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征询《农业十七条》意见，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
1955年12月21日到1956年1月12日，毛泽东乘火车由京汉、粤汉线南下杭州，又经沪杭、沪宁、津浦线回京。除在杭州修改《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外，从保定、邢台开始，就找沿途地方干部谈话，做了一路的调查工作。
农业合作化的提速和农业十七条的提出，大大加快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这也逼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
11月30日和12月1日，毛泽东连续两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加快各项工作的速度，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12月初，毛泽东作了关于反右倾反保守的讲话。指出，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是严重问题，过去农业落后于工业，十七条出来赶上来了，压迫工业进步，工商业国有化也许要提前，加快速度，完成总任务，这就是八大的思想。①
12月5日，中共中央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刘少奇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他说：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毛主席提出：“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十五年、同时争取十五年以前超额完成。有无可能呢？有可能。”“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的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的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就可能加快我们的发展。”“可以设想，如果我们不加快建设，农业未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更多。如果完成了就好办。因此必须加大速度，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大的成绩。”“我们的有利条件是：一、有二十二年根据地工作的经验，经过四次革命战争。二、现在有了伟大的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三、有六亿人口，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我们完全有可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要求，是稳步前进。”“现在搞工业的同志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可能。”要以此为中心，“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①
周恩来当时也同意毛泽东的主张。他在那次座谈会上表示：最近政府在各方面的工作，“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保守”。“反对盲目冒进是对的，但又带来了副作用，必须打破这个副作用。”他说：我对毛主席指示的体会可以用一副对联来反映，“上联：客观的可能超过了主观的认识；下联：主观的努力落后于客观的需要。新大陆早就存在，而我们发现得太晚了。”半个月后，他又说：《农业十七条》成为“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受到推动后“变化很大”，促使其他部门也开始改变远景设想中的一些指标，钢的生产由一千八百万吨改成二千四百万吨。“过去没有设想那样多”。我们原来设想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工业化，“现在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②
周恩来说：最近毛主席紧紧抓住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这两个环节。这样在“一五”计划完成时就可以基本上进入社会主义的门坎了。现在两翼都前进了，也就推动着主体更加前进。主体就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毛主席说，检查过去六年的工作，主要倾向还是保守倾向。当然保守主义倾向的主要责任又在于我们领导。这样，给了我们一个推动，也就使得我们原来设想在三个五年计划内基本上完成的工业化，有可能加快这个速度，提前完成，毛主席已经提出了要求，就是要使我们国家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工业生产的增加也如此。有没有可能呢？最近我们讨论了一下，肯定这是可能的。例如，钢的生产，过去设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也许每年产量还不到两千万吨，现在，我们估计能够超过两千万吨，甚至可以达到两千四百万吨。①
9日，杨尚昆受毛泽东委托给一些省打电话，询问对办高级农业合作社有何打算，准备发展多少？杨尚昆说，主席认为半社会主义发展了，就要搞社会主义。他老人家现在又开始抓高级社了。并且告诉说，主席可能在12月底要召集你们来开会，讨论高级社的问题。谭震林证实，主席确实在抓高级合作社了，杨尚昆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给你们通气的。②
21日，周恩来和陈云主持国务院第二十一次全体会议。周就全面规划和反对保守主义问题讲话说：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各项工作都受到了推动。毛主席从外地视察回来，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十七条办法，这是一个推动力量。政府的各项工作都受到了推动，变化很大，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并且改变了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中的一些指标。过去设想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后，钢生产一千八百万吨。现在改成二千四百万吨，粮食生产将达到一万亿斤。过去没有设想那样多。他强调：毛主席提出在“多、快、好”的原则中，还要加上一个“省”，要节约。一句话，要“多、快、好、省”。③
2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的通知：
今年十一月间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委书记和内蒙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十七条，中央认为应当于一月十日中央召集的有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加以确定，以便纳入一九五六年的计划，认真开始实行。为此目的，请你们于接电后即召集所属各地委书记和一部分县委书记详细研究一下：（甲）究竟是否全部可以实现，还是有一部分不能实现，实现的根据是否每条都是充分的；（乙）除了十七条以外，是否还有增加（只要是可行的，可以增加）；（丙）你们是否准备立即纳入你们的一九五六年计划内开始实行。以上各点，请你们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以前研究完毕，准备意见。
十七条内容如下：
（一）农业合作化的进度，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省、市、自治区（除新疆外）一级的指标以要求完成百分之七十五的农户入社为宜，让下面超过一点，达到百分之八十至八十五左右。
合作化的高级形式，争取于一九六零年基本上完成，是否可以缩短一年，争取于一九五九年基本上完成。为此，需要于一九五六年由县最好由区直接掌握每县或者每区办一个至几个大型（一百户以上的）高级社，再于一九五七年办一批，这两批应占农户百分之二十五左右，以为榜样。这样是否可能。又由小社变大社，规模如何。一乡几社，一乡一社，数乡一社，三者是否都可行。全国总社数三十万个，或者四十万个，或者五十万个，究以何者为宜。苏联是十万个社，我国是否以三十几万个社或者四十万个社为适宜。又先并社后升级为好，还是并社升级同时进行为好，还是先升级后并社为好。以上各点请你们一并加以研究。
（二）地主、富农入社，一九五六年是否即照安徽、山西、黑龙江等省的意见办理，即好的许其入社，不好不坏的许其在社生产，不给社员称号，坏的由社管制生产，凡干部强的老社均可这样做。这样做好处很多，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势必逼使那些目前还不愿入社的上中农勉强入社，并且让他们先入社，然后再让地富入社，才使他们面子上过得去。这样是否有利。或者推迟一年，即到一九五七年才行上述办法。这二者哪一种有利些，请加研究。
（三）合作社领导成分，由现有的贫农和原来是贫农的全部新下中农占三分之二，老下中农和新老两部分上中农占三分之一。
（四）增产的条件；（甲）实行几项基本措施（内容待商，各地可以有些差别）；（乙）推广先进经验（每年收集典型例子，每省印成一本）。
（五）一九五六年一切省、地、县、区、乡都要做出一个包括一切必要项目的全面长期计划，着重县、乡计划，于上半年完成初稿，下半年定稿，以后还可修改。计划包括的时间，至少三年，最好七年，可以到十二年。此事必须抓紧去做，你们是否已有布置。因为无经验，有许多可能是很粗糙的，但是必须争取少数县、乡的计划比较接近实际，以利推广。
（六）全面规划保护和繁殖牛、马、骡、驴、猪、羊、鸡、鸭，特别要保护幼畜。繁殖计划待商，请你们准备意见。
（七）同流域规划相结合，大量地兴修小型水利，保证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
（八）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虫害和病害。
（九）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
（十）在十二年内，大部分地区百分之九十的肥料，一部分地区百分之百的肥料，由地方和合作社自己解决。
（十一）在十二年内，平均每亩粮食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要求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八百斤。棉花、油料、大豆、丝、茶、黄麻、甘蔗、水果等项指标，请你们提出计划数字，待商。
（十二）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猪瘟等。请你们研究各省区的地方病，哪些是七年内可以基本上消灭的，哪些是要延长时间才能消灭的，哪些是目前无法消灭的。
（十三）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
（十四）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每人必须认识一千五百到二千个字。
（十五）在七年内，将省、地、县、区、乡的各种必要的道路按规格修好（其中有些是公路，有些是大路，有些是小路）。
（十六）在七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使每个乡和每个合作社都能收听有线广播。
（十七）在七年内，完成乡和大型合作社的电话网。以上各项，请你们和有关同志加以研究，于一月三日以前准备完毕。中央可能于一月四日左右先行邀集若干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几天，为一月十日的会议准备意见。①
12月22日凌晨2时，毛泽东离京南下，先后经保定、邢台、郑州，并找当地干部座谈，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
23日，专列途经武汉，停在大智门车站。王任重、张体学、宋侃夫、李尔重进站迎接。
毛泽东在中南局招待所召开了有省市委书记、市长和几个地委书记参加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王任重、张体学、宋侃夫、张若谷和四位地委书记孟筱澎、王家吉、赵修和姜一。毛泽东一个个询问他们在哪里工作。当时，姜一任黄冈地委书记。当介绍到宋侃夫时，毛泽东给大家讲了个故事。宋侃夫在长征时曾任张国焘的机要秘书，在张国焘另立中央时，他立即报告了中央。主席说：“你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场的人都笑了。
毛泽东说：“我是来和你们座谈，作些调查研究，向你们请教。就发展农业生产问题，想听听省委、市委和地委同志们的意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先向主席汇报了湖北农业生产发展、互助合作、农业基础建设以及生产技术改革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很好。并请在坐的同志踊跃发言，有什么讲什么。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表了意见。听完同志们的发言，毛泽东说：“制定政策，计划，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正确方针、政策，来源于正确地分析形势和调查研究，只有真正了解农业问题的实际，才能准确地制定出农业发展纲要，也才能起到动员群众，实现农业生产发展的目的。”②
座谈会后，毛泽东乘轮渡过江，在武昌南站乘专列离汉。在船上，毛泽东问：有人在长江游泳吗？有人回答：长江水深流急，水域复杂、逆流漩涡多，市政府出布告，禁游长江。毛泽东听了默不作声。③
专列到达湖南长沙，停在大托铺机场附近。湖南省委书记胡继宗等前往汇报。毛泽东请省委找几位地市县委书记一道座谈。检查农业合作化工作，征求省、地、市、县领导对十七条的意见。
23日晚上8时，毛泽东在专列上接见了周小舟、周惠、胡继宗、谭余保、徐启文、李瑞山、秦雨屏（长沙市委书记）、孙云英（常德地委书记）、华国锋（湘潭地委书记）、陈郁发（郴州地委书记）、张振江（益阳县委书记）、张鹤亭（宁乡县委书记）等人。与他们座谈讨论农业十七条。
毛泽东说：我在杭州写了农业发展十七条，这次从北京出来，一路都在征求意见，现在看起来十七条不够，要搞个几十条，把我国农业的发展目标都规划一下，请大家发表意见，看能不能完成。今天请你们一条一条地发表意见，看能不能实现。① 毛泽东自己念，一条一条征求意见，并亲自做记录。座谈一直到晚上11点。
据参加座谈的老同志回忆：省委派车接他们去专列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周小舟规定，不带本子，不带材料，凭心记，凭嘴说。专列车厢会议室，放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铺了白布，桌子两旁摆着整整齐齐的靠背椅。在毛泽东坐处，桌上放着一大把削尖了的铅笔，一叠稿纸，一盘中华香烟，一杯茶水。
毛泽东身着灰色中山装，脚穿老式棉布鞋，慈祥可亲。毛泽东一一询问他们的姓名、年龄、学历、籍贯，并一一用铅笔记录下来。周惠通报自己是江苏浔云人。毛泽东说，那里有个云台山，是花果山，那里出了个孙悟空呵！孙云英通报姓名时，毛泽东打趣道：“你是从天上来的呀？”接着讲了一段神话故事。《今古奇观》里有个云英，是樊夫人的妹妹，修身成仙上天而去。几句话将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初次见毛泽东的几个地市县委书记那种拘谨情态全都消失了。
当张鹤亭通报自己的籍贯时，毛泽东插话道：“啊！你是北京大名府人氏，卢俊义还是你的老乡呢！”接着问宁乡情况：“双江口你去过吗？回龙山你去过吗？”张鹤亭答后，毛泽东又说，“回龙山我也去过，那山很高，和尚也多。我们给寺院送了对联，寺院给了我们一元光洋，并让我们宿了一晚。那里虱婆子很多，一夜没有睡好哩！”毛泽东回忆起1917年他与萧子升作农村调查的情景，继续说，“沩山我也去过，那里有个万佛寺，建筑得很雄伟，珍藏很多佛经。这个寺在日本也有一点名气。”
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毛泽东转入调查。他询问周小舟：湖南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多少？周小舟回答：有60%多。毛泽东含笑说：你们主动了。周惠补充说：农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积极性很高，原来省委规定控制在30%，现在达到60%了。毛泽东说，是农民群众推动你们吧！步子还可快一点，不仅要大力发展初级社，还要办高级社，“韶山就可以组织大社试试”。
这时，毛泽东的注意力转到如何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发展生产、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上了。毛泽东说：“农民组织起来后，合作社办得好不好，根本一条看是否增产。要抓经营管理，管理好才能增产，增产了才能巩固。评工记分时，要发扬民主，贯彻同工同酬，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歧视妇女劳动。”张鹤亭请示道：我在宁乡县珍洲农业社劳动模范王国华那里调查，看到农民组织起来后，农村三分之一的劳动力有剩余。毛泽东反问道：“怎么解决富余劳动力的出路呢！”张鹤亭答：“精耕细作。”毛泽东赞扬说：多种经营加精耕细作来解决农村多余劳动力出路，是个好办法。毛泽东边谈，边取出1955年12月7日的《湖北日报》说：“你们看看王任重写的《建设社会主义农村，建设人民幸福的新生活》一文吧！他有一些设想呵！”
随着毛泽东的提示，省委副书记胡继宗谈了湖南农业发展方面的设想，也谈了当时农村阶级斗争状况，讲得有条有理。毛泽东表扬道：你有学问，懂得讲科学种田，像个知识分子。在听取省地市县同志的简要汇报后，迅速转入商讨农业发展纲要十七条。毛泽东逐条逐句地念，念一条，讨论一条。当讨论到“四、五、八”的奋斗指标时，毛泽东问：“湖南再过12年能不能达到亩产800斤？”周惠答复说：没有特大灾害，按现在发展速度能达到。胡继宗说：深耕细作，改良品种，扩种双季稻，多种绿肥，防止病虫害，小密植，晚稻躲过寒露风，修好水利，是可以达到的，也许不要12年就可以达到。大家又补充了许多增产条件、措施。毛泽东听了喜笑颜开，说：粮食指标就这样定了，到那时，我国的粮食就不紧张了，工业化也有了基础。
讨论到“除四害”，毛泽东提出：乌鸦要不要消灭，麻雀要不要消灭？狗要不要消灭？周小舟说：狗有两重性，一是看家，二是咬人。消灭它，群众会有意见。毛泽东同意这个看法，在草稿上将“狗”字删去了。经过热烈争论后，毛泽东说：乌鸦有害有益，可以将功折罪。麻雀吃谷子，大家都知道，给它划入“四害”内，也不冤枉，多数赞成。麻雀嘛，意见不一，有人说是害鸟，有人说是益鸟，麻雀吃虫子，有保护庄稼作用，在座的都没有解剖过麻雀，难于说服人，但可以保留意见，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嘛！毛泽东富有风趣地作了裁判。老鼠、苍蝇、蚊子，是世间公认的百害无益的害虫，消灭它，众所赞成。但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提出三年消灭这些东西，参加座谈者都觉得操之过急，难于实现，甚至是一种幻想。孙云英爽直地说：“洞庭湖水面大，蚊子多，三年消灭不了。”毛泽东当即在草稿上，改为“基本消灭”。
商讨一直到晚上11时。①
24日，毛泽东与省、地、县负责人继续交谈。据华国锋回忆：毛泽东这次谈话强调调查研究，包括农业合作化进度、增产条件、兴修水利、垦荒造林、医药卫生、除四害、扫文盲等。毛泽东还询问了湖南的地方疾病情况。华国锋突出地汇报了血吸虫病。当年岳阳黄沙街的血吸虫病最厉害，死了很多人。除了积极治疗晚期病人外，政府还采取了许多防御措施。第二种地方病是草虫病。湖南有一个镇流行草虫病，华国锋把标本给主席看了，并说开始用草药治疗，效果不大，后改为锑剂。第三是钩虫病，宁乡较多，有脚肿症状。第四种是疟疾。“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是蚊子传染的疾病。毛泽东时而插问，时而速记。后来他把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血吸虫病，都写入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央成立了血防领导小组。南方十三省也分别建立了该组织。湖南是谭余保为组长，唐麟为副组长。①
当日晚上，毛泽东在蓉园一号设便餐宴请程潜、章士钊、王季范、周世钊，听取他们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统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等方面的意见。周小舟陪宴并参与听取意见。毛泽东再次赞扬程潜、章士钊在历史上的作用，期望他们在争取台湾回归祖国方面多做工作。同时再次叮嘱周小舟：省委第一书记要抓统战工作，尤其湖南应摆在首要地位。席间，周世钊谈到一位老教师原湖南一师二班学生彭庆鋆，年老体衰，生活困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恐怕要我来出面解决。程潜猜测到了毛泽东的心思，连忙说：“这事交给我去办，不要主席费神。”不几天，彭庆鋆安置在湖南文史馆任馆员，解决了生活来源。毛泽东回京后，又从自己的稿费中寄去了200元。②
当天夜里，专列离开长沙，途经江西，毛泽东与当地领导座谈。
25日，专列抵达杭州。毛泽东并没有在杭州停留，而是赶去上海，约陈毅参加对农业十七条的修改。
专列到上海，当时陈毅正在参加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在陈毅的陪同下，接见了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毛泽东对上海制笔公司副经理汤蒂因说：“啊！你就是‘金笔汤’！”他对汤蒂因说，“你要做好社会主义企业的经理啊！”③
毛泽东在上海做短暂停留后，返回杭州。
26日，毛泽东对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文件集序言稿作了修改和批示：“胡乔木同志：此件可用。即送刘、周、陈、彭真阅后，由你处理。”
经毛泽东修改的序言有这样一段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以后，全国农业合作化的潮流是这样地勇往直前，以至一再地超过了任何最乐观的估计。成万万的农民涌进合作社，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到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经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全国农村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到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就可以实现。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化，也可以提前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零年完成。”①
27日，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了序言。
毛泽东指出：在一九五五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下旬——已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一九五六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三年到四年，即到一九五九年，或者一九六零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转变。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件事告诉我们，中国的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
毛泽东说：现在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批判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也不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全面公私合营的速度方面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已经解决了。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应当谈一谈，这个问题也会容易解决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其他方面。这里有农业的生产，工业（包括国营、公私合营和合作社营）和手工业的生产，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基本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商业同其他经济部门的配合，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工作同各种经济事业的配合等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都是存在着对于情况估计不足的缺点的，都应当加以批判和克服，使之适应整个情况的发展。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①
通过一路的座谈，毛泽东又有了新的想法，他想在杭州召开16省领导人会议，进一步探讨农村社会主义发展规划问题。
30日，毛泽东给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写信：
周、刘、陈、彭各同志：
社论写得很好，陈伯达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
我已约陈毅、柯庆施二同志来此，先行商量一下，准备一月五日开会的事情。陈云同志病情如何？不知一月四日能来此否？如未愈，则不要来。谭震林、廖鲁言请通知他们于三日或者四日来此。
请周要尚昆用电话通知辽宁、山西、甘肃、陕西、四川，华东五省，中南六省的省委书记于一月四日到达杭州，准备于五日开始开会两天到三天，谈十七条的增加修改问题。除皖、苏、赣、闽可坐火车或汽车来此外，其余凡可用飞机的，要替他们准备飞机。
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一篇序言，请审阅，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请告田家英同志。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卅日②
31日，陈毅开完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当夜就赶到杭州毛泽东的住处。两人先谈了一个多小时，共进晚餐。毛泽东委托陈毅参加对十七条的修改。
1956年1月1日元旦，毛泽东到上海。在上海市委领导陪同下，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邀请陈望道等几位著名人士共进午餐。毛泽东对陈望道说起，自己最近又读了他著的《修辞学发凡》一书，称赞说：“写得很好，就是古代的例证多了一些。”又关切地问他，目前是否仍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还说，“现在许多人写文章就是不讲文法，不讲修辞，也不讲逻辑。”①
当晚，毛泽东返回杭州。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毅留在杭州做会议的准备工作。上午陈毅听取了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的汇报，下午安徽曾希圣、江苏刘顺元到杭州，陈毅同他们交谈了两省的情况。晚上，陈毅到毛泽东处，又同毛泽东进行了交谈，曾希圣和刘顺元同去。
2日，陈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开始组织对农业发展纲要的修改。
这天，周恩来就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出席苏联和东欧八党会议事致电在杭州的毛泽东。
月初，由郭沫若任团长的赴日科学代表团回国九名团员，其中七名到了杭州。毛泽东在杭州接见了他们。①
3日，几个省的代表都赶到了杭州，毛泽东召集他们开会，讨论《农业十七条》。实际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陈毅、柯庆施、罗瑞卿、陈丕显、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林铁、黄欧东、李井泉、舒同、曾希圣、刘顺元、江华、江一真、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陶铸、陈漫远、杨尚奎，共25人。
4日，《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增加为22条。
5日上午，《农业发展纲要》的起草修改工作到了最后阶段，陈毅和省委书记们继续研究有关条文，完成最后的准备。
1月5日至9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省委书记会议。
5日上午，毛泽东对新写成的《农业发展纲要》条文进行了审议，提出了很多增删意见。下午开始开会。
在北京的杨尚昆在日记中记载：主席在杭州召开部分省委书记的会议，到会的有：辽宁、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广东、广西、山东、安徽、浙江、江苏、福建等省，上海局柯庆施和现在上海的陈毅同志也去了。由北京去的有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罗瑞卿等同志。据电话讲，下午3时30分即开第一次会议。①
当晚，陈毅和廖鲁言等改定了题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修正稿），当即付印。
6日，杨尚昆日记记载：因报告尚未准备好，原定10号召开的讨论知识分子的会议，经请示主席后改为13号。因电话通知各省市已来不及了，大多已经动身。主席处的省委书记会大约10日可以开完，对农业规划议定了30余条。②
7日前，《纲要》（草案）增加到36条。
7日，在《纲要》（草案）的铅印件上，根据毛泽东前一次批注的意见，增加了有关青年的一条，并加写了有关农业科研和技术指导的一条，共38条。
8日凌晨2时，毛泽东就《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稿的修改给周恩来写信：
恩来同志：
几天来我们和各地负责同志一道，替中央拟出了一个“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现送上三十九本。有些错字，已在一本上改正，请令秘书处照改，即可发给政治局委员，在京各中央委员及其他若干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修改意见。请于知识分子会议开幕以前，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邀请在京中委和若干负责同志参加（云、贵、青、新、蒙、吉、黑、热、京、津各负责同志此次来到杭州的，应请他们参加），加以修改，作为草案通过，即可发给知识分子会议到会各同志征求意见；再加修改，即可发各地方党委，直至支部，征求意见。这里的会议，现在是汇报情况，大约九日可完。一部分到京出席会议的同志可于九日晚，或者十日动身赴京。北京的会改于一月十三日开始，正好接上。
敬礼！
毛泽东
一月八日上午二时
有些指标数字尚待填入的，待廖鲁言同志回京后，查明填入。①
8日，《纲要》（草案）的铅印件上，又增加了关于勤俭办社和工农联盟两条，成为40条。
9日凌晨4时，毛泽东就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稿的修改给周恩来写信：
恩来同志：
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第二十四条讲勤俭办社和第四十条讲工农联盟，其余还有几处文字上的修改。印成后，我又在一本上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现派高智于本日上午飞京，送上53本，请令秘书处照我改正的一本，将未改的52本加以改正。
各省同志都要求以草案初稿的形式马上印发给下级党委，我觉可以，不知你们以为如何？可否请你于本日下午召集政治局或者书记处各同志开会一次，将此件看一遍，大略谈一下（其详待下次再讨论），决定是否可以让各省委用草案初稿立即下达各级党委（党外人士不在内）征求意见和安排工作，于本日下午六时以前用电话告我。待政治局讨论通过作为草案定稿，通知各省的时候，再行正式下达。我们这里的汇报会议本日下午七时即可结束，我拟于今晚十时动身返京。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上午四时
经毛泽东修改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初稿）》（一月九日），在这一稿上，毛泽东写有：“送周总理。其余各本，请照此本改正。毛泽东。”①
9日上午，“纲要四十条”，正式作为草案供政治局审议。杭州部分省委书记会议结束。
下午17时，刘少奇在北京召集政治局会议，讨论《纲要（草稿初稿）》，讨论后只在个别地方作了修改，用长途电话报告了在杭州的毛泽东，并取得了毛泽东的同意。
9日晚10时，陈毅陪毛泽东返京。当晚到上海。
抵达上海后，陈毅陪同毛泽东在南京西路的上海展览馆接见了文化教育界的40多位代表。赴日科学代表团中未去杭州的两位苏步青、冯德培也得到了补见。毛泽东握住苏步青的手说：“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需要数学。”接见后，大家在一个圆桌旁就座。毛泽东讲了近一小时的话。
讲话后，服务员上酒上菜忙个不停。罗瑞卿、陈伯达也同桌就坐。许多同志纷纷向毛泽东敬酒。②
第二天，毛泽东在陈毅、柯庆施、荣毅仁陪同下视察申新九厂，毛泽东向荣毅仁了解了该厂公私合营以后工人的生产、生活及劳资关系情况。
然后，又视察了上海江南造船厂，参观了我国正在制造的第一艘潜艇。
当天晚上，上海各界民主人士70多人参加欢迎毛泽东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工商界人士大多是以前没有参加过毛泽东接见的，毛泽东向与会人士号召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会后，一些工商界人士谈道，毛主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时来到上海，胜过十万大军。①
11日，毛泽东离开上海。
早上，专列抵达南京。
8时许，毛泽东视察了紫金山脚下的红光农业社和栖霞镇的十月农业社。
位于紫金山脚下的红光农业社的社员刚上工，几辆小汽车开来，到村口停下。毛泽东下车向村里走来。
毛泽东与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孙其金亲切握手，笑着问：“你是社长？叫什么名字？”孙其金一一回答。毛泽东又指着挖塘泥的社员问：“那边的人在忙什么？”孙其金向毛泽东介绍，这个社原来是种粮食的，现在改种蔬菜，社员们正在挖塘蓄水，准备浇菜地用。毛泽东迈步走上田埂，朝着挖塘的社员走去。到塘边，女社员徐淑贞正从塘底挑泥上来，从毛泽东身边经过，一抬头，认出了毛泽东，她激动得怔在那里。毛泽东亲切地问徐淑贞：“你们挑塘泥做什么用？”
“挑塘泥又能积肥，塘里也能盛水更多。”徐淑贞赶忙说。
毛泽东连连点头夸奖：“很好！很好！”
毛泽东又向孙其金提出了几个问题。问：“你们男女社员是不是同工同酬？”
孙其金答：“女社员和男社员干一样的活，就拿一样多的工分。”“女劳力一年能得多少工分？”
“二百三四十个。”
“男的呢？”
“男的能得三百三十个左右。女社员比男社员出勤少些。”
“一个劳动日能分多少钱？”
“一块五角九分六。”
毛泽东扳着指头一算，对身边同来的负责同志说：“收入还不坏。”
这时还有一些社员正在邻近的田里挥起镢头刨地，他们看见毛主席大步走过来，心情很激动，镢头挥得更快了。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微笑着点头向他们致意。
在路上，毛泽东问走在身边的社干部：“你们晓得合作社的性质是什么？”
驻社干部牛泰武回答：“是社会主义性质，按劳分配。”
毛泽东笑着说：“呵，你还是办社专家哩！”
经过一个水塘边，毛泽东问：“这塘里养鱼没有？”
“养的。”孙其金说。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
毛泽东来到社员俱乐部，在门口见到70多岁的老木匠徐广连正在干活，衣衫单薄，关心地问：“你冷不冷？”
“不冷，不冷。”老徐连连回答。
毛泽东走进俱乐部。看见橱子里有着不少书籍，桌子上还放着锣鼓、胡琴等乐器，便高兴地抽出一本书来翻看，又仔细地把它放好。在俱乐部的另一个房间里放了不少课桌，陪同人员向毛泽东介绍说，这里是农民夜校。毛泽东关切地说：“要注意防寒，不要冻着大家。”毛泽东见教室的墙上贴着份名单，就问这名单做什么用。社员们告诉他：这是冬防值班名单。社里养了很多猪，怕夜里有狼来吃猪，所以组织社员看夜。陪同毛主席参观的一位市委负责同志插话说，1953年，有一只狼窜进南京城，吃了一个小孩。毛泽东说：“呵，野狼闹了南京城，这还得了！你们要搞好预防，保护好人民的生命财产呵！”
出了夜校，毛泽东又来到村办的养猪场，有四个女社员正在清扫猪圈。毛泽东推门进去，青年社员孙桂芳一眼认出了毛主席，惊喜地迎上前说：“毛主席，您好！”毛泽东笑着向她们伸出温暖的大手，亲切地和她们一一握手。毛泽东见猪圈里小猪依偎着卧在一起，风趣地说：“你们看，这猪仔好团结哟！”引得大家都笑起来。毛泽东见猪场里的猪长得肥肥的，称赞社员养猪养得好。
临上汽车前，毛泽东同孙其金等人在农业社的办公室前合影留念。还紧握着孙其金的手良久，对他们的工作表示赞许。
半晌时分，毛泽东离开玄武湖乡红光农业社，又来到了栖霞镇的十月农业社。当毛泽东出现在十月村的村头时，社里的两位少年飞跑着过来迎接。
毛泽东一左一右地拉着两位少年的手，朝村中走去。见到社长何昌椿，毛泽东亲切地问他，今年多大了，入党了没有，这里什么时间土改的，土改以后农村的变化怎么样？何昌椿一一做了回答。
毛泽东详细地询问了办社的情况，何昌椿说，这社是他们自发办起来的。毛泽东边听边高兴地笑着，用洪亮的湖南口音说：“办社就是要群众自愿，群众愿意办，你们干部又肯带头办，就能办好啰！”
毛泽东察看了十月村南面的土地。当时的田垄高一块低一块的，零碎而又贫瘠。毛泽东一边走，一边对身边的同志说：“这里要把土地平整好，将来还要准备使用机器生产。”
他环顾四周，用手指着北面的山坡问：“那里有没有栽树呀？”
“新栽了一些桑树。”何昌椿回答。
毛泽东说：“走，我们去看看。”
毛泽东走上山顶，眺望十月村远近的农田和周围的几个山头，挥动起右手，对在场社员和干部说：“把四周的山都种上树多好，让荒山变果园，荒地变良田。”
毛泽东又来到社员吴帮林家。吴帮林大早起来为合作社进城拖粪肥，这时，刚回到家，便迎上前去热情地说：“请坐，请坐。”
“你家入社了吗？”毛泽东笑着问。
“入社了。”吴帮林回答。
毛泽东详细询问吴家的生活情况，进屋看了粮囤，看了腌好的咸鱼、咸肉。吴帮林乐滋滋地说：“现在我家能吃上两顿稀饭一顿干饭了。”毛泽东走到灶边，看了看锅里，果真是煮的干饭。吴帮林指着墙上的毛主席像，说：“托毛主席的福啊，我们一家老的老，小的小，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年终还分了几十块钱。”
吴帮林老两口眼睛不好，当时没有认出毛主席。在毛泽东离开他家后，邻居前来告诉他们，刚才来的客人就是毛主席，老两口急忙追出门外，久久地望着毛主席离去的方向，激动得流出了热泪。
毛泽东来到新办的夜校，看见桌子、凳子都是用土坯垒成的。社干部汇报说，合作化以后，这里的干部、社员对文化知识的要求十分迫切，为了满足大家学习文化的需要，就因陋就简地办起了夜校。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你们勤俭办学很好！”
毛泽东又来到社里的牛房，看见牛房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社员把牛养得膘肥体壮，他满意地点点头，鼓励饲养员吴帮忠说：“你养牛养得不差嘛！你这工作很重要，要好好干！”又说：“今后办农业社要注意两条：一是增加生产，二是不死牲口。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搞好农业的重要生产工具！”
社员们从四面八方纷纷跑过来，围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微笑着，不断向社员们挥手致意。
一群下课的小学生，来到毛主席的身边，天真地喊着：“真是毛主席，真是毛主席！”毛泽东听了，朗声笑着，拉起孩子们的小手，抚摸着他们的脸颊说：“这可不能是假的啊！”
一位双脚沾满河泥的青年妇女跑过来，拨开人群，挤到主席跟前。毛泽东向她伸出大手，她两眼的泪珠扑簌簌地滚落出来。这个旧社会的童养媳，从心里掏出一句最真挚的话：“毛主席，你老人家好啊！”毛泽东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我叫余福珍！”
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余福珍的劳动情况和生活情况。随后，毛泽东指着身边的何昌椿问余福珍：“你认识他吗？”
余福珍笑着说：“认识，他是我们的社主任。”
“他的工作怎么样？”毛泽东又问。
“好，他带领我们办社。”余福珍答道。
毛泽东高兴地笑了说：“你们社员都说好，就好嘛！”
上午10点多钟，毛泽东向社员群众告别。临上汽车，毛泽东还殷切地嘱咐社干部们说，你们要努力把合作社办好，过几年我再来看你们。①
上午10时许，毛泽东又来到南京无线电厂。厂党委书记、厂长槐亚东等连忙迎上前去，毛泽东亲切地和他们一一握手。随后，毛泽东在罗瑞卿等和南京市负责同志彭冲等陪同下，视察了工厂。
毛泽东首先来到机器轰鸣的一车间（工具车间）门口，他老人家欣然摘下帽子，脱去大衣，健步走进车间，亲切地向大家招手致意。正在操作精密镗床的工人吴展兴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是好。毛泽东细心地观看着精密镗床，关心地问：“这台机床是哪个国家制造的？”陪同参观的总工程师李奉贤回答：“是外国的。”毛泽东说：“哦，我们自己还不会造！”又说，“这是一部的事。”（一部指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位工人向毛主席汇报说：“据说上海已经能制造了。”毛泽东听了高兴地说：“我们国家能制造就好了。”毛泽东仔细观看正在进行的划线工作，问正在操作的吴展兴：“这是干什么？”吴展兴向主席汇报：“划线。”主席仔细看了以后称赞说：“真行！在钢板上画花。”
毛泽东来到镗床边，工人刘和太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以最快的速度把尺寸计算好，工具定位好，按动电钮，刀具急速地旋转，铁屑像银龙一样地从屑槽里飞旋出来。毛泽东问，操作这样的机床要多高的技术等级？正在操作的工人是什么文化程度？是几级工？每月工资多少？工厂负责同志一一作了回答。刘和太把孔镗好，毛泽东认真地看了看，热情赞扬说：“很好！很好！”离开镗床车间时，毛泽东转身向工人们挥手告别：“麻烦！麻烦！”
毛泽东来到车床工段，女职工李琦看见毛主席向自己这边走来了，激动得两眼含着喜悦的泪花。毛泽东关切地问：“女同志做机床吃得消吗？”李琦回答：“不累。”毛泽东看到李琦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关心地问：“做的什么东西？”李琦报告：“车模子里的小冲头。”接着把图纸捧给毛主席看。就在毛泽东伸手接图纸时，摄影记者拍摄了这一极其珍贵的镜头。毛泽东看过图纸后，将图纸放回原处，图纸没靠牢，倒了。毛泽东又伸手将它放好。李琦把车好的零件送给毛主席检查，毛泽东看着这又小又光的零件，高兴地说，“很好！很好！”
接着，毛泽东在姚泰珊的车床旁停了下来，仔细地观看姚泰珊的操作。小姚有些紧张，把车速开得飞快，对工件进行砂光。第一次砂好后，他用环规一量，大了，套不进去。毛泽东亲切地说：“紧了！”小姚将工件又重新砂了一次，再量，还是嫌大。小伙子头上渗出了汗水。毛泽东鼓励说：“再来！”小姚尽力控制内心的激动，使自己平静下来，仔细进行第三次砂光，终于使工件完全合乎规格要求。毛泽东颔首微笑，向姚泰珊祝贺说：“胜利了！成功了！”
离开车床工段，毛泽东走在过道上。这时青工李孝平躬着身子正要从地上把一块大约50斤重的工件往钳台上搬。毛泽东看到后，立即卷起袖子，抢步来到小车身边蹲下，要帮小李搬工件。旁边的一位老师傅见了，连忙把主席扶了起来。旁边的同志一起动手，帮小李把工件抬上了钳台。工件放好后，毛泽东亲热地拍拍小李的肩膀问道：“你多大了？”小李回答说：“19岁。”毛泽东关心地嘱咐说：“年纪还小，下次搬重的东西要两个人搬。”
在磨床上工作的年轻女工焦秀玲是个急性子，她抑制不住兴奋的感情，情不自禁地说：“毛主席怎么不到我这里来呀！”不知毛泽东是否听到了，但他老人家转过身来，来到了焦秀玲的磨床边。小焦如愿了，她连声向毛主席问好。毛泽东向焦秀玲微笑着招招手，问：“这是什么机床？”厂总工艺师刘世骅回答：“是磨床。”毛泽东亲切地问焦秀玲：“你在磨什么？”小焦向毛主席汇报说：“磨的是条槽子。”毛泽东仔细地看了凹进砂轮的工件说：“哦！是一条沟。”小焦激动地答道：“嗳！”又继续紧张地操作着磨床。毛泽东关心地问：“女同志吃得消吗？”总工艺师回答说：“女同志吃得消。”毛泽东关切地问焦秀玲：“你有眼镜吗？”她连忙回答：“有！有！”毛泽东叮嘱说：“要戴眼镜呀！”砂轮在飞旋，工件在前移。毛泽东问：“还有多少时间才能加工好？”焦秀玲连忙说：“快了！快了！”当她把工件磨好后，毛泽东鼓励说：“胜利了！”接着他老人家拿起亮光闪闪的工件仔细看着，夸奖说：“很好！”并伸出大手向焦秀玲表示祝贺。
毛泽东离开一车间时，向全车间的工人们挥手告别，连声说：“谢谢你们！谢谢同志们！”
到了四车间（原组件车间），时间刚过11点，毛泽东向工人同志们挥手。车间主任陈奉桂连忙迎上前去。毛泽东听陈奉桂的介绍，很快听出这位车间主任满口的湖南话，便问：
“你是我的老乡吗？”陈奉桂回答：“是！我是湖南人。”毛泽东高兴地伸出手，和陈奉桂亲热地握手。
毛泽东看到这个车间里工作的同志都很年轻，就对陈奉桂说：“这些同志看来只有十七八岁。”陈奉桂立即汇报说：“是的，这些都是刚培养起来的青年工人。最大的不过21岁，是个班长。”毛泽东问陈奉桂的年龄，当听说他只有27岁时，高兴地微笑着说：“很年轻，好好干！”
11时30分，毛泽东来到五车间，仔细地观看了一部崭新的收音机。厂党委负责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解放几年来工厂在党的领导下，从一个修修配配的烂摊子，发展成为一个能够独立设计制造并能大量生产多种军用和民用无线电产品的社会主义企业的情况。当毛泽东知道这些收音机和里面的零部件都是我国自力更生制造的时候，他老人家十分高兴地用手抚摸着崭新发亮的收音机，连声称赞：“很好！很好！”在经过流水线时，主席指着一个个纸包问大家：“这包的是什么？”工人们回答说：“这是加工好的零件。”毛泽东指着上面写了一个“毛”字的纸包，风趣地问：“这是送给我的吗？”同志们说：“这零件是谁加工的，就在纸包上写上谁的姓。”毛泽东指着这包零件诙谐地说：“这厂里还有我的本家呢，那么这一包就是我加工的了。”同志们听了，都笑了起来。
11时40分，毛泽东来到了广场上，这时大楼前已聚集了许多人，楼窗也打开了，人们在楼上楼下一齐鼓掌欢呼。毛泽东频频挥手，向欢呼的人群微笑致意。然后毛泽东一行乘车离去。①
下午3时，毛泽东在陈毅、谭震林、罗瑞卿等领导同志的陪同下视察了军事学院。
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刘伯承率院、部、系领导和各教授会主任迎接毛主席。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学院组织、训练等方面的情况，亲切地接见了院和各部、系、教授会的领导干部。经刘伯承介绍，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当刘伯承介绍到曾在抗大当过教员，现任宣传教育部部长郭奇时，毛泽东说：“我认识你，你是延安的大哲学家。”
在介绍到战史教授会主任方正时，毛泽东说：“你是方正，不但要方，还要圆，没有方圆不成规矩嘛！”
毛泽东对大家说，党中央派刘伯承同志当军事学院院长是知人善任的。毛泽东勉励大家在刘伯承院长领导下，把军事学院办得更好，把培养全军中、高级干部的工作做得更好。
接见完部、系领导，毛泽东又在大礼堂亲切接见全体学员。他们中间有杨得志、韩先楚、刘震、陈锡联、李天佑、廖汉生、张震、吴克华、杜义德、张翼翔、李成芳、罗元发、黄新廷、陈先瑞、刘忠、贾若瑜等著名将领。毛泽东殷切地希望大家要好好地总结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
毛泽东还兴致勃勃地视察了南京军事学院的校园，当他看到院内有一个设备完好的室内游泳池时，随即提出要到游泳馆游泳，并在这里愉快地游了一个多小时。休息时，他和刘伯承等领导同志谈笑风生。毛泽东对刘伯承说：传达我的命令，大将除外，从上将到少校都要学会游泳，明年和我一起横渡长江！①
视察完军事学院，毛泽东到北京东路南京市委机关大院，接见了正在参加中共南京市第四次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出席江苏省工商业联合会执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以及南京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代表200多人。毛泽东说：“让我们共同开辟社会主义大道。”②
下午，毛泽东结束了在南京的视察，在陈毅的陪同下离开南京北上。
在经停站和行进途中，毛泽东还不断与各地同志谈话，征求对农业发展规划的意见。
12日，专列途经天津。
上午11时左右，毛泽东视察了西郊王顶堤村。
村干部示意让群众闪开一条路，将毛主席请到村办公室。这里条件简陋，只有一张长方桌和两条长板凳。毛泽东刚坐下，南郊区白塘口村党支部书记李吉顺赶来，毛泽东同李吉顺亲切握手，并请大家都坐下。毛泽东指着站在门口的杨起发问：“你领导什么？”杨起发说：“我管生产。”毛泽东同他握握手，又指徐茂起说：“他负责什么？”书记介绍说：“他是村长，他身边的陈玉兰是村团支部书记。”毛泽东点点头，用手指点着说：“支部书记、村长、团支部书记、妇女队长、民兵队长，好！你们这是农村五大领袖，怎么还差一位？”书记赶紧派人叫妇女队长徐茂芬来。毛泽东问：“你多大了？”徐茂芬说：“24岁。”毛泽东看徐茂芬这么年轻便关切地说：“你领导老太婆行吗？”徐茂芬说：“能行。”毛泽东又拿起桌子上的报纸问：“能看报吗？”徐茂芬说：“能看，现在正上识字班。”毛泽东点头说：“好，好。”
毛泽东问：“村里有多少户？多少口人？”徐茂起回答：“365户，2000多口人。”毛泽东又问：“怎样计酬？”徐茂起回答：“记死分。”毛泽东问：“合理吗？”徐茂起回答：“不合理。”毛泽东又问：“不合理怎么办？”徐茂起回答：“现在改为‘死分’活记，就是干完活评分，根据干活多少、干活的质量，大家坐下来评，有记工员记分，就是时间长点。”毛泽东说：“这样比较合理。”毛泽东又问：“村里有多少地？”书记回答：“村里土地比较多，主要是稻子、苇子、鱼、藕、韭菜五大产品，荒地种苇子，水里养鱼、栽藕，洼地种稻子，高地种韭菜。”毛泽东接着问：“收入高吗？”书记回答：“收入不低，一个劳力一天收入三块多钱。”毛泽东又问：“搞合作社有困难吗？”书记回答：“没有困难。就是富裕中农不愿入社。”毛泽东又问：“为什么？”书记回答：“他们的土地好，劳力多，农具齐全，入了社怕吃亏，他们还想跟合作社竞赛呢，他们暗地里偷偷施肥料，力图使他们的产量高。”毛泽东听了点点头。
毛泽东还询问了李吉顺南郊白塘口合作社及计酬情况，李吉顺都一一作了汇报。毛泽东和村干部们座谈了一个多小时。①
下午2点，毛泽东视察了天津第二毛纺厂和天津示范机器厂。
黄火青市长向毛泽东介绍了厂里的领导。大家陪同毛泽东，先走进梳毛车间。毛泽东很感兴趣地看着梳毛机生产过程，问：“原料从哪来？”刘耀珍厂长把原料生产地、来源、性能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从梳毛车间走出来，下个工序是东二楼精纺车间。大家陪同毛泽东走上楼梯。这时，刘耀珍厂长伸出手，要搀扶一下毛主席。毛泽东轻声说：“自己可以，自己可以。”他老人家迈着稳重的步子，健步走上东二楼。正要走进精纺车间，工人郑鹤举正好从门里迎面出来。郑鹤举一抬头愣住了，他局促不安地将油手在工作服上揩擦着，不好意思伸手。毛泽东看出工人的为难处境，抢先一步，将郑鹤举的油手握住了，问他：“你好！你辛苦了！”
毛泽东来到精纺车间，车间的工人们顿时沸腾起来。毛泽东微笑着，不时地和大家招手，挨着工序察看到细纱机旁，看见一位女工正坐在小板凳上低着头聚精会神地擦钢领（细纱机的机件），毛泽东在她身边停住，和蔼地问候说：“同志！你辛苦了！”
毛泽东下楼梯时，问：“私方人员在吗？”厂里领导回答：“在。”当即由公方副厂长袁书强去请朱继圣，其余的人继续陪同毛泽东参观织呢车间。
毛泽东见到朱继圣时说：“哦！朱先生，老朋友啦！”朱继圣赶上去和毛泽东握手，热情问候：“毛主席好。”然后一起陪同参观。当走出织呢车间的时候，看见门框上贴着一张大纸，上面写着这样几个大字：“外边天冷，出去穿衣戴帽！”毛泽东指点着一字一字地念完了，满意地说：“很好！”在整理车间，毛泽东很感兴趣地细致看完了各种呢绒成品，称赞道：“我们也能做出这样的好产品了。”当走出整理车间的时候，陈毅副总理问了一句：“朱先生，这个呢子落色不落色啊？”朱继圣忙说：“不落色，不落色。”“要在‘五反’以前可就不保险吧！”陈毅副总理幽默地随上了一句，引得大伙儿哈哈地笑了起来。毛泽东也笑了。“你办公的地方在哪里？”毛泽东问朱继圣。朱继圣向大楼一指：“请您到里边坐一坐。”
大家随着毛主席走进办公大楼，来到朱继圣的办公室里。朱继圣让毛泽东坐在他的办公椅上，毛泽东风趣地说：“还是你坐吧，帅不离位嘛。”随即坐在一张木椅上，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本英文书，随便念了几句，又问朱继圣说：“朱先生！你过去学什么的？”朱继圣坐在对面说：“在美国学经济。”毛泽东又问：“公私合营前后有些什么变化呀？”朱继圣回答道：“党和政府对仁立的公私合营非常重视，工厂里的生产、工作、人事安排等都是反复酝酿、充分协商的。”毛泽东问：“生产怎么样？”朱继圣回答：“仅以毛呢纺织厂为例，合营的第一年总产值为1949年的2.4倍。”毛泽东站起来，以亲切关怀的口吻勉励大家：“加倍努力，好好工作。”
下午4点半左右，毛泽东又来到示范机器厂。毛泽东和市委书记黄火青一起下了车，同来的还有陈毅、罗瑞卿和市领导万晓塘等。厂领导请毛泽东上楼休息一下，而毛泽东却健步走向车间。
厂领导边走边向毛泽东介绍情况。当汇报到工厂已进行了一次“四马分肥”，给资本家们分了红，而资本家们还总对重工业发展慢有些意见时，毛泽东似乎已了解了这些情况，鼓励他们说：“你们发展得不慢嘛。”
毛泽东在车间里边走边问，时而走近机台，时而停下来观看工人操作。当走到Su50车床时，工人正在加工火车大轴，毛泽东很感兴趣地停下来观看，问：“这是新技术吗？”厂领导回答：“这就是强力切削。”毛泽东连连点头称赞。
毛泽东询问了产品质量情况，当时正在成批生产Cb15车床。厂领导向毛泽东汇报产品质量有三大问题：丝杠变形、齿轮噪音、车活不光，正在发动技术人员、工人攻关。走到磨齿机前，厂领导介绍了齿轮经过磨削后可以提高精度和光洁度，可以解决噪音问题。当看到丝杠吊挂在架子上，厂领导告诉毛泽东，现在还只是用土办法，加强时效处理，在导轨磨前看到磨削床身解决床身凹心问题，在钳案子旁看到工人正在仔细进行齿轮倒角，厂领导介绍了这些措施对解决产品质量都有关。毛泽东观看得很仔细，也很有兴趣。
毛泽东对每项技术革新和工人、工程技术人员的发明创造都很认真地听取汇报和仔细地观看。当走到工具车间看到地上放的是加工直径为两米多的大齿轮所用的大滚刀时，毛泽东问这是做什么用的，厂领导介绍说这是加工大齿轮的滚刀，这种滚刀以前国内还不能生产，是厂工程技术人员研究了一些国外数据、图片而自行设计、采用镶片办法制造的，质量很好，而且节约了大量的高级钢材。毛泽东很感兴趣，便蹲下来仔细地看了一会儿。
在毛泽东视察的整个过程中，职工始终全神贯注地紧张地坚守在机台岗位上。看到毛泽东要离开了，工人们再也沉静不住了，立即沸腾起来，三个车间的人都拥了出来，不约而同地高喊：“毛主席万岁！”临别时，毛泽东和厂领导一一握手，在欢呼声中毛泽东登车离开了工厂。①
当晚21时15分，毛泽东回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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