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2年，陈云和邓小平在北京颐和园合影
七、领导国民经济调整，为摆脱经济危局做了极大努力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给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损失。陈云“临危受命”，在“大跃进”运动中尽量减少国家的损失，在“大跃进”运动后，领导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促使中国经济早日走出困境。毛泽东在同王任重的一次谈话中说道：“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我们有的同志思想方法比较固执，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 不大用脑子想大问题。”
在调整经济的过程中，陈云提出了一系列正确主张。陈云力主进口粮食，来解决中国粮食不足的问题； 动员2000万城镇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出售高价商品，回笼货币资金。陈云还提出要发展农业，增加生产，而增加生产的主要途径，就是大力发展化肥工业。1960年10月28日至11月1日，陈云在安徽考察，分别听取了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关于农业、淮河河网化、化肥生产等问题和化工部基建司负责人关于年产八百吨合成氨厂建设问题的汇报；视察了江淮化肥厂，芜湖化肥厂和造船厂。在听取汇报时，陈云明确指出：年产八百吨合成氨的小化肥厂在安徽办得较多较早，虽然出的问题不少，但前景大有希望。
除了提出这些应急的办法，陈云还在思考落实调整方针的一些办法。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但在实际的工作中，“八字方针”很难得到贯彻落实。1962年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系统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明确指出了全党当前的工作是调整。在这次会议上，陈云是唯一一位没有讲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之所以没有在会上讲话， 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但仅仅过了半个月，陈云就在“西楼会议”上详细地阐述了中国经济的形势以及走出困境的办法。这个讲话也成为了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原因之一。
在困难时期，一些省市出现了“包产到户”现象， 来刺激农业生产，尤以安徽省最为突出。1961年3月广州会议上，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毛主席汇报了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情况和做法，当时主席表示可以试验。据王光美回忆：曾希圣还向陈云征求了意见，陈云明确表示支持。陈云不但支持包产到户，还进一步提出了用重新分田的方法来刺激农业生产。据姚依林回忆：那段时间陈云同志集中思考如何对付台湾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的局面，认为农村在这种形势下，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陈云对姚依林说：“分田到户，农民就会保卫自己的土地，现在不如分田到户，可以试试看嘛”，“先搞分田到户，这更彻底一点。集体化以后再搞”。陈云为此先后找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阐述他的意见，都得到支持，最后在毛主席那里碰了钉子。毛主席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从这时起，陈云在政治上受到了冷落。
八、率先拨乱反正，推动中国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这一部分内容，笔者在《陈云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形成始末》（《江淮文史》2011年第2期）一文中做了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阐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