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晉
[摘要]“大躍進”運動是毛澤東一生中永遠記取的教訓。從1958年冬發現“大躍進”的弊端，一直到晚年，他在不同場合不下50次談論這場運動的錯誤和教訓。毛澤東的反思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這些教訓要牢牢記住，要經常向人們講”﹔“搞了俄國的革命熱情，沒有搞美國的實際精神”﹔“不要以我們這些人的壽命來考慮事情”﹔“馬克思主義者永遠不許剝奪勞動者”﹔“現在看來，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要那麼十分急”，等等。這些反思，突出反映了他不貳過的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也說明了他的一個過人之處，就是善於總結經驗教訓，絕不在同一類事情上兩次犯錯。
遭受嚴重挫折的“大躍進”運動，是毛澤東心中永遠的隱痛，也是他一生永遠記取的教訓。這場運動，是毛澤東領導發動的，但他也是黨內高層中較早發現其中的問題，並努力進行糾正的。
從1958年冬發現“大躍進”運動中存在的問題和弊端，一直到晚年，毛澤東在不同場合不下50次談論這場運動的錯誤和教訓，這在《毛澤東年譜（1949—1976）》裡有大量記載。他的反思，體現出從承擔責任到初步糾正，從痛定思痛總結教訓到沉下來摸索建設規律，進而如履薄冰地對待經濟實踐這樣一種心理軌跡。在長達十多年的時間裡，他對經濟發展速度，似乎總是心存余悸，以防止宏觀經濟再出現大起伏大折騰，看來是下了決心不在同一條河流裡兩次失足。
一、“這些教訓要牢牢記住，要經常向人們講”
從目前看到的材料，可以判斷毛澤東是中央領導層中第一個站出來，就“大躍進”運動的錯誤進行自我責備和明確承擔責任的人。1959年2月27日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稿中，毛澤東就有自我批評的話，並就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承擔了責任，但是在與會者的要求下刪去了這些話。3月5日第二次鄭州會議結束時，毛澤東同部分省委第一書記再次提起：“這個責任我們得擔負起來。原先這個稿子說了，我本人就是沒搞清楚，有責任。”（《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624頁。）此后，他不斷地講：去年犯了錯誤，每個人都有責任，首先是我。（《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頁。）主要責任在我身上，應該說我。李富春、王鶴壽有點責任，農業部、譚震林有責任，第一個責任是我。（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115頁。）說人家思想混亂，首先是我們自己思想混亂，突出的是大辦水利，大辦工業。廬山會議時以為，“共產風”已經壓下去了，實際上不是這樣，“共產風”比1958年刮得還厲害。（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511頁。）這幾年出現的高指標等問題，總的責任當然是我負，因為我是主席。（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567頁。）受了懲罰，就要檢討。現在我們受懲罰，土地、人、牲畜瘦了。“三瘦”主要是中央和我負責，我負主要責任。這些話應該在三級干部會上講。（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597—598頁。）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我對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78、79頁。）據《毛澤東年譜（1949—1976）》記載，僅在1962年以前，毛澤東主動提出要承擔責任將近十次。
上面那些話，有的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的，有的是在中央部委和省市自治區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的，有的是在七千多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的。范圍不可謂不廣泛，心情不可謂不沉重，態度不可謂不坦誠，自我批評不可謂不嚴厲，糾正錯誤的決心不可謂不堅決。
承擔責任，是為了汲取教訓。不是說對“大躍進”隻有毛澤東才有責任，才需要汲取教訓。鄧小平1980年明確講，“‘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頁。）毛澤東也曾從上到下對各級領導干部的責任作了劃分，意思是“大躍進”走的彎路，首先由中央負責，然后是省委，之后是地委、縣委。他說：大家頭腦熱，上上下下一起熱。這個教訓大啦，公社教訓，糧食教訓，農業教訓，工業教訓。（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75頁。）要承認這些經驗教訓，不然就改不了。（《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頁。)
認真汲取教訓是改正錯誤的前提。在中央領導層中，毛澤東談論“大躍進”教訓最多、持續時間最長。他希望：這些教訓要牢牢記住，要經常向人們講，永遠不要忘記，想想那幾年鬧了多少笑話。（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481頁。）直到1970年，他還感慨：管經濟很不容易。我們早先不會搞。少不要緊，但搞得太急了，會吃虧的。能辦的就辦，辦不到的就在人民面前，在干部面前講老實話，說實在辦不到，將來有希望。（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2頁。）由此可見，“大躍進”帶給他的余痛和余悸，比其他人都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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