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兰英
敢为天下先，敢开顶风船，在全国最早向极左路线宣战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出现，在全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当时，农民暗里悄悄地搞，干部装作不知道，怕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在这种情况下，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1980年1月，万里在一次会议上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但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
在1978年特大旱灾时，万里主持省委常委会作出了一个既不公开违背中央精神又满足了群众利益的高超决策，那就是借给每一个农民3分地用于种麦，对超产部分不计征购，归自己所有。利用荒山湖滩种植的粮油作物谁种谁收。
在人们的心目中，中国的改革始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早在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文件草稿时，万里就对起草文件的负责人说：“你这‘三个可以’表现了解放思想，当然很好。后边的‘两个不许’，不符合这个精神，应该去掉。”
意见提上去了，没有被接受。他又去找胡耀邦，胡耀邦说：“我再和他们说一说。”
两天后，胡耀邦对万里说：“有人反对。他们还是不同意……”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下达后，省委组成工作组到基层宣讲文件。群众听到文件传达后，感到很失望，说：“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两个不许干”“我们要求包产到户，现在没有希望了”。
万里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主持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会上有人提出：按中央文件上讲不准干，我们如果同意农民干，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问题。
也有人建议：如果同意农民干，要向中央报告请示我们再表态。
万里一边听大家的意见一边思考。他说：“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过去提倡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正确的，都要用实践来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
最后，万里建议：“把山南公社作为省委的试点，进行‘包产到户’试验，搞一年。年底总结，这个办法好，我们就搞；不好，我们就收回来。”
与会同志达成了共识，并最终形成决议：在山南公社搞试点，实行“三不”的九字方针，即：不宣传、不推广、不制止。
“包产到户”“大包干”的成果显而易见。这时，万里的工作发生重大变动。不过这次不是被打倒，而是被委以重任，担任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1979年4月初，邓小平在与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等人的谈话中指出：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要解放思想，使他们真正做到因地制宜，发挥自己的特点。“此事请万里同志研究个意见，提到书记处讨论”。
万里抓住这一机会，将有关农村落实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和意见，报告给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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