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智大勇

力促郭沫若出任第三廳長

周恩來自山西回延安不久，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乘機從蘇聯回到延安，與王明同機回來的還有陳雲、康生、曾山等。

1937年12月9日，為期6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史稱“十二月會議”。會議決定，由項英、周恩來、博古、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南方工作﹔還決定由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外交代表團，任務是同國民黨進行談判。

這時候，國民政府的首都已經從失陷的南京遷到了重慶，而部分黨政機關的重要人物包括蔣介石在內先到了武漢，全國性的救亡團體和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大多也集中在這裡。因此，有“九省通衢”之稱的武漢一時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

12月初，葉劍英和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部分成員從南京撤退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設在漢口舊日租界中街89號大石洋行，由錢之光任處長。當月中旬，肩負重任的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奔赴武漢，鄧穎超一同前往。

21日晚，周恩來同王明、博古來到蔣介石的辦公室。周恩來向蔣介石具體說明了中共中央提出的關於建立國共兩黨關系委員會等建議，王明、博古分別就抗戰形勢、共產國際的提議及建立八路軍辦事處等問題提出了意見。

中共代表團是懷著誠意，有所准備而來的。這就使得內心對談判抱著敷衍態度的蔣介石很尷尬，不得不連連點頭：“所談極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見好轉，彼所想的亦不過如此。”蔣介石還表示：“外敵不足慮，他欲前進困難愈多，（我國）軍事雖失利並不足慮，隻要內部團結，勝利定有把握。”

蔣介石對很少打交道的王明頗感興趣，對他看了又看，問了又問，最后直言不諱：“你留在武漢相助我吧！”王明望了望周恩來和博古，神採飛揚：“這要等我們中央決定。”

雙方還就成立兩黨關系委員會問題達成了協議，中共方面由王明、周恩來、博古、葉劍英參加，國民黨方面由陳立夫、康澤、劉健群、張沖參加。蔣介石朝牆上的挂鐘斜睨了一眼，合上文件夾說：“今后兩黨關系，由陳立夫等與中共代表團共商一切。”

23日，中共代表團與長江局召開聯席會議，決定中共代表團與長江局合為一個組織，對外稱為中共代表團，對內稱長江局——周恩來作為長江局副書記和中共代表團負責人主要負責統一戰線和軍事工作。

1938年初，國民政府改組軍事委員會，下設軍令、軍政、軍訓、政治4個部。蔣介石任命陳誠任政治部部長，並要陳誠出面邀請有政治工作經驗的周恩來任政治部副部長。

陳誠滿懷熱情地登門邀請，周恩來笑了笑，婉言：“蔣先生能有此姿態，我們黨當然歡迎。不過去政府裡任這樣一個職務恐不合適。”

博古是個直性子，脾氣也躁，開口說：“叫我們黨的一個副主席去任你們一個部的部長，對了，還是個副的，你這不是開玩笑嗎？”陳誠陪笑道：“此事不在職務高低，主要是向外界顯示一下我們兩黨合作的誠意。”

對蔣介石和國民黨方面表面上的合作態度，周恩來與中共代表團認為應該採取贊助的立場，與國民黨開誠合作，以求達到有利於爭取堅決抗戰的分子和削弱親日派的力量。但是，由於中共中央在去年9月25日發布的關於共產黨參加政權問題的決定草案中已經做了規定，中共黨員一般不參加政府工作。因此，中共代表團暫時隻能採取推托的態度。

周恩來把陳誠送上汽車時，請他轉告蔣介石：“委員長的好意我們心領了，但具體任職當前還是免了。有關抗戰之事，該我們辦的，沒有職務也一樣辦。”

不久，行政院院長孔祥熙也表示要周恩來到行政院任職，並由行政院副院長張群出面相邀。周恩來同樣堅辭不就。到了1月中旬，蔣介石又派人來催請周恩來走馬上任政治部副部長。

面對新的情況，中共代表團立刻召開會議進行研究，詳細分析了到達武漢后國共兩黨談判出現的新的進展，認為應該採取靈活的策略：“對孔祥熙的邀請應該謝絕，畢竟屬於行政范圍，孔祥熙又為主和者。而軍事委員會及其各部同堅持抗戰和挽救危局有直接關系，參加進去可以從內部直接推動國民黨抗戰。”

意見統一后，中共代表團立即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去電報，報告了這些情況，並且陳述了自己的意見，希望中央對這個問題重新考慮。電報中指出：“如果屢推不干，蔣、陳會說我黨無意相助，使反對合作者的意見得到加強。參加進去可以擴大我們黨的影響，推動軍隊政治工作的改造。”電報還強調：“要有條件地參加進去。”

中央回電同意。3月6日，周恩來正式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下設4個廳：第一廳負責軍中黨務，第二廳負責民眾組織，第三廳負責宣傳，第四廳負責總務。

對第三廳的組建，蔣介石是非常“熱心”的。他親自派人請曾在武昌《中央日報》以《請看今日之蔣介石》為題的文章中罵過自己的、曾在大革命失敗后受自己通緝而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回國任廳長，“不計前嫌”地錄用，可顯蔣介石的寬宏大量，並可通過周恩來、郭沫若這樣眾望所歸的人物，延攬大批文化、學術、文學藝術等各界著名人士。同時，將第三廳掌握在自己控制之下，讓周恩來做空頭副部長，郭沫若做空頭廳長，既裝點了門面，又羈縻了人才。

其實，就在周恩來與中共中央醞釀是否接受蔣介石的邀請出任政治部副部長時，他就急切地盼望郭沫若歸來。武漢的形勢使他清楚地看到宣傳組織群眾工作的重要性，不論自己是否能夠就任政治部副部長，應該力爭把第三廳建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織，發揮組織與宣傳群眾的戰斗堡壘作用。要實現這個目的，選擇第三廳廳長是十分重要的。周恩來認為郭沫若是最合適的人選。

10年前，周恩來在南昌起義軍南下途中介紹郭沫若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后又批准他到日本學習與工作。現在出現了國共合作的抗戰局面，蔣介石又解除了對他的通緝令，應該是郭沫若發揮作用的時候了。周恩來認為，憑著郭沫若在文化藝術界的聲譽和威望，一定能夠影響一大批愛國知識分子用他們的筆來宣傳抗日的主張，喚起全民族的抗戰意識。

一天，周恩來正在開會，忽然八路軍辦事處的一位同志推門進來，他輕輕地走到周恩來身邊，低聲對他說：“郭沫若到了武漢，他剛剛來過電話，想見您。”聽到郭沫若的名字，周恩來眼中立刻閃出喜悅的亮光：“請告訴郭沫若，晚上到辦事處來，我等他。”

晚飯后，周恩來、鄧穎超、王明、博古、林伯渠、董必武聚在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的臥室裡，等候客人到來。

不一會兒，郭沫若到了。周恩來大步迎上去，緊緊握住他的雙手。郭沫若望著久別重逢的老戰友眼睛濕潤了，10年前分離的場面猶在眼前……

周恩來請大家坐下，互相問起別離后的工作與生活，回憶起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武漢……再度重逢有敘不完的舊情，但是周恩來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同郭沫若商量，因此話題很快轉入政治部恢復后的工作問題。

周恩來問郭沫若是否願做第三廳的廳長。郭沫若搖搖頭，說：“我自己耳朵聾，不適宜做這樣的工作。其實，我認為在國民黨支配下做宣傳工作，隻能是替反動派賣膏藥幫助欺騙。第三，讓我處在更自由的地位說話，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機構，應該更有效力……”

坐在一邊看報的王明聽郭沫若一說，丟開報紙就吼了起來：“你別一二三了，簡單地說，你就是嫌官小了！”王明點上煙，說：“目前的局面是靠爭取過來的，雖然還不滿意，但我們還得努力爭取，決不能退讓。我們不想做官，而是搶工作做，爭取到反動陣營裡去工作。”郭沫若說不出反駁的話，沉默著。

周恩來想調和一下氣氛，有意把話說得慢一些：“你的意見是可以考慮的。但是，你還應該多聽聽朋友們的意見，可不要把宣傳工作太看菲薄了。我倒寧肯做第三廳廳長，讓你做副部長，不過他們是不肯答應的。老實說，有你做第三廳廳長，我才可考慮接受他們的副部長，不然那是毫無意義的。”

郭沫若轉臉看看王明，又看看周恩來，兩手倒換著搓了搓，一字一頓地說：“那我就應下了這個差事。要干，我就以共產黨員的身份出現，公開地干，痛痛快快地干。”

郭沫若是在南昌起義后，由周恩來、李一氓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起義失敗后，他經周恩來同意，流亡日本。在日本10年，同黨中斷了聯系，很少有人知道他的身份。關於是否公開身份的問題，周恩來勸慰他還是用黨外人士的身份為好：“你還是忍住內心的寂寞吧，黨需要你這樣做。”

正當郭沫若考慮接受第三廳廳長的職務時，聽說了政治部的有關人員安排，這使他的思想再度出現波動。原來，當時蔣介石安排賀衷寒為第一廳廳長，康澤為第二廳廳長，劉健群為第三廳副廳長。這幾個人都是復興社的干將，郭沫若不願與他們共事。

一天，陳誠以請客吃飯為名邀請郭沫若去他那裡。到了那裡，郭沫若才知道是召開第一次部務會議。他看到劉健群坐在那裡，卻沒有請周恩來參加，心中已經不快，又接到以“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為核心內容的《政治部組織大綱》就更惱火了，下定決心，遠避長沙，堅決不做第三廳廳長。他毫不客氣地說：“我自己實在太冒昧。我事前並不知道，今天這會是部務會議，而我竟冒昧地參加了。我自信，我自己還沒有充當第三廳廳長的資格的。”

會后，他未當面向周恩來請示，也未向友人告別，收拾好行李去了火車站。沒有想到，在火車站見到聞訊趕來為他送行的同志，他們帶來了周恩來親筆寫的一張便條，裡面毫無責備之言，而是勸他“去長沙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遠了”。

這樣，能否動員郭沫若出任第三廳廳長成為籌組第三廳的關鍵。為此，周恩來多次找陳誠交談，為郭沫若重回武漢排除困難。另一方面，他又派人赴長沙當面開導郭沫若，要他認清三廳工作的重要性。

周恩來認為蔣介石表面支持第三廳，實際上是“給職不給權”，他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見，安插劉健群到第三廳實際是想控制第三廳，因此針鋒相對：“我們一定要抓住第三廳不放。”

不久，聽說劉健群因桃色事件離開武漢后，周恩來立即致信郭沫若，說明同陳誠談話中得知第三廳副廳長人選問題已出現轉機，認為他可以回武漢任職。

經過一個月的緊張工作，第三廳終於在4月1日正式成立。郭沫若、陽翰笙、田漢、胡愈之、杜國庠、張志讓、冼星海等眾多知名人士在這裡走到了一起，一時間被稱為“名流內閣”。

第三廳成立后，建立了10個抗敵演劇隊和4個抗敵宣傳隊，准備分赴各個戰區的前線。它的成員主要是從上海地下黨組織的12個救亡演劇隊和被國民黨強迫解散的“民族解放先鋒隊”、“青年救國團”等很有影響的救亡團體中選拔組成的。在抗敵演劇隊的成立大會上，周恩來鼓勵全體隊員：“宣傳方法和形式要合民眾的口味。你們要入鄉隨俗，老百姓才能喜聞樂見，才能收到宣傳的預期效果。你們是演劇隊、工作隊，也是戰斗隊，除了演戲，還要做許多工作。”

摔傷右臂真相

1939年5月，日本飛機對重慶進行兩次大轟炸。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設在鬧市區機房街30號的房屋被炸毀，就遷到距市中心約5公裡的紅岩嘴。南方局和辦事處的人員就在這裡的一個果園農場裡自蓋的一幢3層樓房裡辦公。周恩來到重慶后，常常住在這裡。

不過，在重慶市內的曾家岩50號也有一幢3層樓房，周恩來有時也住在這裡，對外稱“周公館”。周公館后面俯瞰著嘉陵江，離國民黨首腦機關所在的上清寺不遠，周圍的環境相當復雜，不遠處就設有負有監視任務的特務哨所。為了安全起見，周恩來平時住在紅岩嘴辦事處，隻有在城裡同人談話或辦公辦得很晚時，才在曾家岩休息。周恩來住在樓下一側，二樓一側住著一名國民黨政府的官員和家屬，三樓住的是戰地服務團。

6月18日，周恩來為匯報半年來他和南方局在國統區開展工作的情況，研究和請示今后的工作，離開重慶回到延安。

這次周恩來回到延安，身邊隻帶了劉久洲一個副官，這時又放了他的假。毛澤東見周恩來生活沒人照料，便對警衛員王來音說：“周副主席從重慶回來開會沒人照料，派你去照顧他的生活，缺什麼東西你就去領，一定要照顧好。我這裡的事從今天起你就不用管了，等周副主席回重慶之后你再回這裡來。你的工作，警衛班會派人來頂替。”

一天，周恩來找毛澤東去中央黨校講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正在考慮召開政治局會議的事，表示自己實在顧不上了，說：“這樣，恩來，講馬列，你是專家麼，這次由你代勞了，你代我去講。”當時，剛同毛澤東結婚不久的江青一定要跟著去聽周恩來演講。毛澤東想了想，說：“就讓她陪你去吧——代表我，向學員們問好，她也可以聽聽你的講課，接受教育麼。”江青滿臉笑容。周恩來頓了一下，說：“江青同志一起去，好啊。”

7月10日下午，王來音通知汽車司機送周恩來去黨校。司機說：“延河正在發大水，從楊家嶺開車無法到河對岸的中央黨校去。河中央平時露出的幾塊大石頭，都已淹沒在水下了。汽車過不去，不過騎馬倒可以涉過。”

這時，毛澤東就叫王來音把他那匹曾跟隨自己走過長征路的大青馬牽給周恩來當坐騎，又派他的警衛參謀蔣澤民隨行。江青隨后。

王來音牽著周恩來所坐的大青馬，涉過齊腰深的洪水。上了岸，王來音正在河灘上穿衣服和鞋的時候，江青忽然心血來潮，抖開鞭子，用力抽打坐騎，馬飛跑起來，向著山坡小路跑去。

大青馬和江青騎的馬原本是一對，江青的馬一跑，大青馬也跟著跑。跑著跑著，突然從附近農戶躥出一條狗。這條狗一見江青的馬，便吠叫著扑過去。江青見狀驚慌失措，撥馬就逃。玉米地田埂又窄又彎，哪裡容得下兩匹馬？她的馬一下撞到周恩來的大青馬上，周恩來連人帶馬一晃，從馬背上摔下來。他清楚這一摔非同小可，必須保護好頭部，於是伸出右手護住頭部，右臂則戳在地上折斷，鮮血滲出，肘部突出的骨頭清晰可見。

馬也受驚了，不能騎了。周恩來忍著巨痛步行來到黨校會客室，由中央衛生處派來的醫生進行包扎。

做了簡單的處置，周恩來就走上了講台。等堅持到上完課走下講台，周恩來快疼暈過去了，被抬到了學校醫務室。后來，印度醫生巴蘇大夫給周恩來進行了治療，為他的右胳膊打上了夾板。

周副主席受傷，自然應向毛澤東主席報告。王來音、蔣澤民兩人十分為難，因為江青這個特殊人物夾在中間，要報不敢，不報又不成。最終還是由王來音騎馬回楊家嶺如實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聽后很著急，在院子裡轉來轉去，一面叫秘書葉子龍和他一同去黨校看望，一面對江青發火：“你出什麼風頭！你耽誤了多少大事……”江青理虧，遠遠地躲開，以后好長時間都不敢回楊家嶺見毛澤東。

對周恩來的傷情，中央非常關心，馬上向八路軍衛生部副部長王斌做了具體交代。可是，當年駐在延安拐峁村的八路軍總醫院連一架好的X光機都沒有。到8月中旬，才通過X光片顯示知道：右肘右肱骨下端發生粉碎性骨折，斷骨已形成錯位愈合。右臂已造成固定的向肩的方向彎曲而不能伸展了。

不久，仍在重慶工作的鄧穎超收到一個條子，字跡熟悉又陌生，原來是周恩來用左手寫的：“因騎馬不慎摔傷右臂，很快就會好的，請放心。”

端著疼痛而不能伸屈的手臂，周恩來參加了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先是研究新四軍與東南地區黨的工作，毛澤東主持會議並做重要發言。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在這次會上做了關於兩年抗戰總結、國共兩黨統一戰線現狀和中國共產黨近期任務的報告。他認為當前時局有突變的危險，在突變還未到來時，有局部妥協漸變的現實問題。他同意毛澤東提出的南方局應以鞏固黨組織、深入開展群眾運動、向中層階級發展統一戰線為工作方針的意見。指出過去工作中一是對中層階級團結不夠，偏重了聯蔣﹔二是利用公開合法機會做群眾工作不夠﹔三是鞏固黨的問題，主要是應鞏固已得陣地。

會議結束后，周恩來來到毛澤東的窯洞。毛澤東看著周恩來僵硬的右臂，說：“恩來，你到蘇聯去接受最好的治療。”周恩來擺擺左手，說：“主席，現在任務重，走不開呀！”毛澤東說：“邊治療，邊工作麼，我們也需要你去與斯大林見見面，與共產國際聯絡一下，講講中國抗日形勢，順便了解歐洲情況。恩來啊，斯大林和希特勒簽訂了協定，並與侵佔東西伯利亞和中國北部的日本磋商著簽訂中立協議。我們需要了解蘇聯的意圖，估價形勢，做出我們的對策啊。”

很快，鄧穎超接到中央的電報，說周恩來的臂傷急需去蘇聯治療。這時，鄧穎超才感到他傷勢一定很重：“恩來怎麼會墜馬受傷？他戎馬半生，騎術甚精。長征時經常通宵不睡，第二天在馬上打瞌睡，輕易也不會從馬上摔下來。這次他怎麼竟會從馬上摔下來而受傷呢？”鄧穎超不得其解，她恨不得馬上飛回延安，去了解恩來受傷的詳情，在他身邊照顧他。於是，她發電請示中央，要求同去蘇聯，以便照顧。中央立即復電同意。

於是，鄧穎超乘汽車回延安。

鄧穎超輕手輕腳走進窯洞，隻見周恩來的右手用兩塊夾板吊著，正用左手在批閱文件。她默默地往前走了兩步。周恩來一抬頭，見是她站在面前，不由得高興地站了起來：“喔呀小超，你回來得好快。一路上平安吧！”鄧穎超用手輕柔地撫摸著周恩來的右臂，柔聲問：“你傷勢怎麼樣？疼得厲害吧？醫生檢查都說了些什麼？你到底是怎樣從馬上摔下來的？”周恩來笑了笑，轉移話題：“你趕了幾天路，快坐下歇歇吧。”

周恩來忙著用左手去給她倒水，鄧穎超將他按坐在椅子上，自己倒了兩杯開水，送給周恩來一杯。她幾口將水喝光，這才發覺口渴得厲害，渾身酸疼。她忍住不說，只是盯住周恩來。他的胡子已長得好長好長了，臉色憔悴，雙眼深陷，料想他傷重疼得厲害。隨后，周恩來簡單地講了一下受傷的經過，還說是自己不小心從馬上摔下來的。

到莫斯科療傷

8月27日，大家聚集在延安東門外的簡易機場上，為周恩來送行。人們把希望寄托在莫斯科，希望周恩來回來時，能看到他伸出一隻揮動自如的右臂。

飛機快要起飛了。正在馬列學院和母親任銳一起學習的孫維世騎馬趕來，纏著鄧穎超要求帶她去蘇聯學習戲劇理論和導演專業。鄧穎超很喜歡這個嬌憨的養女，也同情她要求出國深造的志願。周恩來微皺眉頭：“要去，也得經過組織批准。”孫維世一聽，策馬飛奔，趕到棗園，求毛澤東批准。毛澤東笑著簽了個字。孫維世高興地手舉著毛澤東的批示又策馬奔回機場，穿著草鞋，隨周恩來、鄧穎超上了飛機。

同行的還有王稼祥、陳昌浩和共產國際駐中共軍事專家李德等，先飛到蘭州，然后帶上劉少奇的子女劉允斌、劉愛琴，高崗的兒子高毅，陳伯達的兒子陳小達一起前往。

這次周恩來到蘇聯治手臂，毛澤東有兩件要緊事需要周恩來去做，一件就是將討厭的瞎指揮紅軍吃敗仗的德國軍事顧問李德“捎”回共產國際，二是去看望賀子珍。

飛機將周恩來一行送到迪化（今烏魯木齊），然后等蘇聯派飛機來接去莫斯科。迪化對於當時的中蘇關系極為重要，蘇聯援華的武器、彈藥、航空汽油等物資都要經過新疆的公路和阿拉木圖至蘭州的航空線運送。鑒於新疆的極端重要性，中共在迪化駐有代表。

周恩來在迪化聽取了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鄧發和陳潭秋匯報工作，了解新疆省主席盛世才欲擠走中共代表的情況。周恩來分別會見了在新疆工作的中共黨員、原紅四方面軍西路軍指戰員、長征時部隊被打散后流落到新疆的指戰員以及進步知識分子和文化界人士，向他們介紹內地的抗日戰爭形勢，詢問他們的工作、生活情況，並勉勵他們堅持做好統一戰線工作，還向負責文化工作的同志了解在新疆的進步文藝界人士的情況。

為了和緩中共代表與盛世才的關系，周恩來幾次會見了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在此之前，中國共產黨同新疆省政府主席兼邊防督辦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關系。盛世才當年為了與蔣介石對抗，公開宣布實行“親蘇”政策，多次給中共中央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寫信，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10月，黨中央派周小舟代表八路軍到新疆。陳雲、滕代遠、鄧發、周小舟等人代表共產黨與盛世才協商，並達成協議，盛世才同意建立中共八路軍辦事處。辦事處設在迪化南梁的一座中俄合璧、土木結構的兩層樓裡，對外稱“南梁第三招待所”。11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康生從莫斯科回延安路過新疆，盛世才熱情接待了他們。在筵席上，盛世才適時地向王明提出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要求。王明不同意他加入中共，顧左右而言他，此事后來便沒有了下文。盛世才加入中共的想法沒有實現，便直接跑到蘇聯去見斯大林﹔斯大林正需要新疆腹地圍拱蘇聯的安全，立即讓盛世才秘密加入蘇聯共產黨。1938年2月，中共中央應盛世才的邀請，從延安派遣3批干部100多人到新疆工作，其中有毛澤東的胞弟毛澤民，還有林為梁（化名林基路）、徐夢秋（化名孟一鳴）、汪小川（化名汪哮春）等，擔任了盛世才政府的官員。毛澤民先后任省財政廳廳長、民政廳代理廳長等職，在整頓財經、稅收，改革貨幣、金融，穩定新疆市場物價，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中共干部來到新疆工作，對新疆政治、經濟、文化事業的進步與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共產黨人在新疆掀起了抗日浪潮和新文化運動。茅盾、杜重遠、薩空了、趙丹等都曾在新疆講學和辦報、演出。

盛世才與蘇聯和中共建立聯系，是想借助蘇聯和中共來鞏固、擴大自己的勢力，向國民黨鬧獨立性。而蘇聯是想穩住他，求得邊界平安，不讓新疆淪為日本或美國的勢力范圍。中共則是想擴大統一戰線，保持一條與蘇聯之間的通道。盛世才心知肚明，所以，隻一年，他對蘇聯和中共的態度發生急劇變化，自恃自己勢力坐大，開始對中共採取限制和敵視的政策。盛世才以“新疆王”自居，新疆政府與共產黨、國民黨並稱為中國平起平坐的三大政治集團，又以國共兩黨以外的第三領袖自居，而且還狂妄地把自己與斯大林、羅斯福、丘吉爾、蔣介石、毛澤東一起並稱為“世界反法西斯陣線六大領袖”。周恩來在這個微妙時刻與盛世才會談，有一定的危險性。雙方見面時，周恩來的貼身警衛高度緊張，腰中揣著兩支手槍，與周形影不離，不敢有絲毫鬆懈。

第一次見面盛世才還算斯文，設宴歡迎，邀請了杜重遠作陪。席間，周恩來向杜重遠詢問了茅盾和張仲實的工作和生活情況，並建議在新疆學院開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課程。杜重遠欣然接受，表示要親自講授，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進一步激發新疆學院師生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抗日愛國熱情。

周恩來與盛世才一共見面4次，最后一次，盛世才索性撕破臉面，傲慢地對周恩來提出：“我不允許你們共產黨在新疆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你們應該立即將你們的政治局委員鄧發召回去，我不想見到他。”並怒氣沖沖地威脅道，“如果再讓我見到他，老子就斃了他！”周恩來感到了事態的嚴重和鄧發所處的險境，果斷地表態道：“我到莫斯科后，立即致電中央，鄧發任期滿馬上召回。”

1939年9月14日，周恩來到達莫斯科。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到機場迎接周恩來、鄧穎超一行。當日，周恩來立即被送到克裡姆林宮醫院住院檢查和治療。鄧穎超住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住的留克斯大旅館。在莫斯科，她高興地見到了蔡暢、楊之華、賀子珍，還見到任弼時夫人陳琮英。

蘇聯政府派了七八名專家給周恩來會診和治療，當他們了解到延安的治療方案和造成的后果之后，一個個搖頭晃腦無法想象延安的醫療條件落后到什麼程度。他們沒有說一句責備的話，只是對醫療方法失當給病人帶來的不應有的痛苦感到遺憾。

3次會診之后，他們認為周恩來的病情並不復雜，憑他們的醫術完全可以使這位中國黨的領導人恢復健康，於是向周恩來提出了兩個方案：第一個方案，就是重新接骨，但要動兩次手術，花費時間要長一些。這個方案即使萬一不能恢復原來的狀態，但效果肯定是好的。第二個方案，就是強力拉展已經愈合的肌肉，但最后手臂隻能伸展40度到60度，效果不會很理想。蘇聯醫生希望採用第一方案。

周恩來經過考慮，決定採用第二方案。他衷心地感謝蘇聯醫生，但考慮到國內的工作在等著他，毅然決然地說：“我現在不可能長期在國外治病，國內的事情很多。別的就無需考慮了，隻要能夠用它進行工作和生活，我就滿意了。”

9月19日，施行手術。這是一次小手術，隻切除了一小塊突出的骨頭。過了一周之后，即25日就已拆線，經檢查傷口已全部愈合。從拆線的第二天開始新的療程，主要是按摩、烤電、運動和浴療，目的是使受傷的手臂逐漸恢復運動技能。這種治療過程並不比做手術更輕鬆，有時在注射麻藥后，醫生把他的胳膊強行按在一定的角度上加以固定，簡直是痛苦異常，特別是在麻藥失效后，病人疼痛難忍。

在治療過程中，周恩來心裡惦記著的還是工作。任弼時的秘書、翻譯師哲去看望他，他還在忙著閱讀什麼，師哲疑惑不解。周恩來忽然說：“工作比醫病更重要嘛！”師哲反問：“你是來醫病的，還是先把病治好為宜。”周恩來說：“我這是外傷，影響不了我的思路和工作。我頭腦清醒，精力旺盛，有時興奮之至。”因為他對醫療密切配合，治療工作進行得比較順利，很快，他的手已經可以移動，手部的顫抖也減輕了。

看到自己的傷情無法達到以前想象中的痊愈，周恩來趁鄧穎超一時不在身邊，就想請任弼時給延安發電報，請當時黨的總書記張聞天妥善處理江青的事，請求毛主席不要責備江青，以免發生不愉快的事情。張聞天接電后親自安排江青隨同馬列學院學生去農村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