心病，他們當時不相信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理論。周恩來將毛澤東1939年9月1日《關於國際形勢對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帶到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對此很稱贊，說中共領導正確，給了他們很大的支持。

在蘇聯期間，周恩來同任弼時一起就中共七大的召開時間、新中央的人選及一些人員的安排使用問題，重新進行了慎重而全面的研究，他們的意見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原則贊同。

周恩來還有一項最重要的工作是保護好革命的后代。當年他在白區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尋烈士遺孤，安排撫養。他常說：不這樣我怎麼能對得起他們的父母？他在延安時親自安排將瞿秋白、蔡和森、蘇兆征、張太雷、趙世炎、王若飛等烈士的子女送到蘇聯上學。這次又把劉少奇、高崗等人的孩子帶到蘇聯，在與斯大林會談時提出了保護要求，達成協議：這批中共子弟在蘇聯隻求學，不上前線（蘇聯國際兒童院中其他國家的子弟，在前線共犧牲了21人）。

在莫斯科，周恩來代表毛澤東對李德在中國的種種錯誤提出控訴，並向共產國際轉達了毛澤東的要求，將李德從第三國際驅逐出去。

毛澤東讓周恩來帶了兩封給親人的信，第一封是給毛岸英、毛岸青的，還有一封則是給兩年前與毛澤東吵翻被送往蘇聯治病的賀子珍的。

1940年2月25日，周恩來夫婦和任弼時、蔡暢、陳琮英、陳郁、師哲等一行9人帶著1架電影放映機和《列寧在十月》、《列寧在一九一八》、《高爾基的青年時代》等5部蘇聯電影拷貝，乘火車離開莫斯科到阿拉木圖。兩天后，乘蘇聯政府安排的專機到蘭州。

到達蘭州后，周恩來向當時國民黨戰區的司令長官朱紹良借了一輛中型轎車，乘人載物。憑著朱紹良的旗號，一路關卡無阻，經西安，於3月26日安全返回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