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晉
五、“現在看來，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麼十分急”
從根本上說來，毛澤東從“大躍進”運動中得出的最深刻教訓，是真切地體會到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很不容易，進而對建設社會主義的復雜性和長期性有了新的認識。從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他組織讀書小組，閱讀討論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的社會主義部分，得出一個結論：社會主義“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264頁。）。隨后，又寫了篇《十年總結》，承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420頁。）。此后還感慨，對經濟建設，“十二年我們還沒有學會”（《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31頁。）。
弄清楚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搞社會主義，是一件讓所有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頭痛的大事。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后，建設社會主義一開始也是豪情萬丈。列寧比較早地冷靜下來。他在1922年和副財政人民委員弗拉基羅夫談話時提出，不要當詩人，不要說大話，“由於養成的習慣，我們經常用革命的詩歌代替干實事。例如我們不假思索地說什麼再過5至6年我們將有完全的社會主義，完全的共產主義，完全的平等和消滅階級”。
30多年后，毛澤東幾乎面臨著完全相似的情形。1958年10月，山東范縣的縣委書記在大會上公開講，全縣兩年可實現工業化、電氣化，農業生產萬斤化，科教文衛事業大發展，到1960年基本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分配制度，讓“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毛澤東看到這個材料，盡管覺得“時間似太促”，但心裡是高興的，認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三年完不成，順延可也”。（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第494頁。）那時，不少領導干部包括毛澤東本人都覺得，搞幾年“大躍進”，不僅可以建成社會主義，還可以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大躍進”運動的挫折讓毛澤東很快冷靜下來。此后，他不僅不再提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事，就是對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宣傳也相當低調。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不能急，成為他的口頭禪。他常說：現在看來，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麼十分急。十分急了辦不成事，越急就越辦不成，不如緩一點，波浪式地向前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能急。違反客觀事物的規律，硬去實行，要受懲罰。（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523、597頁。）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三百幾十年建設了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302頁。）寧可把時間放長一點，不要提“前列”。對我國現有的水平不要估計過高，估計低一點。（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252頁。)有帝國主義存在，建設共產主義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又想了一下這個問題，就是在帝國主義統統打倒的情況下，全世界都變成了社會主義，哪一年建成共產主義也還是說不定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71頁。）1969年6月下旬，毛澤東修改一篇社論時，將文中“社會主義強國”改為“社會主義國家”，並批示：“請注意：以后不要這種不合實際情況的自己吹擂。”（《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58頁。）一直到晚年，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步伐都保持了低調，顯然與“大躍進”帶來的警示和教訓有關。
“大躍進”運動帶來的這個警示和教訓，不僅有益於中國慎重看待並相應調整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進步伐，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搞建設也是有啟發意義的。毛澤東晚年接見了許多對社會主義中國充滿好感的外國領導人，會見時總是把“大躍進”運動的錯誤，作為治國理政的重要教訓介紹給那些願意向中國學習的外賓，提醒他們建設國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要遵循規律，不要著急。比如，他對烏干達總理奧博特說：我們犯了錯誤，要搞多，要快，結果証明是不行的。經濟要逐步上升，發展隻能根據可能，不能隻按照需要。（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08頁。）對印尼客人說：搞經濟不要太性急，我們早幾年吃了太性急的虧。（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32頁。）對越南的胡志明講：建設可以逐步發展。我們吃了搞急了、搞多了的虧。那時就是貪大、貪多、貪全。（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92頁。）對尼泊爾王國太子比蘭德拉說：要把煤、鋼、機械等工業搞起來，需要很多時間。（《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98頁。）對剛果國務委員會副主席拉烏爾說：你們現在愁你們的經濟，我們也愁怎樣把經濟搞上去一點。我們犯過許多錯誤，你們不要走我們的彎路。（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312頁。）
中國近代以來，長期糾結於“悲情”和“趕超”這兩種心態。“悲情”緣自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趕超”是由“一窮二白”的國情所逼。這兩種心態互相激發，轉化為“落后就要挨打”的普遍認識，促使從上到下都想在短時期內用非常方式改變落后面貌﹔同時以為，隻要大幅地改變生產關系，就能大幅度地激發出超越其他國家的社會生產力，社會主義的強大繁榮也就指日可待。“大躍進”運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毛澤東痛定思痛，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看法回歸常態，他對外賓講的“發展隻能根據可能，不能隻按照需要”，就是對社會主義發展常態的經典表達。
毛澤東一生成功地做了許多大事、難事，但“大躍進”運動是他做的一件大的錯事。對這件事，他先是不諉過，接著是採取了一系列亡羊補牢的舉措，然后不厭其煩地談論、總結和反思，著實把“大躍進”運動這口教訓之井挖得很深很深。這突出反映了他不貳過的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也說明了毛澤東的一個過人之處，就是善於總結經驗教訓，絕不在同一類事情上兩次犯錯。
（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北京 100017）
頻道精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