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晉
三、“不要以我們這些人的壽命來考慮事情”
作為“超英趕美”戰略的重要步驟，“大躍進”運動的突出特征是追求高速度大規模的發展，諸如大辦工業、大辦農業、大辦鋼鐵、大辦交通、大辦水利、大辦教育，甚至大辦副食品基地、大辦養豬等等，結果是事與願違，留下不少爛攤子。對此，毛澤東的感受是：我們本來想搞快些，反而慢了。1958年到1960年，三個年頭犯了錯誤，整得我們好苦。經過了這些挫折，我們懂得了要謹慎，改正錯誤。（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131頁。）
從那以后，毛澤東看待經濟發展速度，確實格外謹慎。他絕口不再提“超英趕美”，無論在什麼情況下，無論別人說得怎樣天花亂墜，他總是要把計劃中的指標往低處壓一些，說不出理由的，也要讓人們做好完不成任務的心理准備。他甚至產生了一種寧慢勿快、寧少勿多的想法，總是強調步步為營，時時提防經濟冒進。比如，他提出：我們搞幾年慢騰騰的，然后再說。今年、明年、后年搞扎實一點。不要圖虛名而招實禍。（《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523—524頁。）水利、工業都不能冒進，要分步驟有計劃地一步一步地搞。（《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175頁。）
有件事值得一說。1966年春天，毛澤東在湖北聽取王任重匯報農業機械化工作后，非常感興趣，想搞一個五到十年的發展農業機械化的計劃，爭取再用十年左右的時間讓全國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為此，他讓其他中央領導人研究討論這項計劃，還給劉少奇寫了封長信談論自己的設想。但不久他猶豫起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我給少奇的信不要印了，不准確。我不放心，找了王任重、陳伯達談。找他們一談，就知道不准確。（《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69頁。）准備大搞農業機械化運動的設想，隨后也不了了之。看來，他終究擔心這個決策引起一哄而上，造成欲速則不達的被動局面。
在糧食生產上，毛澤東此后對高指標的做法一直保持著警惕，屢屢給一些頗有雄心壯志的地方領導干部潑冷水。他對江西省委負責人講：你們現在畝產500多斤，五年達到800斤，每年增長50多斤，不少了嘛！做得到嗎？（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51頁。）中南局負責人匯報，黃淮區域准備到1970年畝產達到500斤，淮河以南地區達到800斤，毛澤東聽后並不興奮：你們可以努力去做，也可能達到，也可能接近，也可能根本達不到。看來需要再長一些時間，再多十年實現也可以，不能勉強，勉強是不行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52頁。）湖南省委負責人對他講，湖南今年增產一成左右的提法低了，毛澤東當即指出：一年增產一成左右就了不起了。你們的農業廳長一年就要跨過“綱要”（即《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綱要”提出了糧食增產目標：從1956年開始，在12年內，黃河、秦嶺、白龍江、黃河（青海境內）以北地區畝產達到400斤，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達到500斤，淮河、秦嶺、白龍江以南地區達到800斤。），是不懂農業生產吧？少講一點（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60—561頁。）。湖南省委負責人希望他為韶山灌區題詞，得到的回答是：要高產才算，靈了再寫。（《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95頁。）這些撤火的話，與毛澤東“大躍進”運動時期的勁頭，簡直是判若雲泥，反映出他內心世界似乎有種“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余悸。
發展經濟總是要做計劃，做預案，在計劃經濟時代，還要制定很具體的指標。“大躍進”運動后，毛澤東對待經濟發展計劃的心態，一貫是寧可保守，把困難估計充分一些，甚至是一看到具體的指標數字，就似乎有種條件反射式的挑剔。
1964年，在醞釀1966年到1970年實施的“三五計劃”時，毛澤東多次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的匯報，發覺各方面要求上項目的勢頭又起來了，立刻表示：橫直被沒有錢擋住了。隻能是有多少錢辦多少事，不要以我們這些人的壽命來考慮事情，要以客觀規律來辦事。建設也有客觀規律，搞多了，不行。就是有了錢，還是要打殲滅戰。財政收入不要打得太滿了，打滿了危險！過去我們吃過虧，把收入打得滿滿的，把基本建設戰線拖得長長的。要說服地方同志，工業、農業、國防和其他建設事業隻能搞那麼多了。必須留有余地。留有余地，過去講是講了，但是沒有做。（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348頁。）1965年“三五計劃”方案出來后，毛澤東看了不太滿意：那麼多項目，投資那麼多，不僅各部門各地方提的要求高了，你們的指標也高了。安排得少一點行不行？鑒於過去的經驗，欲速則不達，不如少一點慢一點能達到。我看五年搞1080億元的建設規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糧食4800億斤能達到嗎？要考慮來個大災或者大打起來怎麼辦﹔鋼1600萬噸就行了。你這個數字壓不下來，就壓不下那些冒進分子的瞎指揮。絕不能超過客觀可能，按客觀可能還要留有余地。（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00、501頁。）由此，他強調要注重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結構平衡，把老百姓的吃、穿、用放在突出位置，還提出了“備戰備荒為人民”這個“三五計劃”的指導方針。由此，“三五計劃”的投資規模從最初設想的1080億元降到850億元，這是比較符合實際的。
到1969年，又該制定經濟計劃了。中央二三月間召開全國計劃工作座談會期間，毛澤東特意交待：“在訂計劃的時候，必須發動群眾，注意留有充分的余地。”（《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30—231頁。）一年后，准備在1971年至1975年實施的“四五計劃”方案出來了，毛澤東表示：我看了計劃會議的文件，這次計劃會議是20年來最好的一次計劃會議。但是我就是擔心口子開得太大了，五年加上今年一共六年就要搞到年產4000萬噸鋼，還要搞7000萬噸石油。（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92頁。）現在我們還沒有超過2000萬噸鋼。在1000萬噸到1800萬噸鋼之間來回徘徊了十年左右，還是上不去。現在倒要警惕，要防止有些人動不動就要翻一番。這個積極性一上來，又要發生事。（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52頁。）正如毛澤東擔心的那樣，“四五計劃”中的4000萬噸鋼產量指標，確實制定得冒了，1975年才達到2390萬噸，直到1983年鋼產量才達到4000萬噸。
在戰爭年代，消滅敵人，壯大自己，雖然也有不能實現目標和計劃的時候，但多數情況下是可以完成任務的，有時候甚至還會取得超乎意料的勝利。諸如淮海戰役以少對多硬是啃下了硬骨頭﹔關於解放戰爭，毛澤東最初預計要打五年，結果隻打了三年。劉少奇在西柏坡1948年9月13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時說到：“早日勝利，可能是‘勝利逼人’，而多有兩年准備，勝利得比較圓滿一些，我們應當很好准備。”此時，毛澤東插話說：“全國勝利恐怕還要十年，十年也不一定全國完全完成土改，而是都實行減租減息。”（《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5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59頁。）結果是隻用了一年就建立了新中國，新中國成立后隻用了兩年多的時間就在全國范圍內完成了土地改革，而且中間並沒有經過減租減息的階段。或許受過去經驗的影響，毛澤東覺得，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初期既然能夠創造飛躍式前進的奇跡，取得意外的勝利，在我們取得了政權，群眾熱情又空前高漲的情況下，鼓鼓勁，創造打“經濟仗”的奇跡又有什麼難處呢？然而“大躍進”運動受挫折之后，毛澤東打“經濟仗”心理底線開始收縮，回到了他在延安時期經常講的，“在最壞的可能性上建立我們的政策”（《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8頁。）﹔回到了他在1955年3月全國黨的代表會議上也強調過的“從最壞的可能性著想，總不吃虧。不論任何工作，我們都要從最壞的可能性來想，來部署”（《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頁。）。這樣的決策心理，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底線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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