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主持起草《工商业改造决议》，商讨农业发展规划
1955年10月上旬，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结束以后，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已为中央和各地领导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开始考虑加快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0月27日在颐年堂和29日在怀仁堂毛泽东两次约见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谈话。第一次只有黄炎培、陈叔通等少数几个人，第二次人数较多，除全国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还有在京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毛主席勉励民族资产阶级要认清社会的发展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次谈话后，毛主席去杭州，除召集部分省委书记座谈农业发展规划外，就是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①
后来毛泽东谈到这次出巡，说：“在一九五五年十月的工商界座谈会上，我曾说：《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临走时还爱惜家具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去济南、徐州调查，还到曲阜、宿县、蚌埠、南京、苏州、上海、松江、杭州等地调查，他们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完成，不是到一九六二年的问题，几个月就差不多了。上海的马天水说，工商界两头小，中间大，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占百分之二十、六十、二十。苏州的一位女副市长，她先讲工商界有四条优点，再说缺点，先鼓励后批评，又鼓励又批评，很好。据山东济南对二千六百个工商户的统计，先进的占百分之二十五，中间的占百分之五十，落后的占百分之二十五。当地的同志还很不满意，说中间的、落后的这么多。我就很满意，落后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嘛。”①
七届六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思想已为中央和各地领导所接受，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奠定了基础。这个时候，毛泽东又谨慎起来。11月1日他为中央起草了一个电报稿，《关于农村工作的季节安排问题的指示》。毛泽东在其中说：“按照计划大发展一批合作社以后，及时地宣告停止发展，使运动转到整顿阶段，这是完全必要的。按照上述的季节规划，一年只有一季是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都是整顿和准备发展的时间。其余各季也可以有一些零星的个别的发展，但是主要的发展时间只有一季，并且还只需一季中的两个月，这样就可以基本上避免由于漫无限制而引起的‘左’倾错误。因为有了这样的有计划的发展和整顿，合作化的总的进展是好的，有一些县、一些区和一些乡，由于种种原因，合作社发展少一些，也就不要紧了。在以后几年中逐步地跟上去就好了，不要怕被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从现在起，全国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因为数量问题已经引起全党注意，而质量问题则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
毛泽东附言：“即送刘、邓先阅，再送周、朱、陈、谭震林、子恢、鲁言即阅后，发。发后另印如前示。”②
1955年11月1日晚上21时25分，毛泽东离开北京去杭州。
23时50分，专列途经天津，停车一小时。毛泽东与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副市长万晓塘谈话。
2日凌晨6时58分，专列途经德州，停车一小时。毛泽东与德州地委书记谈话。
原德州地委第一副书记朱永顺回忆：
列车车停稳后，车上下来一位穿中山装的中年男同志（后得知是叶子龙）。我向他走去。他问我：“你是德州地委负责人吗？”我说是的。他说，“请上车吧！”我问：“是哪一位中央领导同志？”他说：“主席。”我一听蒙了，心想，这不是做梦吧？叶子龙把我领进车厢一间会客室，室内一个固定的方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桌上放着一打16开的白纸和一束削好的铅笔，还有一筒中华牌香烟和火柴。桌子南北两面各放着一把软椅。叶子龙让我在南面的椅子上坐下，并告诉我稍候一下，主席就来。
大约四五分钟以后，毛主席在车厢会客室北门出现了。我急忙上前与主席紧紧握手。毛主席看到我穿着棉大衣，对我说：“车里热，把大衣脱下来，走时再穿上。”并示意我在对面椅子上坐下，同时自己也在北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主席拿起一支香烟递给我，我说，我不会抽烟。主席便自己点燃了一支烟。主席慈祥的目光望着我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叫“朱永顺”。主席又问：“是永远的永，顺利的顺吗？”我说“是的”。主席拿起铅笔说：“名字不错，永远顺利。”并记下了我的名字。他边记边问：“你担任什么工作？”我说：“担任地委第一副书记。”主席放下铅笔又问：“你在这里工作几年了？”我说：“四年了，担任副书记三年了。”主席又问道：“你是哪里人啊？”我说是山东寿光人。主席说：“寿光在哪里？是不是靠近潍县？”我说：“是的，在潍县的西北边。”主席问：“为什么叫寿光？”我说：“不知道。”主席说：“找一份县志看看，上面或许有记载。我喜欢看县志，过去打仗的时候，也常找来县志看看，县志里面有许多东西。”主席接着说：“山东有一个老同志叫王芸生，是不是寿光人？”我说：“是的，是寿光县王高村人。他说过去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您的讲课。”主席又问：“你今年多大了？”我说：“34岁了。”主席风趣地说：“青年团！青年团！娃娃，娃娃！”我笑了，毛主席也笑了。
主席问：“你们这里农业合作化的情况怎么样啊？”
于是我便分整社和建社两部分向主席作了汇报。汇报过程中，主席不时问话或插话，有时还拿起铅笔作记录。例如当我谈到整顿现有合作社和建立新的合作社的关系时，主席说：“要把现有的合作社办好，这样就有吸引力了。”当我汇报到绝大多数农业合作社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产时，主席说：“合作社一定要增产，不增产办合作社干什么。”当我讲到加强对整社工作的领导时，主席问：“省委有没有人到这里来？”我说省委常委、秘书长王路宾同志曾来指导工作。主席问：“王路宾是哪几个字？”我回答：“是三横一竖的王，道路的路，宾客的宾。”毛主席记下了王路宾的名字和职务。主席问：“你们的县委书记是不是都亲自动手抓合作社？”我说：“都亲自抓了。”主席说：“要书记动手，全党办社。”
我向毛主席汇报了当时农业生产合作化遇到的一个带普遍性的困难是缺少会计人员。已经配备的会计人员也十分缺乏会计业务知识。许多会计都是采用记“流水账”的办法。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德州地委在全区总结推广了禹城、平原等县“会计互助网”这一办法和经验。具体做法是，由县委、区委从供销社、银行或县府财政科等部门抽调若干会计人员，到县、区基点村的农业合作社帮助工作，对该农业社会计人员进行业务辅导，并吸收周围村庄的农业社会计自愿参加，定期在基点村开会，边辅导学习，边交流经验。这个办法叫做“会计互助网”。毛主席对这一办法很感兴趣，边听边记，然后问我，“这个办法效果怎么样？”我说，这个办法不但深受会计人员欢迎，而且得到各村党支部书记的积极支持，效果十分明显。主席放下铅笔又问我：“这个办法，你看可以不可以普遍推广？”接着又说，“我看可以。”我说，普遍推广，只有好处，没有风险。主席点了点头。
十几天之后，德州地委收到一份中央发往全国各地的电报，内容是关于当前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若干具体情况的通报。通报中谈到解决农业社会计的问题时，对“会计互助网”这一经验作了肯定和介绍。
毛主席向我提问的所有农业合作化方面的问题，我都回答上来了，主席也很满意。但是，当毛主席问我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时，我基本上没有回答上来。我对主席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我没有抓，对于城市工商业的问题，我不懂。这方面的情况，我说不清楚。毛主席听我这么一讲，就不再问了。主席对我说：“不懂不要紧，不懂的事情，抓上几次就逐渐学会了。”主席还询问了其他许多情况。①
2日中午10时43分，专列途经济南。毛泽东与谭震林、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谈话。13时结束。晚21时10分，毛泽东与济南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谈话，21时55分结束。
深夜23时56分，专列途经泰安。在火车行进中，毛泽东向地委书记刘众前、泰安县委书记田勤耕调查研究。
毛泽东问刘众前有什么新闻要告诉他，刘众前说：“泰安地区最大的新闻是合作社从六中全会前的18%发展到现在的56%。”毛泽东听了很高兴。最后，毛泽东问刘众前县级干部的年龄、政治水平、能不能自己写发言提纲。当刘众前回答到县委书记能作长篇发言时，毛泽东非常高兴。①
3日凌晨1时54分，专列途经兖州。2时，毛泽东与泰安地委书记谈话结束。2时25分，毛泽东听取了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副专员邱天乙的汇报。
3日早上6时45分，专列途经徐州，停车一小时。毛泽东与徐州地委书记、专员谈话。
上午9时40分，专列途经符离集。45分，毛泽东与地委书记和专员谈话，10时55分结束。
中午11时45分，专列途经蚌埠。11时50分，毛泽东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副省长张恺帆谈话，至13时30分结束。
4日凌晨1时45分，专列途经滁州。1时54分，毛泽东与滁州两位地委副书记谈话，2时50分结束。
凌晨3时，专列途经浦口。3时25分，毛泽东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省长惠浴宇，南京市委书记、市长谈话，5时28分结束。
早上7时21分，专列途经镇江。25分，毛泽东与镇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8时18分结束。
据当时担任镇江地委书记的陈西光和镇江专署专员高俊杰回忆：
毛泽东说：“我关照江渭清同志不要事先告诉你们的，结果还是提前告诉你们了。”
陈西光和高俊杰首先汇报了镇江专区的面积、人口、行政区划和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基本情况。毛泽东一面听，一面做记录。他着重了解了农业合作化的情况，不时提出一些询问。当我们谈到地委规划时，毛泽东以商量的口吻，与我们讨论了农业合作化的步子是快一点好，还是慢一点好？农业合作社的规模是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
在刚刚结束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当中央上海局书记柯庆施在会上发言时，毛泽东问他：“老柯，你也是五省督军，你说说你们华东实现合作化需要多少年？”柯庆施答：“大约要三年。”毛泽东又问坐在近处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你们四川合作化要几年完成？”李井泉回答：“我们四川落后些，要五年才能完成。”毛泽东说：“你们三年、五年完成都可以。”
陈西光和高俊杰依据镇江专区的实情谈了自己的认识。在办社的进度上，我们是主张快一点的，同时也提出要有先后，少数偏远的地方，办社条件不具备，暂时还可缓一步。至于办社规模，他们说：“村子大、人口密集的平原圩区，合作社办大一些好。社大了，人多劳力多，牛多，农具也全，生产容易搞上去，贫下中农经济上翻身就能快一些。而丘陵山区，村庄散，人口少，耕地也不集中，农业社还是办小一点好，这样有利于生产，也容易管理。”
毛主席细心地听，有时在白纸簿上作记录，眉宇间不断掠过思索的神色，却没有对我们的回答表态。
陈西光和高俊杰回忆，这是主席的一次纯粹的对基层农业生产合作社情况的调查。我们和主席的谈话有一个多小时。①
4日上午10时54分，专列途经无锡。毛泽东与无锡市委书记包厚昌、市长江坚谈话，11时55分结束。
毛主席向他们了解无锡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主席提问，他们回答。有时他们答不上来，毛泽东并不介意，只是抿一抿嘴，再换一个问题。提问时毛泽东态度随和，丝毫没有架子，就像在聊天一样。在汇报中包厚昌感到有些热，就把手中的烟蒂放在桌子边上，然后脱外衣。那烟蒂上的烟灰掉到了地毯上，毛泽东看到了，他不声不响地拿起了那烟蒂放到烟灰缸上。
毛泽东对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十分注意，他详细询问了无锡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民族资本家代表人物的情况及其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毛泽东要包厚昌和江坚详细谈谈在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过程中，是如何处理其中的私股的。包厚昌曾在华昌丝厂蹲点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包厚昌和江坚又汇报了无锡市第一个由资本家自愿主动申请公私合营的工厂是荣德生的开源机器厂，这家厂在合营前夕累计亏损已达65万元之多。1952年10月批准公私合营，后改为无锡机床厂，公私合营后第一年就扭亏为盈。无锡市委在1953年年底作出全面规划，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对有影响的大型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为此，市委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工作组，进驻有关厂家开展调查研究。市委的方针是成熟一个就合营一个。这个“成熟”，主要是指资本家对公私合营的自愿程度。无锡的荣毅仁是在全国有影响的民族资本家，他在1954年年初就从上海专程赶来无锡，主动到市委找我，提出公私合营申请。当年7月，荣氏在锡企业全部公私合营，为无锡的私营企业起了示范作用。同年年底，全市已有18家公私合营企业，其中私人资本额占全市私人资本总额的一半以上。1955年8月初，又有27家私营企业被批准公私合营。这样，全市主要的大中型私营工厂基本上已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无锡市的私营工商业者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从总体上讲是积极的。许多私营工厂已建立了党、团、工会组织，成立了增产节约委员会，广大职工都盼望早日实行公私合营。听到这些，毛泽东高兴地笑了。对于无锡如何处理好跑到海外去的资本家在锡私股的方法，毛泽东也十分注意，遇到他们没有讲清楚的地方，他总要问个明白，一问到底，在记录时连小数点后面的数字也不放过。
包厚昌和江坚向毛泽东重点汇报了市委关于私营缫丝厂公私合营合并方案，以及第一批试点的情况。无锡市的私营缫丝厂绝大部分是小厂，职工在500人以上的仅有两家，厂房简陋、设备落后、生产率低下、资金不足且周转不灵，有些厂靠贷款维持生产，甚至有的厂还以煤油灯作生产照明用，生丝品级不高。这些厂长期处于困难境地，人民政府多方设法加以扶持，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这些小厂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市委按照中央提出的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决定以大厂带小厂，以立车带坐车，以先进带落后，先合并再合营，即把全市22家私营厂与两家新合营厂先合并为八家中型厂，再实行公私合营。从试点结果来看，产量、质量及劳动生产率均有提高，消耗也有降低。原先对并厂持怀疑态度的资本家惊喜地说，这真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仔细听了缫丝业这种“先私私合并，后公私合营”的改造方案，很感兴趣，当即用形象的比喻表示赞许：好嘛！前个时期我们先吃了苹果，现在再吃葡萄嘛！这就是在“对资改造”中家喻户晓的“吃苹果”和“吃葡萄”这一生动提法的由来。
毛泽东原计划在无锡停车一个小时。汪东兴提醒毛泽东停车时间已到，请示专列何时开车。毛泽东用商量的口气对汪东兴说，延长十分钟吧，怎么样？接着继续听取汇报。①
12时47分，专列途经苏州。毛泽东与上海局书记柯庆施、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苏州地委书记孙加诺、副书记刘铁珊，苏州市委书记吴仲村、代市长惠廉谈话，14时30分结束。专列向上海开去，柯庆施、许建国与毛泽东同行。
5日早6时，毛泽东与柯庆施、许建国及上海市其他领导人谈话，谈到9时40分，中间吃早餐。
然后，毛泽东在柯庆施、陈丕显及上海港务局党委书记韩克辛陪同下乘“港申”轮视察上海港。
毛泽东站在栏杆边，举目四望。韩克辛向毛泽东介绍了上海港的分布情况和上海港的基本情况。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着，并不时插话提出问题。
毛泽东说，上海是我国第一大港，又是一个国际港口，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控制，操纵，发展不快，现在变成我们自己的港口了，是一个大有发展前途的港口。
韩克辛又汇报了上海港解放后，接管、经济恢复和民主改革、生产改革的情况。
毛泽东听后，不时点头亲切地嘱咐：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大港口管理好，使它有个比较快的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毛泽东不时询问看到的码头和停泊在江中的轮船的情况。到高阳路码头时，韩克辛主动向毛泽东介绍说：“这里原来是英商公和祥码头。”
毛泽东问：“这个码头的情况怎么样？”
韩克辛详细地向老人家作了汇报。
毛泽东关切地问：“对外国人的码头仓库，你们是怎样解决的？”
韩克辛汇报说：“是通过转让的办法接收过来的。”
毛泽东进一步问：“怎样转让的？”
韩克辛又详细地向老人家汇报了转让的过程。毛泽东听后马上问：这么转让，对我们来说，是吃亏还是有利？
韩克辛回答说：当然是有利啦。
毛泽东高兴地说：转让这个办法好。
毛泽东十分关心上海的改造情况，关切地询问了上海港私营码头仓库和轮船公司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和做法。韩克辛首先向毛主席汇报了私营航运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
毛泽东问：对私方人员怎样安排的？
韩克辛说：根据量才录用，适当照顾的原则，对私方人员作了适当安排：如北洋航线27名私方人员中，安排担任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的二人，副总经理三人，正副科长八人，其余14人分别按其专长在科室担任业务工作。
接着，韩克辛向毛泽东汇报了私营码头仓库业和私营驳船的社会主义改造情况。
毛泽东仔细听了关于上海私营航业和上海港私营码头仓库业社会主义改造情况汇报后，特别详尽地询问了民族资本企业家刘鸿生的家庭情况和他的企业情况。刘鸿生1918年为堆存开滦煤炭而创办中华码头公司，逐步扩大发展，成为上海港华商码头中最大的一家，它所属的中华南楼、中华北栈六七处码头，是上海港有名的煤炭码头。这几个码头及仓库，已公私合营，划归上海第七装卸区。
韩克辛向毛泽东汇报说，刘先生是位了不起的爱国企业家，他除创办了中华码头公司，还陆续开办了中华煤气公司、上海章华毛麻纺织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上海水泥公司等企业。建国后，历任上海市府、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还在民建——工商联任职。刘先生现在年事已高，不大过问码头公司的具体业务，他的儿子刘念智担任中华码头公司经理、较早地向市政府和港务局提出申请，要求合营，现在是公私合营上海港码头仓库公司筹备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
毛泽东听后神情严肃地嘱咐：这些问题很重要，有一定的复杂性，处理时一定要讲政策，要注意掌握好政策。
毛泽东信步走到驾驶台后面的甲板上。驾驶台后甲板设有信号旗杆，信号员根据各种情况，随时升降不同形状色彩的旗帜，告知来往船舶和码头值班人员信号，以便保证安全。青年信号员崔汝功正在聚精会神的值班。毛泽东向他走去，亲切地招呼小崔说：同志，你好！并和小崔握手。24岁的小崔激动兴奋得结结巴巴地说：“毛主席您好！”
毛泽东慈祥地问小崔：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什么地方人，家里有什么人？
小崔一一作了回答。
毛泽东还关心地问小崔：读过书吗？一般的报纸、书刊能看懂吗？
小崔回答说：“读过几年小学，对一般的报纸和通俗书刊能看懂，但要进一步学习，就有困难。”
毛泽东鼓励说：那不错嘛！还应该不断地努力学习，提高文化水平，多为人民服务。
这时，风渐渐大起来，船有些颠簸，大家劝毛泽东回驾驶台。毛泽东进了驾驶台，站在舵工陈绿庭身旁，随手拿起望远镜瞭望前方。
中午时分，“港申”轮开到江南造船厂附近，征得毛泽东同意，调头返航。毛泽东回到休息室。
他老人家从餐桌上拿过四片文旦，分两片递给韩克辛，边吃边问：你过去在哪里工作？
韩克辛回答说：在山东渤海，搞地方工作。
在场的柯庆施对韩克辛说：“你写给主席看嘛。”于是韩克辛写了：“我叫韩克辛，进上海前在渤海三地委，担任过书记。”
毛泽东又问：从农村转到城市，工作有困难吗？
韩克辛回答：“困难不少，港口工作面广，也较复杂，而且还涉外，有好些问题不懂。”
毛泽东亲切地嘱咐说，不懂就学嘛，学会了就不困难了。
我们就是从不懂到懂，从战争学习战争的。从农村转到城市，是一个大的转变，要努力学习。
12时50分，“港申”轮驶回外虹桥码头。①
5日中午，毛泽东再一次下车到游泳池游泳一个小时。然后登上专列前往杭州。
5日下午14时45分，专列途经松江。毛泽东与松江地委书记李楚和专员李崇谈话，3时37分结束。
毛泽东在松江车站讲话不多，主要是提问，听回答和汇报。
毛泽东问，松江地区的农村合作化搞得怎么样了？李楚和李崇汇报，当讲到松江地区已有80%左右农户参加了农业合作社时，毛泽东说：农民的兴趣很高嘛！
毛泽东问，松江地区关、管、杀反革命有多少？李楚向主席实事求是地说：答不上。毛泽东听后没讲什么，也不再提问。
毛泽东深知松江血吸虫流行的严重情况，他问：松江血吸虫流行很严重是吗？李楚和李崇回答：是很严重，已影响了生产、参军，危及群众生命。毛泽东接着问，血吸虫是怎么感染的？李楚和李崇虽然作了回答，但是讲得还不清楚。毛泽东听后追问，这小虫怎么钉到钉螺里去的？由于李楚和李崇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一时没答出来。毛泽东说，南方的血吸虫很严重，你们要很好重视。
毛泽东从上海到松江，一路上注意到绿化的情况，他指出：浙江的绿化好，你们要到浙江去看看。毛泽东在松江火车站停留约40分钟时间。①
5日下午19时，专列到达杭州。
7日，毛泽东向警卫一中队江苏、浙江籍的七名战士了解农村情况。
10日，毛泽东又向刚刚探家归队的几名战士了解他们家乡的情况。用毛泽东的话说，向这些家在农村的战士调查等于间接地到农村调查。
这一天，毛泽东还召集有关人员座谈，为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做准备。参加座谈的有陈伯达、柯庆施、江华、陈丕显、张劲夫、张霖之、李丰平等19人。
12日，毛泽东要陈伯达打电话给在北京的陈云，征求他对起草决议的意见。
11月中旬，决议起草工作结束后，毛泽东在杭州又住了几天，召集华东、中南九个省（市）的书记开会，商讨农业发展规划，搞出了15条意见。附带谈工商业改造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柯庆施、王任重、吴芝圃、刘顺元、陶铸、邵式平、舒同、曾希圣、周小舟、江华。
会议开始，毛泽东以商量的口吻，讲了有关发展农业的15条意见。他说，这15条意见是他从北京出发，路经天津、济南到达杭州，一路上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开了许多有各种人参加的小型座谈会，逐步形成的。当时，这些意见还没有形成文字。在杭州会议上，他一面听取一个省、一个省的汇报；一面指定几个同志组成文件起草小组。毛泽东对文件的要求非常严格，几乎对起草小组草拟的每条内容及文字，都同起草小组一起商量推敲，字斟句酌。会议结束时，他还提出了许多问题，要求大家回去亲自做些调查研究，同地委、市委、县委书记一起商量，准备明年再开一次会。①
14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社论稿《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作了修改并写了批语。
11月16至24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5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党委负责人开会。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两次座谈会上的讲话，陈云作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报告。刘少奇和周恩来也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17日凌晨4时，毛泽东就《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和我三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我准备日内回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末尾一、二天。”“农业合作化的情况，根本好转”，“为了商量这个问题，附带也谈一下工商业改造的问题，我召集了九个省（市）的书记在这里开会一二天，情况容面报。”②
毛泽东还给黄炎培写回信，其中谈道：“因在旅行中，故未能早复。”③
这天，毛泽东召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到杭州，研究治疗和防治血吸虫病问题，决定成立中央血防小组，准备全国血防工作会议。
夜里，毛泽东就《人民日报》社论稿《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地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给胡乔木写信：“此件看过，可用，可以不再给我看了。作了两点修改：请商陈云同志，是否这样较妥当些。”①
18日，毛泽东离开杭州返京。
20日，专列途经天津。毛泽东召集北方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在杭州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增加了两条，成为《农业十七条》。参加会议的有：吴德、乌兰夫、白坚、吴砚农、马文瑞、陶鲁笳、黄欧东、欧阳钦。
当天晚上，毛泽东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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