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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后十四次離京

2013年12月30日09:04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十三 對農村合作化運動第三次調查

浙江是當時農村工作部認為合作化運動矛盾最突出的地方,下令浙江農村合作社要堅決收縮,要砍掉大批合作社,農業合作化運動在浙江要下馬。為了了解情況,毛澤東決定親赴浙江調查。

1955年6月8日,毛澤東離開北京直奔杭州。

10日,毛澤東到杭州,下榻在劉庄一號,毛澤東這次在杭州住了8天。一邊調查農業合作化情況,一邊審閱有關胡風問題的材料。

一到杭州,毛澤東便聽取了浙江省委領導關於農業合作化情況的匯報。毛澤東說:單干是沒有出路的,農業合作化是農民走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

毛澤東給胡喬木寫了一封信:讓他將他收集的關於河北、山西兩省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情況,包括下面大發展,省委核減等數字,寫一個簡要材料,“給我為盼。”①

到杭州的第二天,毛澤東就迫不及待地在省委領導的陪同下,到新登縣視察了農業合作化運動。毛澤東對陪同視察的省委領導說:“實現農業互助合作,要採取逐步前進的步驟,由社會主義萌芽的互助組,進到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再進到完全社會主義的合作社。”②

毛澤東還派出身邊的工作人員,分頭到周圍農村,了解農業合作化和農村情況。

到余杭調查的同志了解到, 當地農村血吸虫病發病嚴重, 向毛澤東做了匯報。不幾天,毛澤東親自趕到余杭,走進農民家中,了解血吸虫病、血絲虫病的發病情況。他把衛生部的負責同志請到杭州,專門研究怎麼消滅血吸虫病、血絲虫病,很快派出血防人員到疫區進行血吸虫病調查,免費為疫區人民治病。①

毛澤東在杭州期間,還審閱、編輯了有關胡風案件的材料。

12日2時,毛澤東批示:“定一、周揚、鄧拓同志:寫了一個序言,兩條按語,另外有些文字上的修改。請你們看后打清樣交上次會議那些同志看過,加以修改,然后付印。”②

16日2時,毛澤東批示:“尚昆同志轉交定一、周揚、鄧拓同志: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請你們再看一遍,如無錯誤,即可付印,並打紙版送各地照印。

“此書出版的時候,可將《序言》一篇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題目叫“《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以期引起人們注意。其他的,不要登報。”③

這次到杭州,毛澤東像前幾次一樣,除了散步、爬山,還幾次到南屏俱樂部室內游泳池和玉泉游泳池游泳。但后來毛澤東再沒到玉泉游泳池游泳了,因為他發現,每次他來,游泳池門口都挂出“內部整修,暫停開放”的牌子,他心裡不安,不願意因為自己而影響大家。

在杭州期間,毛澤東讓護送文件的飛機將正在北京的毛仙梅、毛澤嶸、文炳璋等帶到杭州,好隨車將他們帶回長沙。

6月18日下午7點50分,毛澤東告別杭州,毛仙梅、毛澤嶸、文炳璋隨毛澤東回長沙。

19日,專列途經南昌,毛澤東在專列上聽取了江西省委負責同志就農業合作化進展情況的匯報。

19日晚上,專列途經長沙,停在大托鋪專線。

20日上午10點,在羅瑞卿、汪東興、周小舟、譚余保、省長程潛、語言學家楊樹達等人陪同下,毛澤東來到湘江邊,他要橫渡湘江。

當時湘江漲水,大家勸說毛澤東不要下水,但沒有動搖毛澤東的決心。10點30分,毛澤東從城北七碼頭乘船逆江而上。在船上,毛澤東接見了長沙市委書記秦雨屏。秦簡要匯報了長沙市的情況。經過20分鐘的航行,到達猴子石。毛澤東在此下水,一小時后,順利到達河西,在牌樓口北側登岸。

上岸后,毛澤東乘車至岳麓山。登山前,省委准備了兩抬轎子,毛澤東堅持步行,從白鶴泉沿著石級步步攀登,健步到達雲麓宮。在雲麓宮,毛澤東請客吃午飯。下午3點,因下雨,毛澤東未去愛晚亭,直奔岳麓書院、赫曦台。在參觀岳麓書院時,毛澤東同楊樹達討論了文字改革問題,征求對文字改革的意見。略覽岳麓書院后,毛澤東又來到省長程潛住處探望。

晚上7時,周小舟、周惠、譚余保、胡繼宗前往大托鋪,在專列上向毛澤東匯報湖南農業合作化興起狀況及初步經驗與問題。並以長沙縣高山鄉武塘農業合作社經過整頓,樹立了貧農優勢為例,說明農業合作化高潮即將到來。毛澤東聽了很高興,當即囑咐,把有關材料迅速整理寄給他,以供研究。①

6月20日午夜,專列離開長沙赴武漢。

21日,毛澤東在專列上聽取了湖北省委負責同志關於農業合作化進展情況的匯報。

22日,專列途經鄭州。省委第二書記吳芝圃、副書記趙文甫、楊玨和省軍區司令員畢佔雲等趕到車站迎接。河南省會剛從開封遷到鄭州,毛澤東應邀來到新建的省委辦公區,在省委北院辦公樓二樓會議室,毛澤東詢問了每個人的名字,問到楊玨時說:“楊玨名字不錯,兩個玉字,古書上有這個字,一個玉好,兩個玉更好。”毛澤東看到王化雲說,“化雲呀!你這個名字麼,把雲都化了,怎麼下雨呀!”

毛澤東讓王化雲談談治理黃河的情況。談到修建三門峽水庫,毛澤東說:“黃河每年流入三門峽水庫十幾億噸泥沙,泥沙淤積怎麼辦?歷史上治理黃河有堵、疏的爭論,有兩種不同的治理辦法。”

談到在黃河上游搞水土保持試點時,毛澤東說:“這是治本的辦法,但黃土高原面積大,人口少,任務艱巨,堵、疏、水土保持都可搞。”

毛澤東說:黃委會是治理黃河的專門機構,省委要支持把治理黃河這件大事辦好。

談到治理賈魯河時,毛澤東說:“賈魯是一個人的名字,治河有功,后人稱為賈魯河。歷代王朝都治理黃河,都沒治好,我們共產黨人一定要把黃河治理好,你們的責任很大呀!”

王化雲談完治黃工作,吳芝圃匯報了全省發展初級農業合作社和農業生產情況。毛澤東說:“河南是農業大省,既要積極發展初級農業合作社,又要注意做好鞏固工作,特別要注意培養干部,學會經營管理工作。”

匯報結束,毛澤東在會議室裡吃午飯,午飯很簡單,四菜一湯。飯后,毛澤東回到專列,離開鄭州。①

22日晚,專列途經邯鄲,在邯鄲停車,毛澤東沒有休息,在專列上辦公。

23日凌晨3點,毛澤東就政治局會議討論山東問題給劉少奇寫信:

少奇同志:

今天的政治局會議討論山東問題,請考慮邀安子文,錢瑛,劉景范三同志到會,聽陳毅同志的報告(先將陳毅的書面報告及總結發言兩件發給他們看),因這個問題曾和他們有密切關系,宜使他們與聞中央的決定。請予酌定。

毛澤東

六月廿三日三時

如少奇同志已睡,則於上午送交尚昆同志。

又:舒同同志如在北京似亦宜請他到會。②

23日,專列途經保定停車,毛澤東在專列上聽取了河北省委負責同志關於農業合作化進展情況的匯報。

下午7時,毛澤東回到北京。

晚上,毛澤東約見鄧子恢,提出原1956年春耕前合作社發展到100萬個,同現有的65萬個社比較隻增加35萬個,即隻增加半倍多一點,似乎少了一點,可能需要比原有的65萬個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130萬個左右,基本上做到全國20多萬個鄉都有一個到幾個社。毛澤東問鄧子恢,你看怎麼樣?鄧子恢說,回去考慮考慮。他回到部裡,找互助合作處負責同志商量,看法一致,認為還是堅持100萬個的原計劃好。

24日,鄧子恢見毛澤東,談了五個多小時。鄧子恢說,上年由11萬個社一下子發展到65萬個社,已經太多了,發生了冒進的問題,還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鞏固﹔下年發展到100萬個,都要鞏固下來,更不容易。如果發展到130萬個,那就超出了現有辦社條件許可的程度。還是維持100萬個的計劃比較好。為此,雙方發生了爭論,持續了好幾個小時。①

6月25日,毛澤東到機場歡迎胡志明主席率領的越南政府代表團。胡志明主席拜會毛澤東后合影留念。

6月25日至7月7日,毛澤東主要忙於外事活動,無暇過問合作化的事。

7月9日,劉少奇打電話給毛澤東的值班秘書,說鄧子恢對農業合作化問題有些意見,跟他說了,他准備向毛澤東談談,並建議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讓鄧子恢參加。

10日,毛澤東與劉少奇單獨進行一個小時的談話。

11日中午12時至下午5時40分,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集鄧子恢、廖魯言、劉建勛、杜潤生、陳伯達、陳正人、譚震林七人談話。

先是鄧子恢匯報,介紹全國農業合作化的基本情況。毛澤東聽完匯報后,嚴厲批評鄧子恢,說鄧子恢自以為了解農民,又很固執。鄧子恢作了檢討,還說,主席啊,我沒有說過“砍”合作社。毛澤東說,你沒有說過“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毛澤東說,我的話說得挖苦一些,沒有別的意思,就是希望你們今后注意。

談話結束了,人們起身要走,毛澤東說,不,留你們吃飯。據當時參加談話的劉建勛回來說,他很緊張,因為這是第一次和毛主席在一起吃飯。②

15日,鄧子恢又向劉少奇反映,說130萬不行,還是100萬為好。劉少奇說:“鄧老,你們是專家,這個意見我們考慮。”

鄧子恢的這一堅持,引發了毛澤東對“小腳女人”的批判,對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毛澤東對鄧小平說:“鄧子恢的思想很頑固,要用大炮轟。”並提出要召開全國地委書記會議。鄧小平把事情緩和了一下,說是不是先開省、市委書記會議。毛澤東接受了鄧小平的建議。

毛澤東對即將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極為重視,后來把它稱作中國農業合作化事業乃至中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決勝負的一次會議。為召開這次會議,他做了精心准備。

7月18日,毛澤東寫信給杜潤生。

杜潤生同志:

請將上次農村工作會議(4、5月間)的各項材料,如報告、各個發言和結論,送我一閱為盼。

毛澤東

七月十八日①

為了摸清農村的情況,毛澤東派他身邊的警衛戰士探家,回到自己的家鄉去做調查,有河南的,廣東的,廣西的,湖南的。

19日,毛澤東看了身邊警衛戰士的調查報告,在每個報告上都寫了批語。

河南蘭考一個村的調查報告說,由於連年水災,該村缺糧戶達百分之五十。今春沒有東西吃,隻好吃樹葉。主要原因是發放的購糧証太少,定產過高,實際產量達不到,農民不滿。毛澤東在報告上批:“此鄉缺糧,農民不滿,值得注意。”

河南延津縣一個村的調查報告說,該村農民對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壞。實際上沒有吃的是少數。開始建社時,由於速度快,又沒有採取自願互利原則,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備退社。社裡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員不斷吵架,生產情緒不高。毛澤東批:“此鄉糧食有些問題,不大。合作社問題較大。”

河南新蔡縣一個鄉的調查報告反映,該鄉連年受災,糧食收成不好,缺糧戶增多,私商從中牟利,糧價上漲。毛澤東寫道:“據說,這個鄉有些問題。鄉主席鄒明發(較富裕的中農)有三百二十斤余糧,隻出賣七十斤,春季又向政府購進二十斤,人民有意見。”

以上三個報告(連批語),毛澤東都送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閱后退他。

廣東南雄縣一個村的調查報告說,這個村的合作社成立一年來,戰勝了自然災害,完成了增產任務,產量比單干戶和互助組增加百分之三十。許多去年有顧慮的農民今年紛紛要求入社,最后全村除被剝奪政治權利者和一家單干外,全都入了社。農民踴躍賣糧,但也有極少數不願賣。一戶中農和一戶貧農拒賣余糧,被工作干部扣留起來,造成不好的影響。毛澤東批:“扣留了兩戶不願賣糧的。合作社很好。”

廣西防城縣一個村的調查報告說,該村糧食問題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這些叫苦的絕大多數是單干的中農。據了解,十戶叫苦的中農中沒有一戶是真正的苦。報告又說,與防城相鄰的欽縣,遭受大旱災,糧食恐慌,每人每天隻能吃到一兩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毛澤東批:“中農叫苦是假的。欽縣大旱災。”

毛澤東還表揚湖南寧鄉縣的調查報告,說:“此份報告寫得不錯。有分析,有例証。”①

7月19日、20日、22日,毛澤東又連續三天,分三批聽取身邊警衛戰士回鄉探親的調查匯報,同他們座談。每一次匯報都在三個小時以上。

毛澤東說:“我想的這個辦法實在好,通過你們和廣大農民聯系起來了,建立了關系。你們見到農村,我看到你們,就間接見到了農民,就離這麼遠(伸著三個指頭)。”毛澤東一面看戰士們寫的調查報告,一面詢問情況,並同他們一起討論。匯報內容集中在三個問題上:糧食問題,合作社問題,基層干部作風問題。他問一名戰士:你家參加合作社沒有?參加了合作社以后有沒有時間回家干活?你家是不是比過去好一點?他說:“要分清中農多少,貧農多少,下次要調查他們的態度。”還說,“新中農思想起了變化,不願參加合作社,老中農願參加合作社。”匯報會開得生動活潑,戰士們無拘無束地把自己想講的話都講出來了,毛澤東從他們那裡獲得一些關於農村合作化情況的第一手材料。②

26日,毛澤東單獨找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匯報山西農業合作化的情況。

陶魯笳說:初級社的發展是漸進的,是在互助組的基礎上發展壯大起來的。這三年的試辦,是一步一個腳印向前推進的。這為1954年的飛躍發展創造了條件。到1955年4月,入社農戶佔農戶總數的41%。

毛澤東問:你們的初級社在面上鋪開了,有沒有減產、死牛的情況?

陶魯笳說:1954年全省減產4.8%,而初級社佔60%以上的平順、武鄉等20個縣糧食比上年增產3.8%。全省的大牲畜,1951年到1954年,年遞增率為10%。

毛澤東聽了很高興。他說,蘇聯集體化減產、死牛,農業生產到現在還沒有達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

陶魯笳告辭時,毛澤東一再叮囑他,要接受蘇聯集體化的教訓,一定要增產,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我們的合作社比蘇聯的集體農庄搞得更好。①

同一天,中央農村工作部向毛澤東報送了《農業合作化運動最近簡情》。

這個《簡情》提到:1955至1956年度合作社的發展計劃是103萬余個,而不是毛澤東要求的130萬個。

毛澤東在這份簡報的正面和背面寫了許多文字(他囑咐這些文字不要印),記錄了他此時此刻對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許多思考。

關於農業合作化的發展問題,他寫道:“目前不是批評冒進的問題,不是批評‘超過了客觀可能性’的問題,而是批評不進的問題,而是批評不認識和不去利用‘客觀可能性’的問題,即不認識和不去利用廣大農民群眾由於土地不足、生活貧苦或者生活還不富裕,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而我們有些人卻不認識和不去利用這種客觀存在的可能性。”

毛澤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農民的兩面性——集體經營與個體經營兩種思想的矛盾,哪一面佔優勢?”這個問題實際上從1951年起草第一個農業互助合作決議時就提出來了。他的回答和判斷是:“隨著宣傳和合作社示范,集體經營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佔優勢,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佔優勢,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佔優勢,然后在大部分人中佔優勢,最后在全體人民中佔優勢,我們應當逐步地(經過十五年)造成這種優勢。”

毛澤東又帶著批評的口氣寫道:“要有堅定的方向,不要動搖。要別人不動搖,就要自己首先不動搖。要看到問題的本質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導或主流方面,這樣才能不動搖。事物的非本質方面,次要方面必須不忽略,必須去解決存在著的一切問題,但不應將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十分引人注目的是,毛澤東寫了這樣一段話:“增加生產:必須完成,並爭取超額完成五年計劃所規定的增產指標,決不能減產。是否能做到?我們黨是否在這個問題上要犯一次大錯誤?蘇聯所犯過的錯誤我們是否能避免?”①

29日,毛澤東將中央農村工作部《農業合作化運動最近簡情》印發省、市委書記會議。

7月末,柯慶施到京參加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有意把7月28日浙江省委常委林乎加,向中共上海局的電話匯報交給了毛澤東。匯報說:“我們認為堅決收縮是正確的,但在收縮中有缺點,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縮的也收縮了,很多地方當成了運動,主要搞收縮,有些收縮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沒有處理好,部分農民吃了虧,傷害了他們的積極性。”毛澤東當即批示,印發到會的人們,並對“我們認為堅決收縮是正確的”一句加了批注:“這種估計不對”。但他對收縮傷害了部分農民的積極性這一點,認為可以使人們認識收縮的危害性。②

會前,中央書記處召集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開會,鄧小平傳達了毛澤東原話:看來像鄧子恢這種思想,他自己轉不過來,要用大炮轟。中央決定召開地委書記以上會議,各省市委書記和中央各部部長、副部長都參加。鄧子恢從毛澤東調閱全國第三次農村工作會議材料之后,也著手寫《農業合作化的幾點意見》發言稿。發言稿7月31日送到毛澤東那裡,毛澤東定名為《鄧子恢的講話稿》。③

31日,毛澤東在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

會后,鄧子恢立即找到劉少奇,說:我不是把農村形勢看得一團漆黑,浙江收縮當時是對的,希望中央不要再鼓勵大發展,突破150萬,減產如何辦?劉少奇勸他,要正確對待主席的批評。在毛澤東報告之后,鄧子恢發言,然而,事情到此並沒有結束。毛澤東決定召開中央全會(擴大),繼續在更大范圍內批判鄧子恢。

8月3日,毛澤東約鄧子恢談話,問:你土地改革中那樣堅決不怕中農害怕,為什麼這一次就不堅決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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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吳思瑤、趙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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