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智大勇

赴重慶開展國統區工作

1940年3月，國民黨特務在成都制造“搶米事件”，然后栽贓造謠說共產黨策劃飢民搶米，借此大肆逮捕成都地區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面對驟然惡化的時局，周恩來於5月10日率孔原、徐冰等一批干部分乘4輛卡車離開延安赴重慶。

到重慶后，周恩來立即約見再次離開新四軍已在重慶的葉挺。他在和葉劍英、袁國平一同會見葉挺時，對葉挺說：“你是我們新四軍的軍長，負有指揮新四軍全軍軍事工作的重大責任，中共中央信任你，相信你的軍事才能和為人，也相信你對革命事業的忠誠。你離開新四軍以后，蔣介石放出風聲說新四軍問題須重新解決，有派他人充任軍長之意，這樣於抗戰與民主事業很不利。希望你能回到皖南軍部去，帶領這支革命隊伍多打些勝仗，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你同項英的關系問題，項英應負主要責任，請相信黨中央和我會負責解決好。”聽了周恩來親切真誠的談話，葉挺深受感動，當即表示將盡快告訴蔣介石願意回到新四軍去。

6月初，周恩來會見蔣介石。他對蔣介石說：“中共誠意抗戰並擁護委員長，而國民黨卻在抗戰中實行反共、溶共、剿共政策，這隻能幫助敵偽。所謂中共要舉行暴動推翻國民黨，完全是造謠。中共是要發展的，但主要是在敵佔區同敵偽爭取群眾。中共誠意希望合作到底，而有人卻想分裂，准備投降。”蔣介石聽后說：“抗戰團結都是有決心的，任何困難決不畏懼，國共間的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但軍事上必須服從命令。”周恩來說：“這要從兩方面看，一方面服從，另一方面不應拿命令來脅迫。”蔣介石推托說：“這已是過去的事了。”最后，蔣介石表示國共關系可以商談。

接著，周恩來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就陝甘寧邊區問題、軍隊的編制問題和劃分作戰區域問題進行多次商談。因為國民黨方面拒絕了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各項要求，談判陷入僵持狀態。

自6月14日起，周恩來連續主持南方局會議，聽取南方局機關、《新華日報》以及各省、特委主要負責人的匯報，研究討論今后的工作。他要求一切在國統區的我黨各級組織必須從組織上、領導方式上以及活動方法上來一個大的轉變，完全轉變為秘密的地下黨。《新華日報》和辦事處也應改變工作方法和斗爭方式，一切公開活動必須與地下黨分開，以便能在惡劣環境下保存精干力量，繼續展開黨的各項工作。

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簽訂協定，正式結成三國同盟。在這前后，英、美也簽訂了協定。這兩大集團都在爭取蔣介石，使得蔣介石躊躇滿志，把這一國際形勢看成是進行政治投機、大舉反共的大好時機。

10月19日（皓日），在蔣介石的授意下，何應欽、白崇禧致電（史稱“皓電”）朱德、彭德懷和葉挺，誣蔑堅持華中抗戰的新四軍和八路軍“破壞團結，破壞抗戰”，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黃河以南的新四軍和八路軍各部於電到1月內全部撤至黃河以北，妄圖實現其沿河封鎖、配合日寇消滅我軍的毒辣陰謀。同時，蔣介石密令湯恩伯、李品仙、韓德勤等部30萬大軍及顧祝同所部，准備向華中大舉進攻。至此，反共烏雲彌漫全國，投降、內戰的危險空前嚴重起來。

何應欽、白崇禧“皓電”最初是發到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手裡，要求轉發給朱德、彭德懷、葉挺。葉劍英接到電報后，立即與周恩來商談對策。接著，周恩來把秘書童小鵬找去，讓他立刻把這份電文發回延安。

周恩來和南方局的領導同志分析了當時的形勢，向中央提出了對付國民黨陰謀的重要策略和意見。10月24日，周恩來電告毛澤東：“……湯恩伯、李鐵軍與馬鴻逵等紛紛來渝，江南北部隊亦在調動，對於華北進步報章之限制，對輿論反共之動員，對凡有共黨左傾嫌疑者之加緊監視和逮捕，均証明反共高潮是正在著著上升”，“何、白19日電是表示了國方決心”。

10月25日，毛澤東一天內接連兩次急電周恩來，指出：盡管蔣介石現在仍是動搖的，全面反共的決心也不容易下，“但我們應估計到最困難、最危險、最黑暗的可能性，並把這種情況當作一切布置的出發點，而不是把樂觀情況作出發點”。

11月1日，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同意毛澤東的分析，並且斷言：“破裂的危機已至”，“反共局部戰爭會開始”。當天，他在另一個電報中反映了反共高潮中的各方意見：“大家一致望我們拿出辦法來，並望我們讓步，以緩和破裂。”他還轉達了馮玉祥的建議：“要軟硬兩用，表面讓步，實際自干。”同時，建議中央：“用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通電答復何、白”，表示皖南新四軍在有充分保障的條件下，可以移到江北，但要保証在移動中不許友軍襲擊。

第二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說：“今日會議，討論你東日（1日）來電，仍主表面和緩，實際抵抗。”3日，他又致電周恩來，說明中共中央的政策是“一面極力爭取好轉避免內戰，一面准備應付投降應付內戰，而把重點放在應付投降應付內戰方面，方不吃虧，方不上蔣的當。立即准備對付黑暗局面，這是全黨的中心任務。有了這一著，就不會重蹈陳獨秀的覆轍了”。

當日，朱德正在三五九旅視察。突然，旅長王震將毛澤東的急電交給朱德，電文為：“有事待商，擬派汽車來接，請准備回延。”於是，朱德中斷視察，急匆匆地趕回延安，毛澤東同其他中央領導正在焦急不安地等待著。原來，這時離何、白“皓電”規定的新四軍和八路軍北撤時間隻有十幾天了，現在急迫需要朱德回延安商議的就是新四軍北撤問題。

如何回答“皓電”，涉及對整個形勢的估量和斗爭的策略。經過中共中央認真研究后，接受了周恩來的有關意見，以朱、彭、葉、項的名義在11月9日（佳日）復電何應欽、白崇禧，駁斥他們在“皓電”中的無理命令和對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攻擊，尖銳地指出：“國內一部分人士，復正在策動所謂新的反共高潮，企圖為投降肅清道路。內外勾煽，欲以所謂中日聯合剿共，結束抗戰局面，以內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結，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險，其計至毒，道路相告，動魄驚心，時局危機，誠未有如今日之甚者。”為了顧全大局，朱德等在復電中仍表示新四軍在江南的正規部隊將遵令北移。

為了使世人進一步了解事實真相，周恩來通過各種渠道對社會各界進行大量的解釋工作，向他們闡明中國共產黨關於團結抗日的基本立場，揭露國民黨制造摩擦、破壞國共合作的真實情況，以爭取他們的同情。那些日子，周恩來總是行色匆匆，時而奔赴市區，時而返回紅岩，他多次同黃炎培、沈鈞儒、章伯鈞、鄒韜奮、張申府、梁漱溟、張君勱、左舜生等集會商談時局，說明實際情況。當時，美國作家斯特朗從蘇聯回國，途經重慶。周恩來同她長談了幾個晚上，詳細地介紹國民黨兩年來制造反共摩擦事件的真相及八路軍、新四軍的歷史和現狀，並預言更大的反共事變將接踵而至。談話結束時，周恩來囑咐斯特朗：“這些材料暫時不要發表，等我捎信給你，同意你這樣做時再發表。”同時，周恩來還指示南方局除組織口頭解釋外，還編印傳單、小冊子（內容包括半年來國共雙方來往文電和國民黨反共文件等），秘密運到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和西安辦事處向社會各界廣泛散發。

與此同時，周恩來繼續代表中共中央同國民黨談判新四軍北移問題，表示隻要嚴重事件還沒有發生，他仍要盡最大的努力爭取使問題得到和平解決。他和葉劍英同國民黨代表劉斐、張沖舉行多次會談，要求國民黨停止在陝北、皖北和蘇北的軍事行動，表明中國共產黨的讓步是有限度的，警告國民黨如不停止進攻就應負國共破裂的責任。

“佳電”發出后，蔣介石不但置若罔聞，反視中共委曲求全的讓步為怯弱可欺。12月8日（齊日），竟又以何應欽、白崇禧名義再次電令：在12月31日前，長江以南之新四軍全部開到長江以北，黃河以南之八路軍全部開到黃河以北，1941年1月底之前，華中之新四軍也要全部開到黃河以北。蔣一面限令我軍轉移，一面又秘密下達了“剿滅黃河以南匪軍計劃”和“解決江南新四軍方案”，並密令顧祝同積極部署包圍進攻我皖南部隊。

12月25日，聖誕節，這一天正是蔣介石在西安事變中獲釋第4周年。周恩來應邀往見蔣介石。一見面，一向沉默寡言的蔣介石緊握周恩來的手顯得有些激動：“連日來瑣事甚多，情緒不好，本不想見，但因為今天是4年前共患難的日子，故以得見面談話為好。”他越說越動感情，掏出手絹擦起眼睛來：“抗戰4年，現在是有利時機，勝利已有希望，我難道願意內戰嗎？願意弄坍台嗎？現在八路、新四還不都是我的部下？我為什麼要自相殘殺？就是民國十六年，我們何嘗不覺得痛心？內戰時，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難過。”

隨后，蔣介石話鋒一轉，露出威脅的口吻：“你們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調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沖突決難避免，我敢斷言你們必失敗。如能調到河北，你們做法一定會影響全國，將來必成功。”周恩來說：“我們已經顧全大局，將江南正規部隊遵令北移，對於江北部隊還是擬請免調。”蔣介石用緩和的語氣說：“隻要你說出一條北上的路，我可擔保絕對不會妨礙你們通過。隻要你們肯開過河北，我擔保至1月底，絕不進兵。”蔣說，至於“政治問題，都好解決”。

次日，周恩來向中共中央報告了蔣介石談話的內容，並冷靜地指出：蔣的許多承諾是“靠不住”的，“其實局部‘剿共’仍在加緊布置中”。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和所屬皖南部隊9000余人，為顧全團結抗戰大局，在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率領下，從皖南涇縣雲嶺及其附近地區冒雨出發，准備繞道茂林、三溪、寧國、郎溪，到江蘇省溧陽待機渡江北移。6日，行經安徽涇縣茂林地區時，突然遭到國民黨軍隊顧祝同、上官雲相部7個師8萬多人的層層堵截和進攻。朱德果斷命令：“甩開敵人，不必戀戰，迅速過江！”但為時已晚。

“長江、長江，我是黃河、黃河！”電報在空中呼叫著，但對方沒有回音。9000多名將士落入了國民黨軍的包圍之中。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

1月11日，是《新華日報》創刊3周年紀念日。晚上，報社舉行晚會。周恩來走上講台做報告，大家都懷著激動的心情傾聽。這時，紅岩八路軍辦事處的兩個機要人員滿頭大汗快步走進會場，把一封標有AAAA符號的特急電報交給周恩來。周恩來拿著電文的手在微微顫抖，目光急速掃視電文內容，立即以憤怒和沉痛的心情向全體同志宣布，我新四軍軍部在皖南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圍殲，傷亡慘重，局勢危急……

這時，飯廳裡的電燈突然熄滅，四周一片漆黑。大家以為是國民黨特務來搗亂，都在為周恩來的安全擔心。可是，他堅定沉著，意味深長地激勵大家說：“同志們，黑暗是暫時的，光明一定會到來！有革命斗爭經驗的人，都懂得怎樣在光明和黑暗中奮斗，不但遇著光明不驕傲，更主要是遇見黑暗不灰心喪氣。隻要大家堅持信念，不顧艱難向前奮斗，並且在黑暗中顯示英勇卓絕的戰斗精神，勝利是要到來的，黑暗是必然被沖破的。”電燈又亮了，周恩來繼續說：“皖南事變是反動派破壞抗戰、破壞團結的重大陰謀，我們不要被反動派的陰謀嚇倒，要堅決粉碎他們的進攻。”最后他提醒大家：“國民黨反動派對我們的迫害，還只是其分裂投降陰謀的開始，我們要准備迎接更嚴重、更艱巨的斗爭。”

周恩來講完話后，立即著手布置工作。他首先指示《新華日報》社的負責同志第二天在報上將國民黨襲擊新四軍的陰謀透露出去。隨后，連夜召開南方局緊急會議，研究事變發生后的局勢和斗爭方針，並向中央請示報告。直到深夜，他還給張沖寫信，向國民黨提出嚴重抗議並要求張沖速報蔣介石，制止皖南國民黨軍隊對新四軍的圍殲暴行，盡速撤圍讓路。他在信中說：“否則新四軍渡江無路，后退無援，隻有突圍四出，散於民間，戰於敵后，以求生存。”

當時，朱德與彭德懷、葉挺、項英聯名發表通電，向全國揭露皖南事變真相，要求國民黨軍事當局“立解皖南大軍之包圍，開放挺等北上之道路。撤退華中之剿共軍，平毀西北之封鎖線，停止全國之屠殺，制止黑暗之反動，以挽危局，以全國命”。

新四軍指戰員在葉挺的指揮下，被迫奮起自衛，浴血苦戰7晝夜，到1月14日，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除約2000人分散突出重圍外，其余分別被打散、被俘或犧牲。朱德聞之全軍將士慘敗，數天水米難咽，欲哭無淚。

葉挺根據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的意見，14日下午走出隱蔽處准備同國民黨軍談判，竟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在突圍時犧牲。副軍長項英和副參謀長周子昆在涇縣濂坑石牛塢赤坑山的蜜蜂洞隱蔽，后遭叛徒殺害。朱德得到噩耗，悲痛切齒：“失我民心失天下，奪我將士奪良才！”

在這些日子裡，周恩來宵衣旰食，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曾經連續3晝夜沒有安枕。他一方面同國民黨進行堅決斗爭，一方面通知地下黨採取應急措施，保護黨員和進步分子的安全。

1月17日晚，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通過中央通訊社發布通令，反誣新四軍“叛變”，悍然撤銷新四軍番號，聲稱要把葉挺“交軍法審判”。

周恩來在曾家岩50號獲悉這一情況后，義憤填膺，立刻打電話給何應欽，痛斥：“你們的行為是親者痛，仇者快，你們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應欽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說完，憤憤地摔了電話聽筒。隨即驅車到張沖處，當面提出質問和抗議，再返回到紅岩。

周恩來回到紅岩后，夜已很深了。八路軍辦事處的全體黨員除了擔任警戒和電台值班的外，都集合在二樓的過道等待他。周恩來上樓后，站在過道的正當中，沉默了片刻，就開始報告新四軍軍部遭受圍殲的經過。他沉痛又悲憤的聲音，激起同志們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無限仇恨。當周恩來講到國民黨誣蔑新四軍為“叛軍”，取消新四軍的番號的反動命令，他憤慨地指出：“頑固派的陰謀，就是要消滅共產黨，消滅八路軍、新四軍。”

周恩來的講話由悲憤的控訴，轉變為清醒的分析：“時局的發展有兩種可能，國共兩黨藕斷絲連的局面既有可能繼續維持下去，也有可能一刀兩斷，全面破裂。我們要有充分的准備，要准備反動派突然襲擊，要准備被捕、坐牢、砍頭！不管怎樣，我和同志們在一起！”

周恩來炯炯的眼神掃視著會場，在現場的鄧穎超分明感受到他內心的激動和堅定，她以同樣堅定的眼光迎接著他無畏的目光，似乎告訴他：“恩來，你放心，無論被捕、坐牢、殺頭，我總會和你在一起！”她的目光迅速巡視會場，她看到同志們的目光中，分明也在無聲地呼喊：“周副主席，我們會永遠和你在一起！”

周恩來談到，反動派突然襲擊的可能性最大，主要想攫取我們黨的機密，破壞地下黨組織，迫害同情我們的愛國民主人士。說到這裡，他舉目掃視大家，接著說：“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我要去同蔣介石交涉。我是蔣介石、國民黨請來的，一定要盡可能爭取讓蔣把我們送回延安，爭取全師而歸。如果我們被抓起來，要堅持不泄露黨的機密。如問你們是不是共產黨員，男同志都承認是共產黨員，女同志承認是家屬，因為我們是公開的共產黨機關。問你們黨的組織情況，可以告訴反動派，我們的中央在延安，主席是毛澤東。紅岩和曾家岩有一個支部，支委是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書記就是周恩來。問別的，你們一概不知，可以叫他們去問支部書記，問周恩來，問我！”大家紛紛表示：“周副主席，請放心。我們一定沉著應變！”

這時，《新華日報》的同志來向周恩來匯報說：“《新華日報》寫的關於皖南事變真相的報道和評論文章，被國民黨的新聞檢查所全部扣壓，禁止刊登。新聞檢查所的人仍不放心，還在報社坐等要看第二天的報紙。”周恩來聽后略有所思，說：“你回去告訴章漢夫（《新華日報》總編輯），把被檢扣的兩個地方用別的消息補上，印好幾張報紙送檢查。我要另寫東西放在那兩個地方，不送檢，大量印發。除報丁報童外，動員工作人員出去散發。”

隨后，周恩來憤然揮筆：“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思忖片刻，又寫下“為江南死國難者志哀”。此時已經是18日凌晨了，周恩來把題詞裝上信封，寫好“立送漢夫同志親收”交給童小鵬，並要他把辦事處副官岳仁和叫起來，要警衛班派一人同他一起把這封信送交章漢夫。

章漢夫收到后，立即按周恩來指示辦，連夜准備了兩種內容不同的版面，一種是刊載周恩來題詞手跡的，一種是專門為對付檢查而安排的。把后者先印好幾張后即送檢查官看，他們以為沒有問題了，就走了。

黎明前，印有周恩來手跡的報紙印好了，報社的同志和勇敢的報童把報紙包在鋪蓋卷裡，裝在籮筐裡，從報社的后山偷運進城，送到廣大的讀者手中。當國民黨頑固派發覺市面上出現印有周恩來親筆題詞的《新華日報》時，大批的報紙已經沖破國民黨軍、警、憲、特的封鎖，傳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

當天，新聞檢查所長回到上清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向部長潘公展匯報他在《新華日報》的得意情形，呈上拿回的幾張沒有題詞的報紙時，大家面帶笑容，滿以為他們監視《新華日報》的目的達到了。正要回家休息時，有人送來街上叫賣的有周恩來題詞的報紙，潘公展看了臉色發青，怒斥那位檢查所長是個大草包，慌忙要人趕快禁止再賣《新華日報》。

國民黨當局下令搜查報紙，逮捕報童、報丁。周恩來知道后，又親自找張沖一起到警備司令部交涉放人和要回被扣的報紙，並氣憤地對國民黨官員說：“如果不放人，那我和董必武等自己上街賣報。”迫使國民黨當局放回被扣的人。

為了使社會上明了事實真相，葉劍英於1月19日領導軍事組起草了《新四軍皖南部隊慘被圍殲真相》，經周恩來核准后交《新華日報》社印成單張，通過各種渠道散發重慶和各地黨政軍民機關團體以及外國友人。

當時，中共中央十分擔心周恩來和南方局其他重要成員的安全，兩次來電要求“恩來、劍英、必武、穎超及辦事處、報館重要干部於最短期間離渝”。南方局在周恩來的房間裡召開了一個人數不多的會議，討論中央這一指示。周恩來斷然說：“我要堅持到最后！”鄧穎超毅然決然地說：“這樣嚴重復雜的局勢，恩來怎能離開。”她表示，她也將“堅持到最后”。葉劍英、董必武也是這個態度。會議最后商定：周恩來等少數人留在重慶，堅持斗爭，其余同志轉移或撤退回延安。

他把會議結果電告中央，但中央擔心他的安全，仍來電催促盡快回去。經周恩來反復陳說，中央最后同意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等留在重慶，葉劍英率蔣南翔、李濤、邊章五等撤回延安。

當最后一批撤回延安的同志離渝時，行前的一個晚上，周恩來細致地審查了全部准備工作，叮囑廖似光等：“要保証安全到達延安。每個人都要嚴格遵守紀律。每到一個站停車時，不允許有一個人單獨行動。到檢查站時，由車隊的副官去應付。遇到刁難時，副官交涉還不成，廖似光你可以以少將身份出來交涉。每過一個檢查站，都要來信告知。到達延安，即來電報。”他囑咐完已是深夜，又對廖似光說：“明早走之前再來一下。”第二天上車前，廖似光輕輕走到他門口，但心裡還有點猶豫，怕影響他休息。周恩來已聽到她的腳步聲，叫道：“似光進來呀！”進去后，周恩來緊握著她的手說：“你回到延安，轉告毛主席，我們堅決同國民黨頑固派斗爭到底！”廖似光不禁眼淚奪眶而出，哽咽著說：“一定遵囑辦理，請副主席多多保重！”由於計劃周密，轉移出去的人員都安全到達目的地。

對留下來堅守崗位的人員，周恩來對他們進行了嚴格的氣節教育和保密教育。他指定童小鵬、袁超俊等成立一個秘密工作委員會，准備對付國民黨的突然襲擊，嚴格要求：各部門清理機密文件，有些重要檔案用密電發往延安，發完后全部焚毀，必須保存的密碼寫在薄紙上，隨時准備銷毀﹔機關內部裝置報警設備和石灰包、沙包，以便在遇到突然襲擊時，可以一面抵抗，一面發出警報，爭取時間，及時燒毀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