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初期反腐倡廉建设

（二）开展整党，全面清理

全国解放以后，中共中央继承和发扬了延安整风的优良传统，于1950年5月初接连发出《关于整风整干工作的指示》和《关于全党全军进行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通过阅读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又规定：“今后必须采取谨慎地发展党的组织方针，必须坚决地阻止投机分子入党，妥善地洗刷投机分子出党。”当年下半年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重点是各级领导干部，主要内容是克服骄傲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纠正少数人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等错误，改善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1951年，各地党委普遍反映党政机关中存在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情况，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强调指出：反贪污、反浪费是全党的一件大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严肃指出：“一切从事国家工作、党务工作和人民团体工作的党员，利用职权实行贪污和实行浪费，都是严重的犯罪活动”，“浪费和贪污在性质上虽有若干不同，但浪费的损失大于贪污，其结果已常与侵吞、盗窃和骗取国家财物或收受他人贿赂和行为相接近，……故须着重地进行斗争，并须定出惩治办法”。12月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三反”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指示》。

随着“三反”斗争的逐步深入，从揭发出来的党政军民团体内部的贪污分子的违法行为来看，大多数是与社会上资产阶级不法分子相勾结。据北京、上海、天津等八大城市审查过的私营工商业的统计，有26%的工商户犯有不同程度的“五毒”行为（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就表明要在国家机关内部铲除“三毒”，必须在社会上反掉资产阶级的“五毒”。于是，中共中央在1952年1月26日发出《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随后揭露的事实进一步表明，“三反”、“五反”（即针锋相对地开展反对“五毒”）斗争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其实质是要防止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发生腐败变质。

为了指导“三反”、“五反”斗争的深入开展，并充分利用揭露出来的问题推动整党工作的进行，中共中央进一步规定：县委书记、县长及相当职务以上的党员干部，在“三反”运动中均须在一定会议上做一次公开的、深刻的自我检讨，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并写成书面材料由所在党委作出鉴定。其中地委书记、专员及同级以上干部的书面材料应上报中央。同时要求结合“三反”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深入进行党员标准八项条件的教育，并严格按照这个标准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中央强调指出，必须毫无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其中有些也应开除出党。另一方面，必须利用“三反”运动的成果，积极进行建党的准备和吸收新党员的工作，并且提拔一些有德有才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历史证明，“三反”运动是抵制资产阶级腐蚀，保持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

全国规模的整党运动从1951年下半年逐步展开，到1954年基本结束。通过“三反”和整党，使全体党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共产主义大目标和无产阶级党性的教育，改进了工作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同时，党的组织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53年与1951年相比较，党员总数由580多万人增加到636.9万人，其中新加入的党员共有107万人；另有23.8万人被开除党籍，9万人因不够党员条件而自愿退党或被劝告退党；党的支部由25万多个增加到31.4万多个。这种情况表明，党不仅纯洁了组织和增加了新生力量，而且在全国的分布更为普遍，从而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及顺利完成其他各项任务提供了可靠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