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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后十四次离京

2013年12月30日09:0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十八 到广州扩大调查

1956年春夏,毛泽东仔细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汇报。4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之后,毛泽东又准备到各地去视察。他对当时工业农业方面出现的增产增收和群众日益高涨的生产热情非常高兴,打算到各地再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为工业、农业的进一步大发展寻找新的出路。

1956年4月25日至28日,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各省、市和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25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主张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赞成这样做,周恩来更是竭力劝阻。

胡乔木回忆说:“一九五六年各条战线、各省市根据毛主席一九五五年冬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的精神,加快速度,扩大了预定计划的规模,增加了预算指标。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颐年堂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追加一九五六年的基建预算,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①

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有关党的八大问题。

30日,毛泽东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开幕式,接见了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代表。

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了首都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游行队伍。

2日上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第二次谈《论十大关系》。下午讨论,讨论结束时,毛泽东又作了结论,并且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3日,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乘飞机外出视察,从北京飞广州。

飞机飞越长江,毛泽东将脸紧贴在窗户玻璃上,半站半蹲,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长江上正在修建,已露出水面的桥墩。说:多么好看啊!

12时30分,经过四个半小时的飞行,专机在武昌南湖机场降落加油。毛泽东对刘亚楼说:还是飞机这东西好,飞得快。我们就是要有自己的飞机才行。

下午6时,又经过三个半小时的飞行,专机到达广州白云机场。毛泽东在广州住在小岛宾馆一号楼。

5月8日,毛泽东代中央起草了中央转发中央代表团关于当前西藏动态和代表团工作情况报告的通知。

晚上,毛泽东在广州召集陈云、陶铸开会。会议开至翌日凌晨1点。

11日,周恩来在北京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反保守、右倾从去年八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不能一直反下去了!”

这个月内,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再次就解决定得过高的1956年国家预算交换意见,并指导起草预算报告稿。稿中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①

5月中旬,在离京之前,毛泽东选派了家在不同地区的26名警卫战士,让他们回家,一边探亲,一边帮助他调查各自家乡农村的情况,4月23日出发,限期归队汇报。回家探亲的战士5月13日纷纷回到北京,又即刻赶到广州向毛泽东作汇报。毛泽东利用晚上时间看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有时还把战士们找来细谈。他和战士们一起讨论,经常谈到深夜。

14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具体安排的通知》。

通知说:关于你们向中央汇报工作的问题,现在已由中南几个省市开始,接着将请华东几个省市汇报(时间可能在五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日之间),然后再请西南、西北、华北、东北各省市区汇报(时间将在六月十日至七月底)。

汇报的内容有工业;交通运输;商业;农、林、水;财政金融;干部(即教育工作);统一战线安排;反革命分子安排;失业安排;少数民族问题;其他特殊问题,共十一项。

通知说:以上共有十几个题目,不可能在一次准备好和汇报完,可以分为两次或者三次准备好和汇报完。希望都经过你们的委员会加以讨论和斟酌,但不必十全十美,不大完善也不要紧。汇报的时候除第一书记应来之外,可以带几个与工作有关的助手来。以上各问题,重点放在第一至第六各项,而以第一项为主要的重点,第一项准备好了,即可汇报一次。汇报文件中要有材料,有议论,要突出地批评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并提出解决意见。不成熟的意见也可以提出。具体汇报时间,将用电话和你们商量。①

5月19日以前,广东省和广州市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广东省委提出:广州毗邻香港,是否可以吸收香港游资,弥补国内外汇和建设资金的不足。毛泽东表示:外国的游资这么多,完全可以利用,如果办一个轻工业厂,不出两三年就能赚回一个工厂,再把钱还给人家。②

5月19日至20日,湖北省和武汉市王任重、张体学(省长)、王延春(省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宋侃夫(武汉市委书记)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各省市区党委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补充通知》: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最近广东、湖北、武汉、广州等省委市委向中央汇报财经工作,均是以当地整个财经工作为对象(包括中央各部管的和地方管的);在工业方面多从中央各部管的大企业,例如长江大桥、武汉钢铁公司、长江航务局、广州造纸厂、广东糖业公司等总结经验;在财贸方面,也是以当地整个财政金融工作和贸易工作为对象,加以分析,提出意见。中央认为这样做是很好的。中央五月十四日电报中所说各地汇报对象可以地方管的或者希望由地方管的为主,而以中央各部管的为辅这一点规定,应予取消。

中央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日①

毛泽东在听取广东汇报后,提出要专门了解广东发展渔业和对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21日,他在陶铸等同志的陪同下,视察了广东水产馆。他仔细地观看了南海水产资源分布图和各种海产品及标本。他说:南海水产资源很丰富,大有可为,应很好地开发利用。②

5月21日至25日之间,由湖南汇报。

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偕同于明涛、徐羽、尚子锦、杨第甫组成汇报组赴广州。同时听取各省汇报的有彭真、谭震林等。

湖南这次主要汇报了1956年至1967年湖南农业发展规划、湖南工业、手工业以及当时突出需要请示的问题。谈到工业时,毛泽东说:这么大的中国,就只有一个鞍钢!各省是不是也可以办钢厂?一个省要有几个大厂做骨干,把小厂带动起来。他联系武钢的情况说,一个大厂可以一个东西为主,还可以搞点其他。大工厂可以带几个孩子。湖南是否办一个年产20万吨的钢铁厂?你们去研究。当听到醴陵瓷厂是由许多家庭手工业个体户联合起来的,原料、加工都有不少矛盾时,毛泽东插话说:在我国,农业是大洋,手工业是大海,必须慎重处理。我们不能超越这个现状。又说,一万年都有手工业,譬如用牙齿吃饭,你总得用牙刷,生产牙刷的手工业就存在。国营、私营、集体、个体,个体与个体都会有矛盾。矛盾是客观存在,怎样解决,靠大家去摸索。

听取农业汇报时,毛泽东说,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究竟走什么道路,值得探索。苏联是先工业化,后合作化,我们是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合作化后如何处理工业农业的关系,还没有解决。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无疑的。但是建设工业需要资金,需要原料,需要市场;还有城镇居民、工人要吃饭。这要靠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才能解决。我们要适当调整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工农业并举,适当地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湖南是农业发展较快的省份,醴陵县种植双季稻的经验在长江以南各省正在推广。“湖广熟,天下足”,湖南农业的好坏,对全国有很大影响。你们要宣传好《农业发展规划纲要四十条》,把农业搞上去。

正在汇报中,陶铸进来了。他介绍了广东的典型事例,对湖南很有启示。

毛泽东说,看来,省与省之间要交流经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①

5月26日至28日由广西自治区和江西汇报。

29日,毛泽东视察了广州造纸厂和广州通用机械厂。视察后游珠江,从白鹅洋至海角红楼。

毛泽东这次在广州共住了27天。召开了20次会议,先后听取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五省汇报工作29次。专门研究这五个省的工作。在广州期间下珠江游泳12次,到越秀山游泳场游泳七次。

毛泽东不满足在珠江游泳,提出要到武汉游长江。罗瑞卿、汪东兴、王任重都坚决反对。毛泽东指示:先派人去试试水性。于是警卫一中队队长韩庆余受命考察。他在沿江作了一些询问,没有下水就回来汇报说长江不能游泳。毛泽东再派副卫士长孙勇实地考察。孙勇游一趟回来,报告说“完全可以游”。于是,王任重赶回武汉做准备。

毛泽东在结束广州之行时对陶铸说:敞开大门,引进外资,这个想法很好。你们赶快写个报告,我们到北京进一步研究。①

30日上午6时,毛泽东乘飞机离开广州去长沙。随机的有罗瑞卿、杨尚昆、张耀祠、汪东兴、叶子龙、杨德中等八人,其余人员则乘火车。

毛泽东走出机场,乘坐停泊在机场附近的湘江内的一艘汽轮巡视湘江。毛泽东触景生情,吟诵出苏东坡的《前赤壁赋》。毛泽东在船上与湖南省委领导同志交谈。午餐后,毛泽东稍事休息,约1点更衣,从猴子石下水畅游到水陆洲后登岸休息。毛泽东身披浴巾,向正在洲上种菜的菜农走去,和他们交谈。半个钟头后回到汽轮上,驰向东岸。由程潜陪同游览了烈士公园,瞻仰了烈士塔、纪念亭。

晚上,毛泽东住在蓉园。这次毛泽东到湖南,听取了省委负责人周小舟、胡继宗、谭余保、周惠和长沙市委书记秦雨屏的汇报。

31日早上7点20分,毛泽东乘飞机离开长沙到武汉。飞机降落在武汉南湖机场。

随行的有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刘亚楼、江青。湖北省领导王任重、张体学、宋侃夫、李尔重在机场迎接。

毛泽东在机场看到有一座他的大型塑像,满脸不高兴,对王任重说:“一定要搬掉,不然惟你是问。”①

毛泽东从机场出来,直接登上停在长江的“武康”号轮船。在船上和省、市、武汉军区的领导见了面。接着听取了长江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的汇报。

轮船徐徐前进,近处,长江大桥工地,热火朝天。

“武康”号轮到了汉阳晴川阁附近水面,彭敏请示毛泽东:“是水上看?还是岸上看?”毛泽东说:“水上看。”在船上,可靠近工地,更清楚地看到汉阳岸边露出水面桥墩的脚手架。

“武康”号轮,在大桥二、三号桥墩和三、四号桥墩中穿行。装吊工、范本工和钻探工在离长江面20至30米高的架子上操作,潜水工人不时潜入水中作业。桥墩周围是宽大的工作平台和安全钢绳,建设者在这里上上下下紧张地忙碌,钢梁正在向江中心延伸……

毛泽东望着正在施工的工人,频频招手。

在船的甲板上,毛泽东和湖北省委、武汉市委、武汉军区的领导一一握手后,听了彭敏的汇报。他听得专心致志,非常认真。令毛泽东高兴的是大桥用的钢梁杆件,都是新中国自己制造的。

彭敏详细地汇报了中苏建桥专家共同创造的世界桥梁史上史无前例的大型管柱基础和管柱钻孔法。

毛泽东赞道:“管柱钻孔法是苏联人西林发明的,他们不敢用,我们敢用,证明是成功的。”“困难中往往能产生新的东西。”但他对汇报中提到的新方法从社会意义上说是社会主义的劳动方法的说法不以为然。假如美国采用了这种方法也是社会主义劳动方法?他说:“在劳动方法上,资本主义国家至少比我们的劳动方法还进步。而劳动方法只是科学不科学。”

王任重说:“劳动方法和社会制度不应该混为一谈。”

毛泽东一面听一面翻阅资料,还不时地提问。他说:“要在建桥中培养上百个建桥工程师。”“我们的任务是要建成,学会。”

毛泽东又问:“参加修建钱塘江桥的老工程师现在还有谁?多大年纪了?在哪里做?”

“茅以升,罗英。”彭敏回答。

毛泽东在一张纸上记了下来。

杨尚昆问:“什么叫覆盖层?”

毛泽东给他解释:“就是岩石上的沙层。”并问彭敏:“是不是?”

彭敏说:“是。”

毛泽东关切地问:“潜水工如何在水里潜下去?水里怎样进行烧割和电焊?”

彭敏详细地做了回答。

毛泽东又问:“为什么铁路1957年10月通车,公路要到年底?”

“铁路在下层,钢梁架完后铺路即可通车;公路在上层,钢梁架设后,还要有一段时间铺路面。”彭敏回答。

“长江还要修几个桥?”毛泽东问,但没有人回答。毛泽东自己回答:“将来长江再修上20个、30个桥,黄河上也修几十个,到处都能走。”①

中午,毛泽东在船上吃饭,东湖客舍厨师杨纯青为毛泽东准备了四菜一汤。

下午2时,毛泽东第一次畅游长江。

毛泽东说:“经常游泳的好处多得很哩!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接触各方面的人,是了解社会情况的好时机,又是最好的休息。”

毛泽东兑现了他在飞机上对罗瑞卿、汪东兴、刘亚楼等人的许诺,在江中示范立正、稍息、睡觉、坐凳子。

毛泽东第一次畅游长江,到汉口湛家矶才上船,时间两小时零五分,共游了30里。②

晚上8时,毛泽东到武汉歌舞剧院看文艺演出。

这次,毛泽东在湖北,叶子龙向王任重提出:“主席身边需要一个人,帮主席做点资料工作。主席的意思是要一个本地人。”

王任重决定叫梅白去。梅白当时是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

毛泽东开会有个习惯,就是不要秘书参加。他对罗瑞卿说:“罗长子,你不要搞神秘主义,妨碍我接近群众。”又对梅白说,“小梅,你来我身边,我高兴。但不要什么研究研究,审查审查,要随便。”

毛泽东又说:“不要秘书参政,更不要秘书专政。你到我身边来,不能干扰我,你可以做些减少我的劳动,增加你的智慧的工作。”

毛泽东告诉梅白如何整理报纸,必看的画红记号,反动的新名堂画蓝记号。代看的报纸有香港的《真报》、《大公报》,苏联、英国、美国等国家的报纸。①

6月1日上午7点30分,毛泽东听取了裕华纱厂和六渡桥百货商店党支部的汇报。

10时左右,毛泽东由王任重等人陪同过汉水桥来到了坐落在晴川阁下的武汉第一棉纺织厂。

在通往车间的路上,毛泽东问厂党委书记杜良英:“听说你们这里1954年涨大水,涨得有多高啊?”

“到了堤边。”杜良英指着厂门边的防水堤说。

“这么高呀!”毛泽东非常感慨,盯着堤坝,又看了看。

王任重在一旁补充道:“1954年防汛,国棉一厂紧靠长江、汉水,危险最大。但职工们不仅保住了厂房,还超额完成了国家生产计划。”毛泽东赞许地点了点头。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权力下放。毛泽东问:“你们要什么权呀?”王任重接过话题:“他们什么权力也没有。比如1954年防汛,职工们不但保住了工厂,还超额完成了任务,国家奖励他们十万元。但他们想建一个俱乐部都不能做主,还要请示上级,哪有权哪!”

毛泽东说:“那就不对了。”

进了清花车间,厂长刘锦堂详细介绍了车间的生产工序和生产情况。毛泽东边走边看。当他看到清花车间的上包工序还是手工操作,工人要先抖好花再抱到机台上抓棉,6月暑天,穿着短衫依然汗流浃背,身上沾着朵朵棉团,毛泽东注意地看着,不觉微微皱起眉头,心疼地对刘锦堂说:“要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啊!”

去钢丝车间的路上,卫生员递给毛泽东一个口罩。毛泽东接过来,风趣地说:“这是要我戴的吗?”他将口罩握在手里。

走进了钢丝车间,只见整洁的地面上,一台台锃光发亮的机器排列有序,棉卷从机身后面吸进去,随即又变成雪白的棉条从前面源源不断地吐出来。

“这是什么机器?”毛泽东问。

“梳棉机。”刘锦堂看到毛泽东饶有兴趣地用手轻轻抚摸机身,接着说,“我们厂的机器全部都是国产的,是我们工人自己安装的。”话音未落,只听到有人发出惊喜的呼声:“毛主席,毛主席!”

在后纺车间,老工人徐心善拨开拥挤的人群,挤到毛泽东面前,颤声叫道:“毛主席好!”两行热泪流下来了。

毛泽东握住徐心善的双手,连声说:“工人阶级好,工人阶级好!”

到了成包车间,毛泽东站在小包机旁,注意地看着工人拉纱。当时,成品纱在打成小包装箱前,还有一个人工墩纱的工序,操作工必须不停地走动,把摇好的纱墩直、绞好,再打成小包。由于长年行走的缘故,那一方地板上留下了两行墩纱工踏出的脚印。毛泽东认真地对身旁的厂长刘锦堂说:“工人的劳动强度这样大,为什么不能改一下?你们要搞技术革新,改变这种消耗工人体力的状况。”

在变电车间,毛泽东走到变压器旁,兴奋地问:“这是国产的吗?”

“是的。这是您的家乡湘潭生产的。”工人回答。

毛泽东笑了。

回到办公室。毛泽东与厂领导亲切交谈。毛泽东问杜良英:“情况熟悉了吧?”又问厂长刘锦堂:懂不懂生产?工人现在的工资一月是多少?工人文化程度怎么样?毛泽东说:“你们要关心职工生活。他们都是些新工人,要关心他们的文化学习。你们是一个新厂,要把生产搞上去。”

毛泽东又指着墙上挂的劳动模范光荣榜问:“这上面,你们厂里有几个人?”

“三个。”杜良英马上把厂里几位劳模向毛泽东做了介绍。

“你们到过北京吗?”毛泽东问。

“去过。”劳模们回答。“那我们不是第一次见面了。”毛泽东风趣地说。

在欢快的笑声中,毛泽东又问劳模陈爱娥:“你是哪一年进厂的?”

陈爱娥回答:“1952年。”

“读过书吗?”

“在厂里的夜校学习。”

毛泽东鼓励说:“你们是先进,要好好学习文化技术。”

毛泽东要走了,他提议道和大家照张相。几个劳模围在靠椅旁,毛泽东站了起来,连声说:“怎么你们都站着,就我一个人坐着?不行,重来。”

厂门口站满了工人,水泄不通,他们要亲眼看看毛泽东。罗瑞卿一见急了,急忙喊道:“同志们,人民领袖来了,大家都想见到,请大家站两旁,让出道来,让毛主席走,好不好?”

“好!”大家齐声说,整齐地站在两旁欢送毛泽东。毛泽东坐在车里,微笑着向送行人群告别。

在回汉口的路上,毛泽东对王任重说:“我要下汉水游泳,然后出汉水进长江。”

王任重劝道:“今天休息,明天再游吧。”①

2日上午,毛泽东听取了武汉重型机床厂党委书记、厂长史梓铭和副厂长孙毅关于武重建设和生产准备情况的汇报。

武汉重型机床厂当时刚破土动工,厂区一片空白,谈不上生产,也没有产品,拿什么汇报呢?毛泽东也知道,武重开工建设两个月,不可能马上投入生产,但武重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不能不使毛泽东操心,他很急切地想了解有关情况。

史梓铭、孙毅随王任重走进一简陋的会客室。一进门,毛泽东就招呼他们坐下。史梓铭向毛泽东汇报了武重筹建情况、工厂规模、主要产品以及生产准备工作。当汇报到武重边建设边在外厂试制产品时,毛泽东高兴地点头说:“你们在工厂建成前,就在外厂建成了新产品,这个做法很对。”

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说:“看起来企业的协作问题,是个长期的问题。”

当汇报到武重正在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培训新工人的情况时,毛泽东高兴地说:“及早抓住对工人的培训工作,使新生力量很快地成长起来,将来新老结合,床子开动,你们就主动了。”

当史梓铭告诉毛泽东,许多兄弟工厂都在积极给武重支援人才时,毛泽东问道:“你们去过那些厂吗?”接着说,“要亲自去。请他们及时支持,而且不能要差劲的支持。要像相亲一样。你们亲自看看对象,如果是个大麻子,你同意吗?”“做公婆的要了解新媳妇是什么样,凡是老厂支持你们的人员,你这个厂长都应该看看,要他们认识你。”“反正,不能一个长相,反正不能独裁。”说完微微一笑。大家听完毛泽东中肯而风趣的话,都笑了。

当史梓铭说到要进一步培养锻炼技术干部、管理干部和工人骨干的措施,采取“三班两套”(即一班派往苏联学习,一班分赴国内各兄弟厂学习,一班留在厂里边搞基建边学习。两套是一套人马在国外,一套人马在国内)时,毛泽东拿起铅笔在汇报提纲上改为“两套三班”。

毛泽东听史梓铭说武重职工决心提前一年半把工厂建成,尽早发挥国家投资效益,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早做贡献的决心后,毛泽东欣喜地说道:“你们要有雄心壮志”,“路是人走出来的,经验来自于实践!”

汇报结束,毛泽东笑着说:“你们的汇报,我很满意。我请你们吃饭。”

王任重插话:“主席,您很忙,他们的饭我已准备好了。”

吃完饭,当史梓铭、孙毅向毛泽东告别时,毛泽东却说:“我要去看看这个厂。”

史梓铭、孙毅一听,急了。因为厂里正在搞土建,到处堆放着建筑材料,设备器材,道路高低不平,车子进出很颠簸。史梓铭说:“厂里路不好走,请主席不要去了。”

毛泽东坚持要去,说:“你们能进去,我就能进去。”

正当毛泽东、王任重、史梓铭、孙毅一行的车到达工厂时,突然一阵暴风雨从天而降,厂区本来高低不平的路,遍地积水、泥花四溅,汽车无法前行。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在大家再三劝说,才没有进入厂区。但毛泽东让司机开着小车围着厂区转了一圈,他把脸贴在玻璃窗上,透过水帘,朝厂区望着,望着。

分手时,毛泽东对史梓铭、孙毅说:“你们今后工作中发生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写信给我”,“到生产机床时,我再来看。”①

下午2时,毛泽东第二次横渡长江。这次,他提出要从长江上游下水,穿过桥墩,游过长江、汉水汇合处。

下午两点多钟,雨停了,毛泽东出现在汉阳鹦鹉洲附近江面。这次是从汉阳江边下水,计划游到青山武钢码头。

这里是长江、汉水的汇合处——龙王庙。水势异常湍急,漩涡套着漩涡。正常情况流速每秒三米,是游泳的险要地段。毛泽东就在这里下水。穿过长江大桥1、2号桥墩后,一直向前游去。这天气温不到摄氏20度。三四级的东北风把江面卷得浪滚潮涌。

毛泽东对陪游的王任重说:“这是多么好的游泳场所,应当号召人们到大江大河里去游泳,可以锻炼人们的意志。有些人害怕大的东西,美国不是很大吗?我们碰了它一次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到武昌徐家棚,毛泽东上船,游程30里。①

晚上,王任重请毛泽东移居东湖宾馆。

6月3日晨,王任重来到东湖客舍毛泽东住地。卫士向他示意,毛泽东尚在熟睡,这一觉,睡了九个多钟头,这是近几个月来睡得最香最甜的一夜。因为睡不惯高级弹簧床,这一夜,毛泽东睡在地板上。

因为东湖客舍是第一次接待毛泽东,没有经验,出了点纰漏,王任重也没说啥,他只是要求立刻请木工做一副宽大的木板床,可以睡得下两个像毛泽东这样身材魁梧的人。做完大木板,又马上做了一张可以搁得下大木板的大木床架,使毛泽东第二天就睡到了他喜欢睡的木板床上。

3日11时至下午1时,身穿睡衣、脚穿拖鞋的毛泽东接见武汉钢铁公司总经理李一清、副总经理韩宁夫,听取他们关于武钢工程建设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笑着说:“冶金工业过去不熟悉,大家都要好好学习。今天你们谁先讲?”

韩宁夫首先向毛泽东汇报了武钢的建设规模、平整场地、施工进度、施工队伍与工程衔接中存在的问题。

李一清介绍了施工中修改苏联设计方案的两个问题。李一清说:“苏联专家为兴建哈尔滨亚麻厂提供的初步设计中有马厩和洗马间。中国工厂不养马,难道也照样修建?”李一清说,苏联专家在设计武钢厂房时,也有这个问题。武汉的夏天胜似火炉,而武钢厂房按苏联地处寒带设计成全封闭式,岂不成了一座座“蒸笼”。武钢将厂房由全封闭改成了敞开式的结构,这符合武汉实际。再一件是中国缺钢材,而苏联设计的厂房全部是钢结构,武钢统统改成水泥结构。这两项改动,既省时间又省资金。

毛泽东聚精会神地听,不时微微一笑。他对李一清、韩宁夫的汇报是满意的。

下午1时,毛泽东和王任重留李一清、韩宁夫一起用餐。饭后吃水果,毛泽东随手拿起一块西瓜,却将一盘芒果推到李一清、韩宁夫面前,说:“楚汉分界,你们吃高贵的,我吃卑贱的。”

李一清、韩宁夫不好意思地笑了,将芒果推向毛泽东这一边。毛泽东阻止了他们,并说:“我吃西瓜,吐出瓜子;你们吃芒果,要吐出钢铁。”①

听完李一清、韩宁夫汇报,毛泽东又召见了长办主任林一山。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召见林一山。因为有了上两次的详谈,这次,毛泽东只是与这位老朋友见面,问了些三峡上的技术性问题。

下午3时30分,毛泽东决定要在雨中游长江。武汉市副市长孙耀华建议毛泽东去东湖游泳,毛泽东不乐意。他认为,东湖是静水,长江是动水,是最好的天然游泳池。

这次,毛泽东从汉阳下水,穿过正在施工中的长江大桥的桥墩,向武昌游去。这时长江两岸堤上的群众发现了在长江中游泳的毛泽东。顷刻,人潮涌动,观看领袖游泳的人群形成长龙,随着江中的毛泽东向前游动,形成了数万人观看领袖畅游长江的壮观场面。毛泽东在水中向岸上群众频频招手致意。这次,历时两小时,游程在30华里以上。①

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东湖客舍,填词《水调歌头?长江》:

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1957年1月,此词在《诗刊》上公开发表,毛泽东将词题改为《游泳》。②

3日,毛泽东到工农业展览馆参观。

6月4日毛泽东本来约谈财经工作,后取消。中午,他乘飞机离汉返京。

下午5点16分毛泽东回到北京。途中因遇雷雨,飞机避让,迟到了一个多小时。

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毛泽东对叶子龙、汪东兴说:“我们必须抢时间,争速度,走到时间前头,一寸光阴一寸金。人生的时间就这么多,我们要建设祖国,必须只争朝夕,把革命事业干到底。”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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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吴思瑶、赵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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