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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十四次离京

2013年12月30日09:0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十一 对农村情况初次调查

1954年底,一些部门和人士不断反映,统购统销、合作化和社会主义商业改革,引起各地不满和关系紧张,有些已经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生产积极性。这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想到各地跑一跑,调查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

1955年1月2日晚上7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赴紫光阁庆祝沈钧儒老人80岁宴会。

夜里12时,毛泽东偕杨尚昆登上专列沿京汉线南下,开始了调查研究。

专列途经保定时。毛泽东让杨尚昆给邓小平同志通电话,请他通知安徽的曾希圣、黄岩两同志于4日上午到徐州,毛泽东要与他们谈话。

3日下午6时,专列途经郑州,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吴芝圃、杨蔚屏的汇报。杨尚昆受毛泽东的委托,乘汽车去河南省委打电话:告诉彭德怀,军委会议总结待主席返京后再发;讯问邓小平给曾希圣打电话事是否已经落实。①

毛泽东同吴芝圃、杨蔚屏等在专列上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问题。通过这次谈话,可以看出河南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对农村的情况比以前摸底了,他们对农业增产有把握。因为三统、合作化和征兵工作同时在搞,农村工作有紧张情况。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河南省的计划会议开过了,开了18天,结果很好。吴芝圃、杨蔚屏都说,元旦社论中提到的农村阶级路线很明确,对他们的帮助很大,过去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不清,现在有了提高。

通过谈话毛泽东觉得,河南省委同志对工作已较有信心,对情况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比一个多月前,他由广东返京时的谈话要好些了,毛泽东勉励吴芝圃、杨蔚屏两同志,要他们多抓农业生产。①

在郑州,毛泽东没有下车,就在专列上办公、休息。专列宿于陇海线的一个小站,距郑州八公里。

4日凌晨5点半,毛泽东派人叫杨尚昆起来,毛泽东说他一夜没睡好,想约吴芝圃、杨蔚屏再谈一次,还是谈昨晚未谈完的问题。

早上6点半,吴芝圃、杨蔚屏应邀再次登上专列,毛泽东继续他们关于农村情况的谈话,专列则向东开去。

吴芝圃、杨蔚屏反映,在统购统销中,有些农民反映,“不怕三统一”,就怕红薯顶粮食。他们对红薯顶粮食有意见。认为红薯可以而且应该顶粮食,但四斤红薯顶一斤粮食,他们不满意,他们认为不能顶得太多,应该改为五斤红薯顶一斤粮食。

因农民对农业合作化有抵触,河南出现大量宰杀耕牛的情况,河南牛的存栏数急剧减少。吴芝圃、杨蔚屏说,牛的存栏数确实大为减少,但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因灾饲料减少;第二,牛的市场价格不对,牛皮的市场收购价高于牛价,促使一些人杀牛;第三,一些农业合作社只要大牲口,小的不要。去年河南牛的养殖增加了60万头,但杀了30万头,卖出的至少也有30万头,两相抵消实际没有增加。

对批发和零售商的改造问题,吴芝圃、杨蔚屏感觉有些快,他们说,小市镇私商现在只剩下20%。

他们还反映,农民对粮食意见不多,意见多的主要是油料和棉花,主要是留少了。

谈话结束后,吴芝圃、杨蔚屏在商丘站下车。②

4日下午3时,专列途经徐州。曾希圣、黄岩、省委秘书长吴文瑞在此等候。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他们的汇报。主要问题仍然是农业生产问题。

曾希圣、黄岩说:去年安徽水灾很严重,由于省委注意了农业生产,采取了“三改”办法,如按灾情计算应减产78亿斤,但实际只减了19亿斤,成绩是很大的。由于注意了灾后的防疫工作,在受灾时和灾后死人都很少,这些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对地方工业,曾希圣提出,他认为中央对地方工业限制太多,打击了地方的积极性。他主张在财政上不牵动中央预算、不影响全国平衡和地方确有需要的原则下,应该让地方多搞些工业。曾希圣还谈到,中央一些机关办事手续多,到北京很难见到一些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对油料的经营管理,曾希圣说,现有的四道手续、三次税收,不合理,农民需要的油饼肥料又不能供应。对治淮问题,曾希圣说,有些不应修的水渠修了,如在河南境内;对内涝注意不够,经费上未着重投资于内涝;技术上也有些问题未解决。在建设设计上,为600亿至800亿流量争持不下,水利专家们不注意去群众中调查研究,有许多都是凭主观办事。

对批发、零售的商业改造,曾希圣、黄岩认为,对有些人,可考虑使他们转为农村副业,如种菜、养鸡、养鱼等。安徽全省私商零售还有41%。①

下午7点半,专列由徐州北开,晚上,到济南。专列停济南飞机场专线。毛泽东在专列上休息。

5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舒同、谭启龙的汇报。

舒同、谭启龙主要谈话要点:

(1)向明问题和若干干部问题。(2)如何改变山东党的工作作风问题。(3)农业生产问题和农村中紧张状态。(4)工商业问题。

舒同要求让他在山东再搞半年,不忙去《人民日报》。毛泽东意见,舒同去《人民日报》后仍可兼山东省委书记,以便必要时来济领导,同时对《人民日报》也有好处。此事要回京后再商定。

舒同、谭启龙反映:山东工作中,在作风上已习惯于“单打一”、“片块包干”、“大呼隆”的办法,要改变这种作风,还需长期工作才行。舒同提出“七要、七不要”。

杨尚昆与舒同、谭启龙说了些有关统一战线的工作问题和周恩来的政治报告内容。①

5日下午3点,专列离开济南继续北开。夜里10点左右,专列途经天津。

毛泽东去游泳池(即天津干部俱乐部),黄火青、吴德和市委其他同志均到。

5日夜,毛泽东宿于天津铁路支线的专列上。

6日,毛泽东从昨夜躺下大概睡了九小时,为几个月来难得的事。几天来的疲乏一扫而光。

专列回天津东站,毛泽东约黄火青、吴德、耕涛谈话。黄火青、吴德、耕涛主要汇报了三个方面的内容:(1)天津地方工业与私营工业的生产问题;(2)商业工作中对批发、零售商的改造问题;(3)农村的货物供应问题。

从他们的汇报中,可以看出,全国性的总安排很重要,过去计划中没有注意地方潜力的发挥。毛泽东1954年12月在广州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针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说过:“不全”,其意义是深刻的。天津有许多可以利用的工业设备能力,现在闲着未用,反而弄成失业人数多起来,使国家背上包袱。这种现象必须改变才行。陈云同志关于私营工业的安排,他们认为能解决问题,但还嫌如何发挥地方企业的力量说得不够。②

6日夜8时20分,毛泽东离开天津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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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吴思瑶、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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