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晉
四、“馬克思主義者永遠不許剝奪勞動者”
“大躍進”運動的又一個突出特征是刮“共產風”。思想上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具體做法上，就是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公有化規模求大，程度求高﹔在產品分配上搞一平二調，實行平均主義，無償調撥下面的勞力和產品。最極端的例子，是河北徐水縣宣稱搞全民所有制，對所有人從生到死實行“十六包”，處處按需分配。
毛澤東從“共產風”的教訓中，深化了兩個理論認識。一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尊重價值法則，要搞商品交換﹔一是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不能盲目擴大規模。
糾正“共產風”的錯誤，在實際工作中首先面對的問題，是怎樣處理上級從下級、比較貧窮的社隊從比較富裕的社隊無償調用的財物。對此，毛澤東逐步明確的主張，是要堅決退賠。他講：縣、社一定要拿一部分實物來退賠，破產也要賠。馬克思主義者永遠不許剝奪勞動者。有實物退實物，有錢退錢。縣、社干部可能不滿意我們，但是這樣才能得到群眾，得到農民滿意，得到工農聯盟。苦一下，痛—下，才能懂得馬克思主義的等價交換這個原則。（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510頁。）有些同志講到要破產還債。這個話講得不那麼好聽就是了，實際上就是要破產還債。無產階級不能剝奪勞動者，不能剝奪農民和城市小生產者，這是一條基本原則。（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523頁。）用徹底退賠來教育干部，使干部懂得什麼是社會主義。（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589頁。）萬萬不能再搞一平二調，不要把戶養的豬調上來，調一頭豬也要受處分。（《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174—175頁。）
搞一平二調有經濟管理體制上的原因。中央管得過多，上級統得太死，為中央從地方拿得多，縣、社從農民手裡拿得多創造了條件。毛澤東在反思中直面這個經濟體制弊端，從中汲取了兩個教訓。
一個是生產積累的分配要向老百姓傾斜，進而樹立“藏糧於民”的思想。毛澤東說：向老百姓征稅征糧，多了會鬧翻，不行的。這是個原則問題。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裡，不能搞得太緊。（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01頁。）務必達到藏糧於民的目的，絕對不可以購過頭糧。（《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21頁。）藏糧於民，要下一番苦功夫。還有苛捐雜稅，抓住幾個縣，調查研究一番，搞個辦法，報告中央。（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51頁。）國家積累不可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再則要為全體人民分散儲備以為備戰備荒之用著想。（《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65頁。）
一個是要重視地方積累，提高地方上擴大再生產的積極性和自主權。毛澤東的思路是：要為地方積累資金用之於擴大再生產著想。（《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65頁。)不能都集中到中央而地方不能擴大再生產。現在就是不讓人家有積極性，上邊管得死死的，妨礙生產力的發展，是反動的。中央還是“虛君共和”好，隻管大政方針、政策、計劃。中央計劃要同地方計劃結合，中央不能管死，省也不能完全統死，計劃也不要統死。不能竭澤而漁。（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569、570頁。）中央下放企業的產品，應該給地方一些，應該分紅，不分紅不能調動地方的積極性。（《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61頁。）一個省有幾千萬人口，等於歐洲一個國家，沒有一點自治權力那還行呀！（《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92頁。）
“共產風”在所有制問題上的教訓是盲目擴大社隊規模，以為農村公有化程度越高，越能提高生產力，結果導致平均主義弊端。糾正的步驟，首先是縮小“大躍進”期間形成的人民公社的規模，把全國兩萬多個公社逐漸劃分為近六萬個，使其大小回歸到原來的鄉。接下來是改變公社內部的經營分配體制。1959年曾經提出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但公社、大隊和生產隊這三級的關系事實上並沒有理清。比如，隊為基礎的隊，是大隊還是生產隊，當時大多理解為大隊。這就形成毛澤東說的一種怪現象，“腳”在生產，“腰”在分配，自然導致富隊與窮隊的平均主義。他主張把生產隊而不是大隊作為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和收益分配的基本單位，明確提出：什麼叫隊為基礎，就是以現在的生產隊，即過去的生產小隊為基礎，三級所有，基礎在隊，在“腳”。（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31頁。）毛澤東還專門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信說：“我們對農業方面的嚴重平均主義的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還留下一個問題……就是生產權在小隊、分配權卻在大隊”，“我的意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隊而不是大隊。”“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過去過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級社成立時起），第七年應該醒過來了吧。”（《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第32、33頁。）后來正式通過的“人民公社60條”，最終寫明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還決定30年不變。
毛澤東以為這個問題就此解決。可是，總有人好了瘡疤忘了痛。1969年，有的地方又提出要把核算單位從生產隊提高到大隊。毛澤東知道后十分警覺，看得很嚴重。他同江西省負責人講：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不能搞，現在還是三級所有制，不能變。有個別少數的條件好，要搞也要經省委批准。（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59頁。）在浙江，省革委會負責人陳勵耘匯報有地方准備搞擴社並隊，毛澤東當即勸阻：這個事要謹慎，富隊與富隊並、窮隊與窮隊並，是可以的，富隊與窮隊並就不好辦，合並后還是隊為基礎。要特別謹慎呀！陳勵耘說目前停不下來了，毛澤東表示：如果群眾都同意，還要省革委會批准。群眾同意，領導批准，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改變基本核算單位，群眾不一定贊成，就是幾個干部在那裡要搞，他們是最積極了。（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60—261頁。）毛澤東心裡明白，搞擴社並隊，無非是窮隊想沾富隊的光，結果會導致富隊提前殺豬砍樹，影響生產。雖然在浙江當面勸阻了，他還是不放心，擔心其他地方也在搞擴社並隊。1969年7月28日，他派身邊工作人員悄悄回老家搞調查，並說，“我在杭州等你匯報”。這位工作人員回江蘇海安縣家鄉調查了20多個生產隊，發現沒有要合並的。聽了匯報，毛澤東仍然不放心，又讓周恩來向全國打招呼，“生產隊不要並，要穩定農業生產”。有地方攀比說，大寨就是大隊核算嘛，毛澤東回答：大寨是個70戶人家的一個大隊，實際上是個生產隊，再加上他們自力更生，所以能夠以大隊為經濟核算單位。（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第292頁。）正是在毛澤東的一再堅持下，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人民公社體制，一直穩定到改革開放后人民公社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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