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智大勇

針鋒相對堅持聯合政府主張

1943年11月底，中國、美國、英國三國政府首腦在開羅舉行國際會議，史稱“開羅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和中國國民黨政府主席蔣介石。三國舉行這次會議的目的在於：加強反法西斯同盟國之間在軍事和政治上的協調行動，討論制訂聯合對日作戰計劃和解決遠東問題。會議簽署了《開羅宣言》，並於12月1日公布於世。宣言聲明：對日作戰的目的在於制止並懲罰日本侵略﹔剝奪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后在太平洋地區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日本攫取的中國的領土，如滿洲（中國東北）、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在相當期間，使朝鮮自由獨立。宣言最后宣稱：將堅持長期作戰以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

當時美國政府注意的重點在歐洲。對東方，希望中國繼續抵抗，以牽制日本的兵力。如果國共之間發生分裂，勢必會削弱抗日的力量，對他們是不利的。因此，羅斯福告訴蔣介石說：必須在戰爭還在繼續的時期，與延安方面握手，組織一個聯合政府。在這種情況下，何應欽、白崇禧向董必武表示：歡迎延安來人談判。國民黨駐延安的聯絡參謀郭仲容也向毛澤東表示：要求林伯渠、朱德和周恩來前往重慶，並提到何白皓電和西北軍事。毛澤東答復說：談判可以何白皓電為基礎，反攻時胡宗南部與邊區部隊可按比例開往前方。毛澤東還告訴郭仲容：中共擁蔣抗戰與擁蔣建國兩項方針不變。

1944年4月29日，林伯渠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偕王若飛、伍雲甫等由延安飛往西安，再到重慶，同國民黨代表王世杰、張治中開始談判。

由於國民黨並沒有多少誠意，談判的進展不快。7月1日，周恩來在延安答新華社記者說：國共談判從延安到重慶，已歷時兩月。盡管雙方提案“內容相距尚遠”，商談仍在繼續。中共中央正研討國民黨的復案，“期謀合理解決”。他強調說：所謂合理解決，是指在有利於團結抗戰及促進民主的條件下，我黨無不樂於商討。

這年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敦促國民黨迅速著手改善中蘇關系和解決國共矛盾。7月22日，以包瑞德上校為組長、並有美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謝偉思等參加的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

7月下旬，國民黨中央宣傳部梁寒操在記者招待會上發表講話，揚言國共談判的障礙在中共。8月12日，周恩來向新華社記者談話時，進行批駁。他介紹了兩個月來國共談判的經過，指出談判根本障礙在於“國民黨統治人士及其政府始終固執其一黨統治與拖延實行三民主義的方針”。

此時，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失利。為了挽救自己的失敗，他們力圖打通大陸交通線，從河南開始發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先后奪取鄭州、許昌，打通了平漢鐵路。向湖南進攻的日軍，在6月至8月間先后佔領長沙、衡陽，並向廣西進攻。國民黨戰場上出現驚人的大潰退，激起廣大人民的強烈憤怒。

新的形勢，需要有同它相適應的新的政治主張。9月4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飛的電報，指出：“目前我黨向國民黨及國內外提出改組政府主張，時機已經成熟。其方案為要求國民政府即召集各黨各派各軍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代表開國事會議，改組中央政府，廢除一黨統治，然后由新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貫徹抗戰國策，實行反攻。”電文以十分明確的語言強調：“這一主張應成為今后中國人民中的政治斗爭目標。”

9月15日，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三屆三次會議上報告4個月來國共談判的經過，提出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24日，憲政座談會在重慶舉行，張瀾、馮玉祥、黃炎培、董必武等在會上發表演講，要求廢除一黨專制，召開國事會議，成立聯合政府。

這時，曾擔任美國陸軍部部長的赫爾利少將作為總統特使來到中國，讓其居中調處中國的國共關系。10月，赫爾利開始擔任美國駐華大使。

10月間，董必武、林伯渠根據周恩來的提議，同赫爾利進行了3次談話。赫爾利表示得很痛快：他代表羅斯福幫助中國的團結，決不對黨派有所偏袒，分配東西也決不偏重某一方。他表示：中共應取得合法地位，應當有言論、出版和集會的自由，軍事領導機關中應有中共黨員參加。並對中共的寬容忍耐、以國家為重，加以贊揚。10月和11月之交，在延安的美方人員戴維斯、謝偉思等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一起，探討了中共領導的軍隊同美軍合作的可能性。周恩來代表中共表示：對美軍准備在華北採取的軍事行動，中共願在軍事上給予合作。

11月7日，赫爾利飛抵延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林伯渠、葉劍英和包瑞德前往迎接。

第二天上午，雙方開始會談。中共方面參加的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美國方面參加的是赫爾利、包瑞德、一名譯員和一名秘書。赫爾利首先表示：美國無意於干涉中國的內政，而只是打算做那些可能有助於最后打敗日本人的事情。他聲稱：蔣介石同意由一個美國調解代表團來促進民主，並通過“統一中國的軍事力量”來加速打敗日本的步伐。

赫爾利帶來了經蔣介石修改同意的《為著協定的基礎》的文件，其中寫道：“在中國將隻有一個國民政府和一個軍隊。共產黨軍隊的一切軍官與一切士兵當被中央政府改組時，將依照他們在全國軍隊中的職位，得到一樣的薪俸與津貼，共產黨軍隊的一切組成部分將在軍器與裝備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等等，這樣的條件實際上是保持國民黨一黨專政，取消中共領導的軍隊。

毛澤東指出：中國必須有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和其他黨派組成的聯合政府，為此而改組政府是必要的。他強調指出：應該改組的軍隊，決不是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而是國民黨的喪失戰斗力、腐敗不堪和一打就散的軍隊。經過談判，赫爾利表示贊同共產黨關於廢除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並共同擬定了《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定（草案）》。

10日上午，毛澤東與赫爾利分別在一式兩份的文本上簽了字，還留下給蔣介石簽字的空白。簽字前，毛澤東對赫爾利說：“我們決定派周恩來和你同去（重慶），因為估計對於許多細節，蔣先生會有意見。”當日下午，周恩來和赫爾利同機到重慶，同國民黨商談實現“協定”的具體事宜。

一到重慶，周恩來立刻同分別近一年的重慶各界人士廣泛接觸，突出地強調：政府必須進行根本性的改革，中國共產黨主張成立聯合政府。但是，蔣介石對在延安商定的那個協定草案卻遲遲不表示態度。11月20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蔣在目前至多隻能接受聯合統帥部、請客式政府，決不會答復協定。我們須以聯合政府及解放區委員會去逼求，最后關鍵恐在華盛頓。”

周恩來預料的情況果然發生了。赫爾利本來認為，他在延安與毛澤東簽訂的協定，以國民黨實行某些民主改革為代價，可以換取共產黨交出軍隊的目的，這對國民黨有利無害。但蔣介石卻不同，他一向靠獨裁統治來維持自己的地位。在權力問題上，他是寸步不讓的。在蔣介石看來，“建議案最終會導致共產黨控制政府”。因此，他完全拋開“協定草案”，另行提出3條反建議：一、國民政府允將中共軍隊加以改編，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二、中共應將其一切軍隊移交國民政府軍委會統轄，國民政府指派中共將領以委員資格參加軍委會。三、國民政府之目標為實現三民主義之國家。

赫爾利也隨即變卦，支持蔣介石的意見，背棄了他在延安的諾言。11月21日上午，周恩來到赫爾利的寓所，追問：“赫爾利將軍是否仍同意我們為實現中國團結必須以組織聯合政府為前提的主張？”赫爾利躲躲閃閃地回答：“我不能使用‘同意’的字眼。因為我不是談判的當事人，我只是見証人。我認為你們（提出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是適當的，但我並不處在同意的地位。”

周恩來進一步繼續追問：“你是否認為聯合政府是合理的，是民主的？”赫爾利越來越狼狽了，回答說：“毫無疑問是民主的。但你們的原提案也有可以改動之處。”周恩來更加單刀直入地追問：“參加政府，是否說我們隻能處在觀察者的地位，而不能有實權？”對這樣的問題，赫爾利再也無法含糊其辭了，隻能回答：“並不等於有實權。但事在人為，譬如我們的議會的議員，有的能夠控制議會。”

事實表明，赫爾利在同蔣介石商談后已經自食其言。周恩來認為自己再繼續留在重慶已毫無意義，決定立刻回延安去。赫爾利建議他在行前見一見王世杰和張治中。周恩來答應了。

第二天上午，周恩來、董必武如約來到赫爾利寓所，王世杰、宋子文已在座。周恩來說明，他這次代表中共中央出來談判，目的在實現民主的聯合政府，以謀全國團結，抗戰勝利﹔而國民黨方面的協定草案沒有這個精神，我們是不同意和不滿意的。但由於中國人民的需要、友邦的好意、抗戰反攻的急迫，我們一面仍堅持聯合政府的主張，並願為之繼續奮斗﹔另方面我們也願從我們協定和你們協定的當中先找到共同點，來做初步的解決，以為民主的聯合政府准備步驟。

周恩來向王世杰問道：“政府准備採取何種措施，使黨派合法？”王世杰被問住了。他隻能回答：“現在政府還沒有具體考慮這個問題，並無具體計劃。”周恩來又問：“根據政府的建議，足以表示國民黨並不准備放棄一黨專政。王先生的意見如何？”“如果邀請中共代表參加政府，請問這種代表是屬觀察者的性質，還是有職有權？”王世杰的回答含糊其辭，不著邊際，於是轉換話題：“請毛先生和蔣先生見面的事，據周先生的觀察如何？”周恩來回答說：“毛澤東同志很願出來。他曾向軍事委員會駐延安的聯絡參謀及赫爾利將軍說過他很願出來。但他出來必須能夠解決問題，而不是為了辯論。現在民主政府問題不能解決，所以還不是他出來的時候。”

當天，周恩來、董必武又應約同蔣介石會面。寒暄過后，蔣介石表示希望毛澤東和朱德來重慶。周恩來開門見山地說：“我們對於聯合政府的主張，是仍堅持的，並願為它奮斗到底。”但他也留了余地：“民主聯合政府是指政府的性質，並非要改國民政府的名稱。”蔣介石忙著說：“好，我們革命黨就是為實現民主的，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會做的。如果要以要求來給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嚴，國家的威信，不能損害。”周恩來毫不退讓：“我應該聲明，對三民主義國家及實行三民主義的元首是應該尊重的﹔但政府並非國家，政府是內閣，政府不稱職是應該調換的改組的。提到要求，一個政黨總有自己的要求”，當“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時，隻有向人民公開說話”。面對周恩來凌厲的詞鋒，蔣介石隻能含糊其辭地回答：“是的，是的。”

當晚，蔣介石宴請部分國民參政員時，說：“中共要求聯合政府，我不能接受，因為我不是波蘭流亡政府。”

周恩來正要啟程回延安，飛機駕駛員卻突然病了，延安的大雪也沒有融化，飛機暫時難以起飛，他隻得在重慶再停留幾天。

12月4日，赫爾利、魏德邁同蔣介石商量后，再度約會周恩來。這又是一場針鋒相對的激烈舌戰，在原則問題上周恩來寸步不讓，雙方會談沒有任何進展。

12月7日，周恩來和董必武飛返延安。

1945年1月7日，赫爾利致函毛澤東和周恩來，提議在延安舉行有他參加的國共兩黨會議。毛澤東復函時提議在重慶召開有國民黨、共產黨和民主同盟三方參加的國事會議的預備會議，保証會議公開舉行，各黨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這次提議，如國民政府同意，周將軍可到重慶磋商。”在收到赫爾利再次邀請周恩來或其他代表到重慶“作一短期訪問”的函件后，中共中央決定派周恩來再次前往重慶。

1月24日，周恩來飛抵重慶。赫爾利到機場迎接周恩來，把他送到曾家岩住地。當晚，新任國民黨政府代理行政院長的宋子文設宴為周恩來洗塵，陪同出席的有赫爾利、張治中、王世杰。宴會后，宋子文說明政府准備在行政院之下設立一個行政委員會，由國、共和其他黨派三方面出人參加。周恩來說：“這次我來重慶，是為了召開黨派會議。上次我曾聲明，我們要求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並不放棄，並聲明要繼續為這個主張而奮斗。有了主張，沒有步驟不行，因而提出召開黨派會議。聯合政府是立場，黨派會議是方針，一個是立場，一個是方針，必須弄清楚。”周恩來已經看出，國民黨的所謂“變更”，毫無實質性的變化，不過是在玩棄文字游戲而已。他明確指出：“今天國民黨主張在行政院之下設立一個新機構，但是整個系統不變。這個系統，就是一黨專政。新機構屬於行政院，行政院屬國防最高委員會管轄，國防最高委員會又屬國民黨中常委管轄。蔣主席也不是人民選舉的，是國民黨中常會推選的。這一套系統不改變，我們也無法參加政府。”

隨后，周恩來同赫爾利、宋子文、王世杰、張治中連續進行會談，反復提出召開各黨派國事會議及改組政府問題，均為國民黨方面拒絕。

2月13日，周恩來由赫爾利陪同，會見蔣介石。蔣介石竟以傲慢的態度宣稱：“聯合政府是推翻政府，黨派會議是分贓會議。”這等於拒絕把談判再進行下去。周恩來怒不可遏，決定立即返回延安。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接受以美、英、中三國宣言的形式公布的波茨坦公告，准備無條件投降。

當晚，延安棗園亮如白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一次次地推敲著應付緊急情況的預案。當時，周恩來起草用總司令朱德名義發布的延安總部第一號命令，要求各解放區部隊依據《波茨坦宣言》規定，向附近敵軍送出通牒，限其在一定時間內繳出全部武裝，如遇敵軍拒絕繳械，堅決予以消滅。

次日，周恩來為延安總部連續起草第二號至第六號命令。在第二號命令中，要求原東北軍呂正操、張學思、萬毅等部向遼寧、熱河、察哈爾進發，要求現駐河北、熱河、遼寧邊境的李運昌部即日向遼寧、吉林進發，令賀龍、聶榮臻部向綏遠、察哈爾進發。各部都應向敵偽侵佔的城市、交通要道舉行進攻，迫使敵偽無條件投降，如遇抵抗，則堅決消滅之。

八路軍和新四軍在這次大反攻中，率先從敵偽軍隊手中光復了國土31萬平方公裡，包括張家口、邯鄲、邢台、煙台、威海衛、臨沂、淮陰等中小城市280多座。很快，解放區擴及19個省市、面積近百萬平方公裡，人口達1億人。解放區的抗日軍隊發展到130余萬人，民兵發展到220多萬人。

抗戰期間，蔣介石躲在地處大后方的四川，保存實力，等待勝利，准備內戰。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后，蔣介石即著手奪取勝利果實，一手積極准備內戰，一手做出和平姿態。他接受國民政府文官長兼總統府秘書長吳鼎昌“假戲真做”的主意，在8月14日、20日，接連兩次打電報邀請毛澤東赴重慶“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他們估計毛澤東是不會到重慶去的。蔣介石心想：如果毛澤東不來，就可以宣傳是共產黨拒絕和平談判，把內戰的責任推到共產黨身上﹔如果來了，就可以利用“和平談判”來麻痺共產黨，取得時間，調兵遣將，部署內戰。

8月23日，延安棗園。中共領導人正在研究日本投降后的戰略，周恩來手拿一封電報匆匆進來，毛澤東神情嚴肅地問：“重慶方面又有什麼新名堂？”周恩來說：“蔣介石又發來了第三封電報，一定要主席去重慶談判。”毛澤東氣憤地說：“不是已經通知了他們，你去談嗎？怎麼還來電報？”

“人家點名要你主席去。”周恩來說完，毛澤東接過電報說：“委員長下了請帖，這是將我毛澤東的軍，看我敢不敢赴他的鴻門宴喲！在座諸公，如何是好？”於是一陣沉默，大家深思著……

彭德懷打破沉寂，說：“跟國民黨有什麼好談的？要打，就打！”劉少奇講：“如果不去，他們一定要大造輿論，說共產黨打內戰。”林伯渠大聲說:“蔣介石根本就沒有和談的誠意，他是在擺鴻門宴，主席絕不能去！”劉少奇說：“可是——”

康生搶白說：“在這個情況上，不該有什麼可是。主席是我們的領袖，絕不能冒任何危險！”毛澤東對劉少奇說：“少奇同志，你接著說吧。”

劉少奇猶豫了一下，看著毛澤東，說：“經過8年抗戰，人民大眾都希望和平安定。我們去談，順應人心，說明我們在盡量地去爭取和平。當然……我也不同意主席去——我們要好好研究一下。”毛澤東搖搖頭，轉向周恩來，問：“你，怎麼說？”

周恩來掃了在座的人一眼后，說：“蔣介石這個人，是從來不講信義的。西安事變，我們力主放了他，然而好意送他回去的張學良，直到今天，八九年啦，還被蔣介石關押，沒有自由。當然，他現在提出談判，我們是不能拒絕的。……所以，主席到底去，還是不去，一定要慎重決定。”周恩來對局勢有著清醒的判斷，他說：“從抗戰轉到和平，實現這個方針的后盾，一個是力量，一個是人心。我們是爭取主動，迫蔣妥協。也有可能一面談，一面打，我吃虧，他理虧。”

“到底是你恩來去，還是我去啊？”毛澤東問。周恩來還在思忖。朱德坐不住了，說：“我同意主席去！”一時間，大家把目光全投向朱德。朱德說：“你們看我什麼？我又不能代主席去見老蔣。不過，在主席去的同時，我們則要准備打、大打！”此言一出，滿座駭然。

康生站起身，有些憤怒：“總司令，你這不是把主席向死路上推麼？”林伯渠也不解：“朱老總？”劉少奇擺擺手：“聽總司令仔細說完。”

朱德站起來，嚴肅地說：“談，是一定要去談。但是，我們必須立足於打！劉邦和項羽談過，還劃了什麼楚河漢界，最后還不是打了起來！劉項從不相融，三國分立終須打！不打而求和平，從來沒有。主席一去，輿論就會站在我們這一邊，蔣介石就會尷尬不堪。這樣一來，無論最后打與不打，大打還是小打，正義和主動就都在我們這一邊。前兩天，斯大林也致電我們，說中國應該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也不是建議毛主席去重慶同蔣談判，尋求維持國內和平的協議嗎？”

康生質問：“可是，主席會有危險！”朱德說：“和平對中國人民是有利的，這次去談判是必要的，蔣介石可能做些讓步。毛主席去談判是有利的。有無危險？看來比過去保險得多了。我們要保持軍隊，要保住人民已得到的勝利果實。隻要我們有了充分的准備，談判桌上與戰場上互相配合，我看他蔣介石在目前形勢下，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說到這裡，毛澤東擊掌：“好！總司令已經下令，就這麼決定了！我毛澤東去重慶赴宴，總司令在家備戰！同志們不是擔心我去談判的安全嗎？蔣介石這個人我們是了解的，你們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險一些。”

毛澤東接著指出，一段時間內可能出現國內和平的局面，我們現在的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要學會在和平的條件下進行斗爭，准備走曲折的道路。經過討論， 確定同國民黨談判的方針是依靠人民力量，同蔣介石的反動方針做針鋒相對，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爭取以和平途徑實現一定的政治改革﹔並決定在毛澤東去重慶談判期間，由劉少奇代理黨中央主席職務。這次會議還決定了中央各部委負責人選，毛澤東為中央軍委主席，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

為了准備談判，周恩來草擬了對國民黨政府的緊急要求12條。內容包括：承認解放區的民選政府和抗日軍隊﹔撤退包圍和進攻解放區的國民黨軍隊﹔劃定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接受日軍投降的地區﹔解放區抗日軍隊有權派代表參加處置日本投降后的一切重要工作﹔嚴懲漢奸，解散偽軍﹔釋放愛國政治犯﹔承認各黨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務機關﹔取消一切妨礙人民自由的法令和對新聞出版的檢查條例﹔召開政治會議，商討抗戰結束后的緊急措施，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等。毛澤東看后，增加了兩條：救濟被難同胞﹔公平合理地整編軍隊，辦理復員。這14條，經過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后，改寫成《中共中央對目前時局的宣言》中要求國民政府立即實施的6項緊急措施。

8月24日，毛澤東復電蔣介石：“梗電誦悉。甚感盛意。鄙人亟願與先生會見，共商和平建國之大計，俟飛機到，恩來同志立即赴渝進謁，弟亦准備隨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復。”

為了表明自己爭取和平民主的誠意，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5日正式決定以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為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代表，一起前往重慶。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也做了應付局勢萬一惡化的准備。臨行時，毛澤東讓朱德謀劃全盤軍事工作，把各根據地的斗爭同重慶談判桌結合在一起，為爭取和平、民主而努力。

同一天，一架綠色的DC型美國運輸機從延安東關機場起飛，飛機上坐滿了中共高級軍事將領，共有劉伯承、鄧小平、陳毅、林彪、薄一波、陳賡、蕭勁光、李天佑、鄧華、陳錫聯、陳再道、滕代遠、宋時輪、楊得志等20多人，他們將分赴各解放區戰場，准備在遭受對方武裝進攻時以軍事斗爭來保衛人民的抗戰勝利果實。行前，朱德對時任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教導一旅旅長楊得志說：“中央決定你離開陝北，回冀魯豫去。……毛主席在七大閉幕時講過，把中國引向黑暗還是把中國引向光明在互相斗爭著。這個斗爭今天更現實更尖銳了。日本人願意到蔣介石那裡去，而不願意向我們投降的！蔣介石已經行動了，殺氣騰騰的。他是決心要奪取人民的勝利果實的，我們當然不答應。所以，你們的任務很急。冀魯豫的地理位置你是知道的，很重要呀！”

25日深夜，重慶辦事處三樓的小電台收到延安來的AAAA急電，機要科立即翻譯出來，是周恩來給辦事處處長錢之光的電報，要求辦事處做好一切准備，特別就對毛澤東的安全警衛、住房安排、飯食習慣等做了具體的指示。

蔣介石邀請毛澤東到重慶談判，不過是想撈一點政治資本，沒想到弄假成真，毛澤東復電表示真的要來了。說出去的話，如潑出去的水，收不回來了。8月26日，蔣介石隻好再次致電毛澤東：“頃聞先生可偕同周恩來先生同時來渝，至為欣慰。茲派張部長文白偕同赫爾利將軍於明日乘專機來延速駕，特電先聞。”

8月28日清早，延安東門外機場聚集了上千人。他們大都是聽說毛澤東去重慶，自發前來送行的。毛澤東登機前，周恩來要警衛人員到機上檢查毛澤東的座位和安全帶，后來自己又檢查一遍。他交代警衛人員：“到重慶后，要機警細致，在任何情況下都要確保主席的安全，不許有任何一點疏忽。”

當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和隨員胡喬木、陳龍、警衛員龍飛虎及秘書童小鵬等一行9人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張治中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的陪同下從容踏上476650號軍用飛機舷梯時，朱德與劉少奇上前一步，不約而同喊：“主席！”毛澤東默默注視著他們，說：“家裡的事，拜托了……”朱德眼睛有些濕潤：“主席，請保重！”看到這情景，身著一套淺藍布制服的周恩來雙眼也濕潤了。

毛澤東望著所有送行的人，舉起他那頂深色的盔式帽，用力向大家揮別。飛機起飛后，在延安上空盤旋了一圈，向灰蒙蒙的南方天際飛去……

下午3時45分，專機降落在重慶九龍坡機場。到機場迎接的有蔣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國民參政會秘書長邵力子和夫人傅學文、參政會副秘書長雷震、民主同盟主席張瀾以及著名民主人士沈鈞儒、左舜生、章伯鈞、陳銘樞、黃炎培、譚平山、冷御秋、郭沫若等，中外記者幾十人，還有中共方面的南方局、八路軍辦事處和新華日報社的負責人、工作人員錢之光、熊瑾玎、徐冰、王炳南等。周恩來第一個出現在機艙門口，隨后毛澤東亮相在舷梯上，頻頻揮手向歡迎者致意。這時，人群中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正當前來歡迎的各黨各派代表彬彬有禮地向毛澤東走去時，中外記者蜂擁而至，把毛澤東團團圍住，有的遞名片，有的報姓名，有的提問題，有的搶著同毛澤東握手。而各黨各派代表被擋在人牆之外，無法同毛澤東接近。機敏的周恩來見此情形，心生一計，立刻把一個紙包高舉在空中，說：“新聞界的朋友們，我從延安為你們帶來了禮物，請到這兒來拿吧！”一下子把大群的記者吸引過去。周恩來看到毛澤東已能同各黨派代表握手交談，才微笑著打開紙包，向記者一一分發“禮物”，原來是從延安帶來的毛澤東的書面談話。談話中說：“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証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

晚8時，蔣介石在林園官邸舉行歡迎宴會。這是自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時隔18年后，毛澤東與蔣介石的再度見面。蔣介石邊走邊說：“潤之，一起干吧，不要另立爐灶了。”毛澤東點上一支煙：“如果蔣先生給人民飯吃，還立爐灶干什麼？”這時，周恩來過來招呼入席……

當晚，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住在蔣介石的別墅林園。后來出於安全考慮，毛澤東、周恩來住在紅岩八路軍辦事處。張治中看到紅岩地處郊區，同各界人士交往不便，主動騰出自己在曾家岩的住所“桂園”供毛澤東使用。毛澤東以桂園作為他在市內的辦公地點，每天上午8時從紅岩乘車到桂園，下午6時從桂園回到紅岩。在重慶，他除會客和處理談判問題外，還繼續領導全黨和解放區的工作。具體的談判，由周恩來、王若飛同國民黨的張群、王世杰、張治中、邵力子進行。

在重慶，毛澤東外出時，周恩來都同車陪同。有一次，毛澤東和周恩來應蔣介石的邀請，在原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公館裡住了一天。一到那裡，周恩來又囑咐警衛人員：要仔細檢查，各個角落都要查到，看有沒有爆炸品和燃燒品等。警衛人員檢查后，他仍不放心，又親自檢查，床上、床下、枕頭都看過，在椅子上也先坐一坐，然后才讓毛澤東進去。毛澤東住下后，他又囑咐警衛人員：保証房內不能離人，不要讓別人進來。在宴會上，人們擁上來，爭著向毛澤東敬酒。周恩來都接過來，替毛澤東喝完那一杯又一杯的酒。白天，他幫助毛澤東處理繁重的工作。深夜，當毛澤東休息后，他又繼續召集會議，檢查和布置第二天的工作，度過多少不眠之夜。

在毛澤東、周恩來等赴重慶談判期間，朱德和劉少奇在延安做的一項重大工作，就是在自衛原則下指揮必要的軍事斗爭來配合重慶談判桌上的斗爭。蔣介石雖然打出“和談”的招牌，但一點也沒有放鬆對解放區的軍事進攻。8月30日，朱德和劉少奇、任弼時致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司令賀龍，說明毛澤東赴渝談判是必要的，蔣介石不敢不保障毛澤東的安全，“目前在前線上最能配合與幫助談判的事情，就是在頑軍向我解放區進攻時，在自衛原則下打幾個勝利的殲滅戰”。

會談的最初四天，是就政治、軍事問題先做一般性商談，隨便交換意見。由於國民黨對這次談判並沒有真正的誠意，而且也沒有估計到毛澤東真會這樣快地應邀來到重慶，所以他們根本沒有准備好談判方案。為了便於談判進行，使談判能取得具體的成果，隻好由中共方面先提出意見。9月3日，中共方面將擬訂的兩黨談判方案11項交給國民黨代表轉蔣介石。

這11項內容，是從實現和平、團結、民主的願望出發，以國共兩黨現有政治軍事力量的實際狀況為基礎，並由中共方面做出重大讓步（包括軍隊的大批裁減和南方解放區的撤出）的條件下提出的。但是，國民黨方面卻連把這11項作為討論的基礎也不願接受。9月4日上午，蔣介石召集張群、王世杰、邵力子、張治中4人開會，把他在毛澤東到重慶一星期后才倉促擬出的《對中共談判要點》交給他們。

當天晚上，周恩來、王若飛同國民黨代表開始就實質性問題進行商談。國民黨代表張群等一開口就表示：“兄等此次所提條件，距離尚遠”，“有數點根本無從討論”。他們提出：現“亟須確定者尚是談判之態度與精神”。

周恩來接著做了一個長篇發言，指出：具體問題的解決，不免遭遇困難，這自在我人意料之中。為了求得問題的解決，我方已做了盡可能的讓步：“第一，認為聯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並不提出，而隻要求各黨派參加政府。第二，召開黨派會議產生聯合政府之方式，國民黨既認為有推翻政府之顧慮，故我等此次根本未提黨派會議。第三，國民大會之代表，中共主張普選，但雪艇先生（王世杰）與毛先生談話時既認為不可能，中共雖不能放棄主張然亦不反對參加，現在亦不在北方另行召開會議。凡此讓步皆為此次談話之政治基礎”，“可保証此次談判之成功”。

由於國民黨沒有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其代表無言以對。於是，自5日起談判中斷了3天。

9月8日、10日、11日、12日、15日、19日、21日，周恩來、王若飛同國民黨談判代表進行了7次談判。商談中，雙方的主要爭執點仍在軍隊問題和解放區問題。

3個星期的談判，中共一再讓步，表現出謀求和平的誠意和願望。國民黨則是軟硬兼施，企圖迫使中共就范。中共代表感到無法再談下去，為了使外界了解情況，周恩來向各黨派如民盟、國民黨內的民主派以及文化、新聞、產業界人士解釋中共的主張，說明談判陷入僵局的原因。許多人對中共表示同情。

當時，國民黨當局加緊調兵遣將向解放區進攻，從8月中旬開始一個多月內，調集了37個軍73個師的兵力，其中大部分用於向華北解放區進犯，企圖控制整個華北，分割、壓縮各解放區，並打開它進軍東北的通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在劉少奇、朱德的主持下，密切注視對方的動向，指示各解放區對從平漢、津浦、同蒲、正太和平綏等鐵路干線推進的國民黨軍隊給予堅決的打擊和阻滯，在各鐵路沿線開展交通破擊戰，集中力量組織幾個戰役。

戰場的形勢決定談判桌上的形勢。蔣介石自恃武力強大，蠻橫地說：“要和，就照我所列諸條件和，不然回延安帶兵來打好了。”蔣介石之所以如此蠻橫，意在拖延談判時間，等待各戰區的“捷報”。

9月27日、28日，10月2日、5日，雙方就軍事問題、解放區問題和國民大會問題又進行了4次會談。

周恩來建議：將一個月來的談話記錄整理出來，其中總的方針、軍事問題、政治會議問題等，或已雙方同意，或彼此意見接近，擇其能發表者發表之，以解人民之渴望。國民黨代表表示同意。

上黨戰役從9月10日開始，至10月12日獲得全勝，晉冀魯豫軍區部隊共殲閻錫山部13個師35000多人。正因為上黨打得好，重慶的蔣介石不得不回到談判桌上來。

一開始，蔣介石對上黨戰事抱著極大的希望，希望閻錫山能打個好仗，一是摸摸共產黨軍隊的戰斗實力﹔二是借此壓共產黨再做讓步，所以當國共雙方的會談紀要定稿后，中共代表催蔣介石簽字時，他遲遲不肯簽字。閻軍在上黨的慘敗無異於給蔣介石當頭一悶棍，他隻得派人到紅岩村與周恩來聯系，表示要盡快在《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上簽字。

10月8日，張治中在軍事委員會大禮堂舉行盛大宴會招待毛澤東、周恩來等，並邀請了國民黨參政員、黨政軍要員和重慶文化界、新聞界各方人士500多人參加，盛況空前。

宴會后，舉行文藝晚會，觀看演員的精彩表演。毛澤東、周恩來、張治中等正在為演員熱烈鼓掌時，一件震驚重慶的突然事件發生了：第十八集團軍駐重慶辦事處秘書李少石（共產黨員、廖仲愷女婿）自曾家岩乘坐小汽車送國民黨左派柳亞子回沙坪壩，歸來途中遭到國民黨士兵的槍擊，傷勢嚴重，送入市民醫院后搶救無效而去世。周恩來接到新華日報社營業部來人的報告后，為之一震，但他沒有立刻驚動毛澤東，只是對他輕輕說了聲：“有點事，我出去一趟。”

周恩來立刻找來國民黨的憲兵司令張鎮，同他一起趕到市民醫院。周恩來悲痛地說：“20年前，在同樣的情況下，我看到你的岳父廖仲愷先后遭反革命暗害，其情景猶歷歷在目，不料如今我又看到你遭到凶殺……”他責令張鎮要嚴加偵察，緝凶歸案。

周恩來考慮到毛澤東的安全，立即對張鎮說：“晚會結束后，請你負責毛主席的安全，他坐在你的車上，你親自送到紅岩八路軍辦事處。”張鎮立即答應照辦。

隨后，周恩來又輕輕地走進軍事委員會大禮堂，仍然回到原來的座位上，一直默默地坐到散場。毛澤東始終坐著看演出，不知道曾經發生什麼。

散會后，張鎮按照周恩來的要求，用他的汽車親自護送毛澤東回紅岩。毛澤東上車后，周恩來把李少石被殺一事告訴張治中，張治中表示調查。

由於環境十分險惡，事實真相又不明，於是有了種種猜測，都把它同毛澤東的安全聯系起來，認為這是一起嚴重的政治暗殺事件，是國民黨下的手！對此，周恩來沉著應付，一面交代錢之光、陳龍、龍飛虎等加強對毛澤東的安全保衛，以防萬一﹔一面催促國民黨當局迅速破案，並派人到出事地點向在場群眾調查。

經過反復查証，到10日案情已經清楚：8日下午，司機熊國華先把柳亞子先生送到沙坪壩中央大學附近他的住宅后，拉著李少石急速往回返。車抵紅岩嘴下土灣， 不慎撞傷陸軍重迫擊炮第一團第三營第七連士兵吳應堂。班長田開福見汽車肇事后沒有停下來，就朝汽車開槍。子彈從車后的工具箱穿過，打中李少石的肺部。李少石被送重慶市民醫院后因流血過多、搶救無效，於當晚7時45分犧牲，時年29歲。

事情弄清后，《新華日報》發表錢之光的談話，說明這個悲痛的偶然事件的經過，表示願擔負那個受傷士兵的醫療費用，萬一傷重去世，願負責殮葬與撫恤。周恩來在安葬李少石后，也親往醫院看望那個受傷士兵，重申願負擔一切醫療費用。

10月10日，蔣介石在國民政府舉行慶祝國慶招待外賓的雞尾酒會。下午4時半，蔣介石到桂園張治中公館回訪毛澤東，會談10多分鐘后，一同回到國民政府參加酒會。

約5時半，酒會結束，毛澤東回到曾家岩桂園樓上休息。中共代表周恩來、王若飛和國民黨代表王世杰、張治中、邵力子離開會場到桂園。

6時，在張治中公館的會客室南牆“天下為公”的橫幅下橫擺著一張條桌，覆以桌布，擺上簽字用的筆墨。《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史稱《雙十協定》）簽字儀式在這裡舉行。會場簡朴、肅穆、庄嚴。

一切准備就緒，雙方代表先后到場，互相致意，並審閱了事先謄寫好的《雙十協定》全文，表示同意，就按名次先后簽上自己的名字。他們雖然沒有說話，但從臉上表情看，顯得既嚴肅又高興。全體代表中，隻有張群因公外出，不在重慶，他的名字是事后補簽的。協議全文於同月12日在報上公布。

簽字完成后，邵力子向雙方代表建議：“這次商談，所以能夠獲得初步成功，達成協議，多有賴於毛潤之先生的不辭勞苦奔波，應請他下樓相見。”大家欣然同意，於是毛澤東自樓上下來和大家逐一握手，互致祝賀。

11日上午，由張治中陪同毛澤東同赴九龍坡機場，乘蔣介石的專機“美齡號”飛返延安。蔣介石特派陳誠代表他到機場送行。到機場送行的還有各階層、各方面人士數百人。下午1時30分，毛澤東安返延安，機場上一片歡聲笑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