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兰英
“‘包产到户’如果试验失败，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了，我们有办法再把它拉回来。”
1978年秋天，安徽遭遇10个月没下雨的严重干旱。“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面对大旱这一严峻形势，中共安徽省委于9月1日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万里在会上说：“我们不能眼看着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省委经过讨论，果断决定：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都可以借给社员种。同时，鼓励社员在不影响水土保持的前提下，开荒多种，谁种谁收，国家不征公粮，不派统购任务。
省委做出的“借地度荒”这一决定，是经过了激烈争论的。有的同志认为，“借地度荒”的做法是不相信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这样调动出来的积极性不是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的同志说，这是以“借地度荒”为名，搞分田单干之实，是方向道路问题。万里心平气和地解释：我们讲的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如果集体有办法耕种，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总的原则是，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只要是把可以种麦、种菜的土地都种上就行，种上了就能有收获，总比撂荒好。不管集体还是个体生产的粮食，吃了都解饿，都可以度荒。
省委作出的这一重大的政策性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同时还激发了农民自我解缚的勇气。不少地方由借地转为包地，把全部小麦、油菜包到户去种，由此引发了“包产到户”。
当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户”的事情被汇报到省委后，万里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6日，省委又专门开会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万里在会上说：“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被批怕了，谈‘包’色变。但是农民普遍希望和要求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正确与否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验。”针对一些人对包产到户的思想顾虑，万里打趣地说：“搞包产到户会不会像有人担心的那样，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我说即使滑下去，那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把它拉回来就是了。有人提出如果减了产收不到粮食怎么办？那就调一点粮食给他们。”
有了万里撑腰，有了省委的态度，肥西县山南公社干脆把所有耕地都划到户去包，开创了全省“包产到户”之先河。山南公社的试验很快见到成果，并传到了其他地方，滁县地区就有17%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1979年虽然安徽遇到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粮食反而增产了。当时，还在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说，万里这样做是“好行小惠”。安徽干部却说：“几千万人有了饭吃，还卖余粮给国家，难道这是小惠吗？于国于民都是大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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