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永泰
[摘要] 黨外人士座談會是抗戰時期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在政權建設中的新鮮創造，其歷史經驗可總結為：共產黨人必須和其他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談，多開會﹔黨外人士座談會應定期舉行，制度化﹔要虛心接受黨外人士的批評、意見和建議﹔要發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精神﹔黨外人士座談會要與談心、個別協商等民主形式結合起來。抗戰時期召開的一系列黨外人士座談會，為后來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基礎。
黨外人士座談會，最初稱為士紳座談會，是一種會議性質的民主形式，始於抗戰時期的抗日根據地，現在中央和地方每年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即源於此。1944年8月，中共中央通過《解放日報》發表了《黨外人士座談會的意見》的社論，指出黨外人士座談會是“三三制”政權的補充形式的一種，各地應高度重視並舉行此種會議。抗戰時期的黨外人士座談會，為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歷史經驗，根據當時的報紙和檔案資料，試作分析和總結如下。
一、共產黨人必須和其他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談，多開會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的黨內指示中提出“三三制”政策，為執行這個政策，又提出共產黨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政策和原則。毛澤東指出：“必須教育擔任政權工作的黨員，克服他們不願和不慣同黨外人士合作的狹隘性，提倡民主作風，遇事先和黨外人士商量，取得多數同意，然后去做。同時，盡量地鼓勵黨外人士對各種問題提出意見，並傾聽他們的意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743頁。）他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講道：“共產黨員隻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頁。）后來他又向全黨強調：“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頁。)
對於共產黨人來講，同黨外人士長期合作，就一定要學會打開大門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方法，一定要學會善於同他們商量問題、解決問題的辦法。舉行黨外人士座談會就是一個好辦法。毛澤東在《關於共產黨員與黨外人員的關系》中指出：“在各抗日根據地內，縣委以上的各級黨委必須有計劃地召集黨員與黨外人員聯合一起的干部會議及座談會，與黨外人員共同討論各項抗日政策，並征求黨外人員對黨的意見。”（《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8頁。）在《關於憲政問題》中，他又指出：“各根據地亦可於適當時機舉行有多數黨外人士參加的座談會，借以團結這些黨外人士於真正民主主義的目標之下。”（《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頁。）他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第二屆第二次會議的演說中講道：“共產黨人必須和其他黨派及無黨派人士多商量，多座談，多開會，務使打通隔閡，去掉誤會，改正相互關系上的不良現象，以便協同進行政府工作與各項社會事業。”（《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39頁。）
黨外人士座談會起初在抗日根據地的個別縣或市舉行，1943年后在邊區一級、分區一級和縣一級等均有舉行，中共中央也曾召集過。座談會主要由各級黨委或政府召集，也有黨政聯合召集、軍政聯合召集和黨政軍民領導機關召集的，還有群眾團體召集的，黨委和政府的部門召集的，等等。（如，1942年6月中共中央派王若飛、楊尚昆和晉西北區黨委書記林楓等在邊區政府交際處邀請晉西北士紳參觀團舉行座談會﹔1943年1月中共西北中央局召集了黨外人士座談會﹔1944年、1945年陝甘寧邊區的分區一級、縣一級黨外人士座談會由專署、縣府召集﹔1943年2月山東濱海區士紳座談會由黨政軍民領導機關召集﹔1942年8月靖邊縣委與縣政府召開士紳座談會﹔1941年6月平漢縱隊司令范子俠與武安、沙河縣政府聯合召開士紳座談會﹔1941年10月，山東婦救會召開名流士紳座談會﹔1944年1月西北局辦公廳召集黨外人士座談會﹔1941年6月陝甘寧邊區教育廳召集士紳座談會。）座談會一般在地方參議會會議、政府委員會會議、黨的重要會議召開之前或之后舉行。（如，濱海區士紳座談會在一屆參議會第二次議員大會前召開﹔1945年1月太行邊區政府指示各專區縣在邊區參議會、縣參議會未成立前召開士紳會﹔1943年1月西北局黨外人士座談會在高干會結束后召開。區和淪陷區來的士紳。）參加者人數不限，少則數人、十幾人，多則百余人。被邀參加座談會的不僅有在政權機關工作的黨外人士，也有未參加政權機關工作的黨外人士，甚至還有從敵佔（如，平漢縱隊司令部召開的士紳座談會，到會士紳157人，其中有60人是從敵佔區喬裝偷過敵人封鎖線走來的（參見《解放日報》1941年6月30日）﹔晉西北八分區士紳座談會，淪陷區士紳和知識分子派代表多人躲過敵人的監視趕來參加（參見《解放日報》1945年6月7日）。）座談會會期一般不長，多為一天、兩天，當然，也有三五天的，最長的十一天。座談會議題不定，根據當地當時的具體情況而定，有征求對政府制定各種政策的意見，有對政府工作的批評和監督，也可以提出各種建議，以及討論政治形勢等。例如，延屬分區黨外人士座談會的中心議題是聽取黨外人士對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軍民關系等各方面的意見，會議精神主要是揭發批評缺點以切實改進政府工作，目的是把陝甘寧邊區建設得更好。會議對加強黨與廣大黨外人士的團結、更廣泛地發揚民主精神、教育干部、改進工作等都有很大幫助，奠定了陝甘寧邊區的穩固基礎。“這樣的座談會，目的明確，議題集中，會期短，收效大，比起定期召開的各級參議會具有諸多的優越性。”（宋壽金、李忠全：《陝甘寧邊區政權建設史》，陝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0頁。）
實踐証明，通過黨外人士座談會，我們黨廣泛地團結了中間分子，亦即開明士紳、中小地主、商人、資本家，以及國民黨中主張抗日與民主的分子，使“三三制”在政權機關以外得到補充和發展，這是各抗日根據地在政權建設中的創造。《黨外人士座談會的意見》指出：“各地所進行的黨外人士座談會，毫無疑義的又供給我們一個新的經驗，這就是說，鞏固和加強三三制政權，鞏固和加強各階層的團結，還需要定期聽取黨外人士對政權工作的批評與意見。”（《黨外人士座談會的意見》，《解放日報》1944年8月21日。）林伯渠總結說：“各界人士開誠協商的座談會，此種方式也很有益處，今后值得推廣。”（陝西省檔案館、陝西省社會科學院編《陝甘寧邊區政府文件選編》第8輯，檔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4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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