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兰英
安徽农村极度贫困的现状，让万里选择了一条铤而走险的路
万里下乡之前，就听说了安徽农村的一些情况，也知道有些地方老百姓的生活是很苦的。但到底贫困到什么程度，他并不清楚。毕竟多年没有过问农业和农村工作，也很少有机会到农村去。
万里的车子停在离肥东县城约5公里的一个村庄旁，他们一行走进一个普通的农户家。
这一家有7口人，黑乎乎的土坯屋子里空空荡荡，破炕席上只有一床脏得看不清楚颜色的破被子。他了解到，这家人穷得只能盖这一床被子。
万里又走到外屋，来到灶台前，掀开稻草编织的锅盖，锅里是地瓜面和胡萝卜缨子煮的糊糊粥。
万里默默地走出门，上了车。车上的随行人员说：“没有想到这么穷。这户人家的全部家当可用一根木棒撅走。”
如果说这次“微服私访”让他看到了农村的真实情况，那么，在大别山“将军县”金寨看到的一幕，则让他触目惊心，为之震撼。
在金寨县燕子河山区，万里推开一户挂着“光荣烈属”牌子的门，看见一位老人正蹲着。万里一连喊了几声，老人都未动身。
当地村干部告诉老人，这是新来的省委第一书记，老人才缓缓地站起来。
万里十分惊讶。老人居然没有穿裤子，光着下半身。
再看看屋里，土炕上蜷缩着两个十几岁的姑娘。村干部说：“她们也没有裤子，天气太冷，只能在炕上取暖。”
“真没想到会穷成这个样子！”万里从金寨回到省城，见到顾卓新、赵守一等人，开口就是这样一句话。
万里说：“我们长期在城市工作，真不知道这里的农民生活水平这么低啊……我们总是说旧社会如何如何，解放都近30年了，我们的农村还是这个样子！”几个主要领导人都感到解决农村、农民问题，到了“非另找出路不可”的时候了。
如何正确地对待农民？这是万里一直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经过3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万里决定从解决生产队自主权问题入手，以此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77年11月15日至22日，中共安徽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研究当前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经济政策问题，制定出《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这六条规定的核心内容是强调保护和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这次农村工作会议上，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针锋相对——
支持者认为，这六条规定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是解决农业困局的重要出路。
反对者认为，这是过去批判过的“三自一包”的翻版，是新的“单干风”。还有相当多的人心有余悸，不说话，不表态，不吭声。
万里下定决心，就是再难也要往前推进一步，哪怕是很小的一步。他强调说：“生产队自主权是当前农村中的一个大问题。尊重生产队自主权，这对农业生产影响实在太大了！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它种什么，生产什么本来自己有权决定，现在却要由上面来决定，生产的东西甚至吃多少口粮也要由上面来支配，那它还有什么积极性？自主权的实质是要生产者真正当家作主。”
万里还强调说，我们现在是拨乱反正，既然是拨乱反正，我们都没有经验，主要靠我们自己在实践中去创造。如果事事都靠中央现成的东西，那还要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做什么呢？大家要发挥创造性，不要怕犯错误。
最后，与会的大多数人同意了这个被称为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出现的第一份关于农村政策的开拓性文件。今天我们再看这份文件，似乎也找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内容，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出台这个政策规定的确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可以说，这六项规定，在全国率先突破了农村既定政策中“左”的框框，给农民“松了绑”。因此它一诞生，就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省委六条》的出台，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重要信号，它奏响了农村改革的序曲，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兴起，起了启动和开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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