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领导新中国初期反腐倡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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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处在两大革命阶段交替的历史转折关头，社会矛盾特别复杂，国民经济亟待恢复，除旧布新的各项任务非常繁重，稍有不慎就会处理失当遭受重大损失。同时，共产党自身随着地位和环境的变化，也很容易因为革命胜利和手中有了权，从而发生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蜕化变质问题。可是，李自成、洪秀全之类的悲剧没有重演，相反却是谱写了改天换地的新篇章。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正确指引下，仅仅用了3年时间，不仅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艰巨复杂的社会改革，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颠覆阴谋，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社会基础，而且自力更生地重建家园，使旧中国濒于崩溃的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迅速恢复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这个历史奇迹的出现，除了坚决贯彻《共同纲领》这个临时宪法所规定的一整套正确方针政策外，很重要的经验在于高度重视并切实搞好党政干部的自身建设。

防患未然，清醒预见“可能腐败”的极大危险

（一）未雨绸缪，警钟长鸣

任何政党或政治集团在取得执政地位以后，能不能拒腐防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严峻考验。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前一年，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44年正值农历甲申年，也是明朝末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攻进元朝大都北京后由胜利走向失败的第300个年头。这年3月，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文章着重总结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由胜利迅速转为失败的教训，深刻揭示了骄傲会导致失败、腐败会导致覆灭的历史规律。毛泽东在延安看到郭沫若的这个文章后，倍加赞赏，认为对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有着重要意义。

同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号召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我党历史上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最近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随后又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党内学习，还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全文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也联合发出学习通知。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在同来延安访问的民主人士黄炎培交流中，又明确提出要走一条民主监督来治腐防变的新路。当时，毛泽东问黄炎培这几天的参观访问有什么感想？黄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尤其是当民主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中央领导集体更是清醒地预见到形势变化可能对党的队伍产生的负面影响。1948年12月，刘少奇在《对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的讲话》，及时地从如何保住来之不易的革命胜利成果的角度，着重讲了拒腐防变问题。他尖锐地指出：“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认为：“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因此，他提出现在就要注意到这一点，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紧接着，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确定新中国一系列基本方针政策的同时，认真研究了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提醒全党要高度警惕：“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并且指出资产阶级的捧场“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一定要预防在“糖衣裹着炮弹”攻击面前“打败仗”。为此，他明确提出全党同志要做到两个“务必”，即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随后，在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去北平的途中，毛泽东又一次提起李自成。他说：“进京‘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