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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黨外人士座談會的歷史經驗【3】

賀永泰

2016年06月14日07:37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三、要虛心接受黨外人士的批評、意見和建議

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大優良作風之一。這一優良作風是在延安整風運動和“三三制”政權建設中最終形成的。說到批評,毛澤東指出:“任何願與我黨合作的黨外人員,對我黨和我黨黨員及干部都有批評的權利。除破壞抗戰團結者的惡意攻擊以外,一切善意批評,不論是文字的、口頭的或其他方式的,黨員及黨組織都應虛心傾聽。正確的批評,應加接受,即使其批評有不確當者,亦隻可在其批評完畢,並經過慎重考慮之后,加以公平的與善意的解釋。絕對不可文過飾非,拒絕黨外人員的批評,或曲解善意批評為攻擊,而造成黨外人員對黨的過失緘口不言的現象。”(《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397頁。)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特別是批評的作風,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體現得很充分。例如,延屬分區黨外人士座談會開了11天,揭發與批評缺點就用了7天時間。涉及干部方面的缺點,如有些干部“耍私情”、官僚主義傾向、執行上級指示“走樣子”等﹔民主方面的缺點,如有些地方參議會不常開會,不經常聽取黨外人士的意見﹔文化教育問題、衛生問題、婚姻問題、司法工作問題、生產問題、合作社問題、邊境安全問題以及軍政民關系中的某些缺點等。期間,毛澤東出席座談會並講了話,他“著重指出這種座談會的方式很好,很需要,要大家多批評缺點,多提意見,以便把缺點糾正,使工作改進”。在座談會閉幕會上,分區專員曹力如對專署工作的缺點作了自我批評,對會上提出的問題逐條加以回答。(參見《延屬分區黨外人士座談會閉幕,發揚民主改進工作》,《解放日報》1944年8月29日。)

在共產黨同黨外人士的民主合作中,一部分共產黨員及黨組織不願傾聽黨外人員的意見,視其為無足輕重﹔不願向黨外人員學習,反以領導自居﹔對願與共產黨合作的黨外人員或漠不關心、不予信任,或吹毛求疵、求全責備﹔對於政權的“三三制”不願堅決實行,對於民眾團體仍取包辦態度等。為了徹底糾正這些不良現象,中共中央規定了一系列具體辦法,首要的一條就是“必須將關心和傾聽黨外人員的意見和要求及向黨外人員學習,作為每個共產黨員的嚴重責任。一切黨員,都有責任經常地將黨外人員的意見和要求(不論是正確的或不正確的)反映到黨內及各工作部門內,而一切黨組織與一切工作部門的領導人員都有責任考慮這些意見和要求,並須適時地列入議事日程,加以討論及解決”(《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395頁。)。根據中央指示精神,黨外人士在座談會上積極發表意見,凡有意見莫不全部提出,付諸商討。例如,在山東濱海區士紳座談會上,到會士紳提意見多達158項,而所涉及的問題極為廣泛,舉凡國際國內形勢問題、糧食籌支問題、人民負擔問題、擁軍優抗問題、減租減息交租交息問題、開展民主問題,以至經濟建設、文化教育、敵佔區狀況等,均在座談之列。其中尤以對糧食問題與人民負擔問題的意見最多,共達50余件。座談會的主要特點之一是士紳們不僅批評政府工作,而且積極地提出改進意見。如日照參議員丁仲坤在論及經濟問題時,即積極建議政府切實執行以貨易貨政策,防止糧食外流,嚴禁土產出口,並號召人民多種白菜以度過春荒。座談會期間,中共山東分局書記朱瑞兩次到會發言,贊揚座談會“大家不分彼此,毫無拘束,暢所欲言,實難能而可貴”,並對各代表所提問題一一予以解答。(參見《濱海區召開士紳座談會》,《解放日報》1943年3月19日。)

黨外人士在座談會上除了提出批評意見之外,還提出了積極的建議、改進意見。如前所述,延屬分區黨外人士座談會自8月22日至25日,轉入積極的建議(在此前七日中已有部分的積極建議),經熱烈討論后,除一致響應毛澤東提出的“十一”運動號召外,另通過提案11條:植樹護林﹔改良農作法,提倡修埝地﹔種藍自給(藍,提取染料靛藍的植物。當時陝甘寧邊區染料缺乏,為保障染料供給,西北局和邊區政府提倡種植土藍代替外購洋藍,作為發展邊區生產任務之一。)﹔多種各種各樣的菜蔬﹔種苜蓿﹔推廣民辦小學,展開冬學運動﹔推廣衛生,破除迷信﹔擁軍優抗﹔爭取移難民,從事開荒﹔除滅狼豹和野豬﹔抗議國民黨軍隊騷擾邊境。這是這次座談會取得的具體成績的一部分。同時根據毛澤東等人的指示,會議上提出的問題,隻要是正確的,立即予以適當解決,不使拖延時間,這也是這次座談會的特點之一。(參見《黨外人士座談會的意見》,《解放日報》1944年8月21日。)毛澤東在參加了一些座談會后對林伯渠說:討論和批評對我們總是有幫助的。凡是對的意見,我們都要研究解決,逐條解答。當他得知邊區參議員霍祝三提出訓練區鄉干部的建議后,立即指示一年可訓練一次。西北局遂於1944年冬至1945年初辦了一期區鄉干部如何為人民服務的訓練班,此后,訓練區鄉干部成了邊區的一項制度。延川縣根據黨外人士的建議,召開專門會議,組織路工委員會,動員民眾利用冬閑修路建橋,並召開區鄉干部會,檢討工作,撤換不稱職的鄉長,干部作風有了很大轉變。(參見中國延安干部學院編《延安時期大事記述》,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3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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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楊文全、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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