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对农村合作化运动第三次调查
浙江是当时农村工作部认为合作化运动矛盾最突出的地方，下令浙江农村合作社要坚决收缩，要砍掉大批合作社，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浙江要下马。为了了解情况，毛泽东决定亲赴浙江调查。
1955年6月8日，毛泽东离开北京直奔杭州。
10日，毛泽东到杭州，下榻在刘庄一号，毛泽东这次在杭州住了8天。一边调查农业合作化情况，一边审阅有关胡风问题的材料。
一到杭州，毛泽东便听取了浙江省委领导关于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汇报。毛泽东说：单干是没有出路的，农业合作化是农民走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
毛泽东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让他将他收集的关于河北、山西两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情况，包括下面大发展，省委核减等数字，写一个简要材料，“给我为盼。”①
到杭州的第二天，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在省委领导的陪同下，到新登县视察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对陪同视察的省委领导说：“实现农业互助合作，要采取逐步前进的步骤，由社会主义萌芽的互助组，进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再进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社。”②
毛泽东还派出身边的工作人员，分头到周围农村，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农村情况。
到余杭调查的同志了解到， 当地农村血吸虫病发病严重， 向毛泽东做了汇报。不几天，毛泽东亲自赶到余杭，走进农民家中，了解血吸虫病、血丝虫病的发病情况。他把卫生部的负责同志请到杭州，专门研究怎么消灭血吸虫病、血丝虫病，很快派出血防人员到疫区进行血吸虫病调查，免费为疫区人民治病。①
毛泽东在杭州期间，还审阅、编辑了有关胡风案件的材料。
12日2时，毛泽东批示：“定一、周扬、邓拓同志：写了一个序言，两条按语，另外有些文字上的修改。请你们看后打清样交上次会议那些同志看过，加以修改，然后付印。”②
16日2时，毛泽东批示：“尚昆同志转交定一、周扬、邓拓同志：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请你们再看一遍，如无错误，即可付印，并打纸版送各地照印。
“此书出版的时候，可将《序言》一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题目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以期引起人们注意。其他的，不要登报。”③
这次到杭州，毛泽东像前几次一样，除了散步、爬山，还几次到南屏俱乐部室内游泳池和玉泉游泳池游泳。但后来毛泽东再没到玉泉游泳池游泳了，因为他发现，每次他来，游泳池门口都挂出“内部整修，暂停开放”的牌子，他心里不安，不愿意因为自己而影响大家。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让护送文件的飞机将正在北京的毛仙梅、毛泽嵘、文炳璋等带到杭州，好随车将他们带回长沙。
6月18日下午7点50分，毛泽东告别杭州，毛仙梅、毛泽嵘、文炳璋随毛泽东回长沙。
19日，专列途经南昌，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江西省委负责同志就农业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汇报。
19日晚上，专列途经长沙，停在大托铺专线。
20日上午10点，在罗瑞卿、汪东兴、周小舟、谭余保、省长程潜、语言学家杨树达等人陪同下，毛泽东来到湘江边，他要横渡湘江。
当时湘江涨水，大家劝说毛泽东不要下水，但没有动摇毛泽东的决心。10点30分，毛泽东从城北七码头乘船逆江而上。在船上，毛泽东接见了长沙市委书记秦雨屏。秦简要汇报了长沙市的情况。经过20分钟的航行，到达猴子石。毛泽东在此下水，一小时后，顺利到达河西，在牌楼口北侧登岸。
上岸后，毛泽东乘车至岳麓山。登山前，省委准备了两抬轿子，毛泽东坚持步行，从白鹤泉沿着石级步步攀登，健步到达云麓宫。在云麓宫，毛泽东请客吃午饭。下午3点，因下雨，毛泽东未去爱晚亭，直奔岳麓书院、赫曦台。在参观岳麓书院时，毛泽东同杨树达讨论了文字改革问题，征求对文字改革的意见。略览岳麓书院后，毛泽东又来到省长程潜住处探望。
晚上7时，周小舟、周惠、谭余保、胡继宗前往大托铺，在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湖南农业合作化兴起状况及初步经验与问题。并以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合作社经过整顿，树立了贫农优势为例，说明农业合作化高潮即将到来。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当即嘱咐，把有关材料迅速整理寄给他，以供研究。①
6月20日午夜，专列离开长沙赴武汉。
21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湖北省委负责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汇报。
22日，专列途经郑州。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副书记赵文甫、杨珏和省军区司令员毕占云等赶到车站迎接。河南省会刚从开封迁到郑州，毛泽东应邀来到新建的省委办公区，在省委北院办公楼二楼会议室，毛泽东询问了每个人的名字，问到杨珏时说：“杨珏名字不错，两个玉字，古书上有这个字，一个玉好，两个玉更好。”毛泽东看到王化云说，“化云呀！你这个名字么，把云都化了，怎么下雨呀！”
毛泽东让王化云谈谈治理黄河的情况。谈到修建三门峡水库，毛泽东说：“黄河每年流入三门峡水库十几亿吨泥沙，泥沙淤积怎么办？历史上治理黄河有堵、疏的争论，有两种不同的治理办法。”
谈到在黄河上游搞水土保持试点时，毛泽东说：“这是治本的办法，但黄土高原面积大，人口少，任务艰巨，堵、疏、水土保持都可搞。”
毛泽东说：黄委会是治理黄河的专门机构，省委要支持把治理黄河这件大事办好。
谈到治理贾鲁河时，毛泽东说：“贾鲁是一个人的名字，治河有功，后人称为贾鲁河。历代王朝都治理黄河，都没治好，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把黄河治理好，你们的责任很大呀！”
王化云谈完治黄工作，吴芝圃汇报了全省发展初级农业合作社和农业生产情况。毛泽东说：“河南是农业大省，既要积极发展初级农业合作社，又要注意做好巩固工作，特别要注意培养干部，学会经营管理工作。”
汇报结束，毛泽东在会议室里吃午饭，午饭很简单，四菜一汤。饭后，毛泽东回到专列，离开郑州。①
22日晚，专列途经邯郸，在邯郸停车，毛泽东没有休息，在专列上办公。
23日凌晨3点，毛泽东就政治局会议讨论山东问题给刘少奇写信：
少奇同志：
今天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山东问题，请考虑邀安子文，钱瑛，刘景范三同志到会，听陈毅同志的报告（先将陈毅的书面报告及总结发言两件发给他们看），因这个问题曾和他们有密切关系，宜使他们与闻中央的决定。请予酌定。
毛泽东
六月廿三日三时
如少奇同志已睡，则于上午送交尚昆同志。
又：舒同同志如在北京似亦宜请他到会。②
23日，专列途经保定停车，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河北省委负责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汇报。
下午7时，毛泽东回到北京。
晚上，毛泽东约见邓子恢，提出原1956年春耕前合作社发展到100万个，同现有的65万个社比较只增加35万个，即只增加半倍多一点，似乎少了一点，可能需要比原有的65万个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130万个左右，基本上做到全国20多万个乡都有一个到几个社。毛泽东问邓子恢，你看怎么样？邓子恢说，回去考虑考虑。他回到部里，找互助合作处负责同志商量，看法一致，认为还是坚持100万个的原计划好。
24日，邓子恢见毛泽东，谈了五个多小时。邓子恢说，上年由11万个社一下子发展到65万个社，已经太多了，发生了冒进的问题，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巩固；下年发展到100万个，都要巩固下来，更不容易。如果发展到130万个，那就超出了现有办社条件许可的程度。还是维持100万个的计划比较好。为此，双方发生了争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①
6月25日，毛泽东到机场欢迎胡志明主席率领的越南政府代表团。胡志明主席拜会毛泽东后合影留念。
6月25日至7月7日，毛泽东主要忙于外事活动，无暇过问合作化的事。
7月9日，刘少奇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些意见，跟他说了，他准备向毛泽东谈谈，并建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让邓子恢参加。
10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单独进行一个小时的谈话。
11日中午12时至下午5时40分，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邓子恢、廖鲁言、刘建勋、杜润生、陈伯达、陈正人、谭震林七人谈话。
先是邓子恢汇报，介绍全国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严厉批评邓子恢，说邓子恢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邓子恢作了检讨，还说，主席啊，我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毛泽东说，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毛泽东说，我的话说得挖苦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
谈话结束了，人们起身要走，毛泽东说，不，留你们吃饭。据当时参加谈话的刘建勋回来说，他很紧张，因为这是第一次和毛主席在一起吃饭。②
15日，邓子恢又向刘少奇反映，说130万不行，还是100万为好。刘少奇说：“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
邓子恢的这一坚持，引发了毛泽东对“小脚女人”的批判，对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毛泽东对邓小平说：“邓子恢的思想很顽固，要用大炮轰。”并提出要召开全国地委书记会议。邓小平把事情缓和了一下，说是不是先开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
毛泽东对即将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极为重视，后来把它称作中国农业合作化事业乃至中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决胜负的一次会议。为召开这次会议，他做了精心准备。
7月18日，毛泽东写信给杜润生。
杜润生同志：
请将上次农村工作会议（4、5月间）的各项材料，如报告、各个发言和结论，送我一阅为盼。
毛泽东
七月十八日①
为了摸清农村的情况，毛泽东派他身边的警卫战士探家，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做调查，有河南的，广东的，广西的，湖南的。
19日，毛泽东看了身边警卫战士的调查报告，在每个报告上都写了批语。
河南兰考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由于连年水灾，该村缺粮户达百分之五十。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主要原因是发放的购粮证太少，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农民不满。毛泽东在报告上批：“此乡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
河南延津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该村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实际上没有吃的是少数。开始建社时，由于速度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则，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社里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员不断吵架，生产情绪不高。毛泽东批：“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
河南新蔡县一个乡的调查报告反映，该乡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缺粮户增多，私商从中牟利，粮价上涨。毛泽东写道：“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邹明发（较富裕的中农）有三百二十斤余粮，只出卖七十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二十斤，人民有意见。”
以上三个报告（连批语），毛泽东都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阅后退他。
广东南雄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这个村的合作社成立一年来，战胜了自然灾害，完成了增产任务，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百分之三十。许多去年有顾虑的农民今年纷纷要求入社，最后全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和一家单干外，全都入了社。农民踊跃卖粮，但也有极少数不愿卖。一户中农和一户贫农拒卖余粮，被工作干部扣留起来，造成不好的影响。毛泽东批：“扣留了两户不愿卖粮的。合作社很好。”
广西防城县一个村的调查报告说，该村粮食问题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这些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据了解，十户叫苦的中农中没有一户是真正的苦。报告又说，与防城相邻的钦县，遭受大旱灾，粮食恐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毛泽东批：“中农叫苦是假的。钦县大旱灾。”
毛泽东还表扬湖南宁乡县的调查报告，说：“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①
7月19日、20日、22日，毛泽东又连续三天，分三批听取身边警卫战士回乡探亲的调查汇报，同他们座谈。每一次汇报都在三个小时以上。
毛泽东说：“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你们见到农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了农民，就离这么远（伸着三个指头）。”毛泽东一面看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一面询问情况，并同他们一起讨论。汇报内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粮食问题，合作社问题，基层干部作风问题。他问一名战士：你家参加合作社没有？参加了合作社以后有没有时间回家干活？你家是不是比过去好一点？他说：“要分清中农多少，贫农多少，下次要调查他们的态度。”还说，“新中农思想起了变化，不愿参加合作社，老中农愿参加合作社。”汇报会开得生动活泼，战士们无拘无束地把自己想讲的话都讲出来了，毛泽东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农村合作化情况的第一手材料。②
26日，毛泽东单独找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汇报山西农业合作化的情况。
陶鲁笳说：初级社的发展是渐进的，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这三年的试办，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的。这为1954年的飞跃发展创造了条件。到1955年4月，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1%。
毛泽东问：你们的初级社在面上铺开了，有没有减产、死牛的情况？
陶鲁笳说：1954年全省减产4.8%，而初级社占60%以上的平顺、武乡等20个县粮食比上年增产3.8%。全省的大牲畜，1951年到1954年，年递增率为10%。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说，苏联集体化减产、死牛，农业生产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水平。
陶鲁笳告辞时，毛泽东一再叮嘱他，要接受苏联集体化的教训，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我们的合作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得更好。①
同一天，中央农村工作部向毛泽东报送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简情》。
这个《简情》提到：1955至1956年度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是103万余个，而不是毛泽东要求的130万个。
毛泽东在这份简报的正面和背面写了许多文字（他嘱咐这些文字不要印），记录了他此时此刻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许多思考。
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问题，他写道：“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群众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
毛泽东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优势？”这个问题实际上从1951年起草第一个农业互助合作决议时就提出来了。他的回答和判断是：“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地（经过十五年）造成这种优势。”
毛泽东又带着批评的口气写道：“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要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十分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写了这样一段话：“增加生产：必须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增产指标，决不能减产。是否能做到？我们党是否在这个问题上要犯一次大错误？苏联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是否能避免？”①
29日，毛泽东将中央农村工作部《农业合作化运动最近简情》印发省、市委书记会议。
7月末，柯庆施到京参加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有意把7月28日浙江省委常委林乎加，向中共上海局的电话汇报交给了毛泽东。汇报说：“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但在收缩中有缺点，这就是把一些可以不收缩的也收缩了，很多地方当成了运动，主要搞收缩，有些收缩得很草率，善后工作没有处理好，部分农民吃了亏，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毛泽东当即批示，印发到会的人们，并对“我们认为坚决收缩是正确的”一句加了批注：“这种估计不对”。但他对收缩伤害了部分农民的积极性这一点，认为可以使人们认识收缩的危害性。②
会前，中央书记处召集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开会，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原话：看来像邓子恢这种思想，他自己转不过来，要用大炮轰。中央决定召开地委书记以上会议，各省市委书记和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都参加。邓子恢从毛泽东调阅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材料之后，也着手写《农业合作化的几点意见》发言稿。发言稿7月31日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定名为《邓子恢的讲话稿》。③
31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会后，邓子恢立即找到刘少奇，说：我不是把农村形势看得一团漆黑，浙江收缩当时是对的，希望中央不要再鼓励大发展，突破150万，减产如何办？刘少奇劝他，要正确对待主席的批评。在毛泽东报告之后，邓子恢发言，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央全会（扩大），继续在更大范围内批判邓子恢。
8月3日，毛泽东约邓子恢谈话，问：你土地改革中那样坚决不怕中农害怕，为什么这一次就不坚决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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