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永泰
二、黨外人士座談會應定期舉行，制度化
毛澤東在開始提出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時說，座談會必須“有計劃地”召集，而對於多長時間舉行一次，是否要定期舉行，並未提出具體的和統一的要求，當然在客觀上也不便於這樣要求。后來，隨著座談會在許多地方較為廣泛多層次地舉行，中共中央通過發表社論、出台意見、轉發文件、領導指示、批示等方式，倡導黨外人士座談會可以“定期”舉行。例如，1943年1月29日，西北局邀請邊區政府及參議會中的黨外人士舉行座談會，傳達西北局高干會的召開情況，聽取黨外人士的意見。座談會結束后，賈拓夫與謝覺哉將“關於高干會問題與邊區政府非黨人士談話的經過”報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在座談會情況的簡報上批示：“以后西北局可每兩月召集座談會一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425頁。）任弼時也批示：“以后凡經政府通過執行的重要政策，可以先與他們交換意見，然后提出。”（《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39頁。）這是中共中央以領導人批示的方式首次對黨外人士座談會召開的時間間隔表示意見。根據毛澤東的批示意見，翌年2月，西北局辦公廳又召集黨外人士座談關於1944年邊區工作的意見。會上，西北局書記高崗“提議以后每兩月由西北局辦公廳召集座談會一次，以便交換關於邊區新民主主義建設許多重要問題上的意見，這個提議得到全體一致的贊成”（《西北局辦公廳歡宴黨外人士座談關於本年工作的意見》，《解放日報》1944年2月2日。）。
中共中央較正式地提出黨外人士座談會要定期舉行是在1944年。這年3月，毛澤東在給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和各區黨委的指示中指出，各根據地“亦可於適當時機”舉行有多數黨外人士參加的座談會。（《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90頁。）7月21日，中共中央轉發了《西北局對各地委工作的指示》給李先念、饒漱石、羅榮桓、黃敬、鄧小平、程子華、林楓、尹林平等人，供各敵后抗日根據地參考。
西北局的指示要求各分區立即邀請邊區參議員、縣級參議員和政府委員中有聲望的黨外人士（不在參議員或政府委員之列者亦可邀請）召開座談會，每縣至少邀請二人出席，分區黨政軍負責同志參加，按照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聽取他們對各項工作的批評與建議，座談會記錄抄送西北局和邊區政府各一份。（參見西北五省區編纂領導小組、中央檔案館編《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46—147頁。）8月21日，中共中央又通過《解放日報》發表了《黨外人士座談會的意見》的社論。社論指出，不僅陝甘寧邊區應該“定期”舉行黨外人士座談會，而且各敵后抗日根據地也都應該舉行。“有些地方也曾舉行過，收到了實效。在敵后，縣及縣以上的參議會不可能開得很頻繁，在兩次參議會之間，應有計劃地舉行幾次座談會，……一年至少有兩次。”（《黨外人士座談會的意見》，《解放日報》1944年8月21日。）按照中央要求，陝甘寧邊區的延屬分區黨外人士座談會於26日閉幕時，“專署決定以后每年召開兩次，下一次將於明春召集”（《延屬分區黨外人士座談會閉幕，發揚民主改進工作》，《解放日報》1944年8月29日。）。
山東膠東區黨委根據毛澤東在《1945年的任務》報告中第八項所提出的共產黨人必須和其他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談，多開會”的要求，以及陝甘寧邊區黨外人士座談會的經驗，於1945年2月舉行了黨外人士座談會。會議開得很成功，黨外人士一致認為像這樣的座談會以后應定期召開，將其制度化。該區黨委在《關於黨外人士座談會的經驗介紹》中提出：“各級黨委今后應該把黨外人士座談會建立成一種制度，定期的召開，以便更好的與更多的吸收與傾聽黨外人士的意見﹔並打通隔閡，去掉誤會，共同研究改進工作的辦法。”（《關於黨外人士座談會的經驗介紹》（1945年2月23日），《斗爭》第43期。）
頻道精選
 |  |
| 相關專題 |
| · 期刊選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